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批仁人志士，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之后，提出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主张。早期的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反映出利用公共图书馆启迪民智、洗涤人心、振兴中华的愿望。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保存典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它的作用。但古代藏书楼往往要求采集善本、孤本，束之于高阁，藏之于石渠，独占性与封闭性是封建藏书楼的特点。古代官藏虽富，布衣百姓无法窥见，只有少数士大夫使用，而公共图书楼的性质就在于普及国民教育，适应人民需要。浙江绍兴徐树兰(公元1837一1902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这一转化的典型。在该楼《恳请奏咨主案文》中明确该藏书楼是“以备阖邦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之辅翼”。主张存古、开新。在这思想指导下把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声光电化各学之书和各种图画、学报、日报等馆藏七万余卷，提供读者阅览。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步进行的，其主要表现为：
由于社会的发展，印刷技术的改进，图书出版、印刷出现了一个飞跃，出版物大大增加。面对着大量出版物，图书馆管理必须规范化、科学化。由于新学、西学的引进和图书的出版，中国原有的四库分类已无法准确地反映书籍的类型，于是在图书分类上打破中国从西晋荀勖开创并经东晋李充修订而成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采用了多元分类的方法，即旧书和古籍仍用四库分类；新书依照学科分类，或是在经、史、子、集、丛书的基础上增加文、法、理、医、实业、杂志几个类目，后发展为中国人自己的分类法，如刘国钧、杜定友等的分类法。他们的分类法均以现代科学分类为基础，注明图书的著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版次、开本等内容，为图书管理和读者借阅提供了方便。1908年上海亚洲文化会中国支会图书馆，第一个使用卡片目录，方便了读者检索。各图书馆根据读者需要，逐步开展了开架阅览、图书外借、馆际互借等工作。
过去封建社会的藏书楼，读者多为官吏、士大夫，近代图书馆建立后，其读者对象是全方位的，面向不同行业的男女老少读者。这一点在各地建立的通俗图书馆尤为明显。
封建社会藏书楼入藏多以古籍为主，多以善本、孤本称奇，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则因图书馆的性质、任务不同其收藏也有所不同；或者依出版物内容、类型的不同及读者需要而有所侧重。例如像北京图书馆这样的国家图书馆，由于是国家总书库，中文书刊要求收齐收全；又如1917年成立的天津儿童图书馆，1922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的，但又根据各自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收藏符合自己馆藏特点的图书。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除一般新书外，配合学生吸收新知识的需要，尤其重视中外杂志的收藏，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裨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