这时，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也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基本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指19世纪)是洋务教育时期，主要开办了外国语学堂(即同文馆)、军事学堂(水师学堂)和技术学堂(机器学堂、电报学堂)等三类；后期(即维新运动及其以后的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的书院和科举采取了措施。1904年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以法令形式在全国推行。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至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学校由719所增到87272所，增加了121倍。学生由6943人增至2933387人，增加422倍。与此相应，1906年7月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的初等小学暂用书目102种，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1912年高梦旦、庄俞、谭廉等人编纂中小学和师范各种用书，经教育部审定，各校纷纷采用，为民国第一套完备的教科书。
近代中国的报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中外文报刊；另一类则是国人自己办的中文报刊。
外国在华最早出版的外文报纸是道光二年—四年(公元1822—1824年)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A.Abelha da Chine)。在华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是1827年发行的《广东记录》(Canton Register)。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的英文报纸是《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它创刊于1850年，原名为《北华捷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Weekly)，1863年改名并变成日报的，直到1951年才停刊。至于德、法、俄、日各国在华都有外文报刊出版。
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中文报刊为数不少，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英人韦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最早在上海采用汉字铅印的中文杂志是《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月刊。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英文《字林西报》出版了中文副刊《上海新报》。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即《万国公报》)创刊。最著名的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当属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英人美查(Ernest Major，公元？—1908年)创办的中文报纸《申报》，同年申报馆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文艺月刊《瀛寰琐记》和聚珍版丛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又出版了通俗版增刊《民报》，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还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画刊《瀛寰画刊》以及儿童刊物《小孩月刊》。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以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刊的《中外新报》最早，在内地则以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广州创办的《羊城采新实录》、次年在汉口由艾小梅主编的《昭文新港》及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王韬在港办的《循环日报》三家为最先。此后《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苏报》等报纸都很有影响。国人办的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杂志》等最具影响。
在翻译西学方面最有名的当属严复。严复先后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其中《天演论》的主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同胞。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总结出至今还为翻译界所遵循的信、达、雅原则。
翻译西方书籍，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西文化，打破封建桎梏，宣传新思想，有重要意义。从16世纪以来，先后有80多位各国传教士翻译过400多种著述，他们的翻译多为宗教图书。随着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强，我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也开始翻译与介绍。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刊。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广州设广方言馆，既培养外语人才，也从事翻译活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从事译书工作。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国际公法。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并不多。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间40多年只译出46部著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成绩斐然。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其间译书178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译著主要是工艺、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学，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医学图书，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著作。如10卷本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等。
最早的新式学堂为外国传教士所创建。从1842年英人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至香港起，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宁波、上海、福州、北京、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天津、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杭州等地设立了教会学校。从道光七年至民国元年(公元1827年至1912年)，基督教在华的学校，学生从5975人增至1912年的138937人。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出版课本84种、地图图表50幅，销售三万多份。
除此之外，文艺小说的翻译也得风气之先，颇受欢迎，英、法、美、俄等许多国家的名著相继翻译出版。其中1895年译出的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和1901年由林纾、魏易合译的《黑奴呼天录》(即美国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译本的出版，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林纾翻译的小说，依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写成。语言流畅、生动，颇具影响。仅他署名出版的就有167种，对我国读者全方位地介绍和了解西方是很有益处的。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公元1829—1890年)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主张“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大量出版基督教和西学读物。
伴随着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潮的迭起，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西书译介、近代报纸的出现、全国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
有人说我国古代的“邸报”和“辕门抄”之类，就是近代报刊的先声，然而就其内容的深度、广度，就其版面形式、刊载方式和出版周期等方面来说，二者还有相当差异。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人目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西方的强盛，力图变革图强，主张“救国保种”。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思潮与主张：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以建立新式工业的方式挽救中国；维新派力主变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取消八股取士，设学堂，办报纸，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主张都不奏效后，出现了革命派，他们主张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