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上看不见饥，也看不见陌生的、长时间积雪的大城市中路人的呼吸。说到了心。心在理智的背后将钱从一个心室递送到另外一个心室。
凡是人们形容为幸福的东西都有很高的要求：幸福实现了，幸福就会袭扰人们的思想。如果节假日为了许诺幸福而向我们提供平庸，这是一种不幸。
我遇见了一个熟人。在这张熟悉的脸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飘走了。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我觉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么他身上有什么是我熟悉的呢。这个疑问，就在我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令我感到孤独。想象着，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谁也不认识了。
当寒冷在大街上降临，生命就变得透明了：可以看见呼吸。匆匆走过的呼吸使它所属的那个人具有了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化的过程会在路人的陌生上滞留一段时间。
爱心甜饼再也迷糊不了我，在歌曲中被唱成白色的雪也迷糊不了我。做好人需要准确的理由。做好人是思想的事。当年妈妈让我看鸡头时，她应当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成为好人。”这样她就可以带着这句话被永久地保存在童话中，而不是被保留在谎言中。
如果圣诞节结束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会在什么地方。在头脑的任何地方做好人都没有了准确的理由。没有了思想。甚至没有一个能让幸福袭扰的思想。
圣诞节，没有题材了，不要拿人不当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如果天不要下雪，或者雪是灰色的，脏兮兮的，在路边，像一种另类的沥青，人们就会用歌曲把它们唱成是白色的。要坚信一点，他们是好的。好人。好孩子。成年人用歌用花钱把自己带回到童年，但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童年，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虚假的童年。
吃，吃，不停地吃。有些人的生活就长在纸盘子和脸之间的嘴上。
一根红绳上挂着那个大大的爱心甜饼。只要售货员从沉默的杏仁糖旁边走开，它就会遮住她的脸。售货员在糖果摊上越往后走，她脸颊上的爱心甜饼就越大。画面有些吓人。如果我把这块甜饼买下来，它就不会吃掉售货员的脸，我想，然后离开。
1991年2月
卖甜品的摊子没有呼吸。它们可以像裹在杏仁上的糖稀一样默不做声。像树上的木头。但是爱心甜饼在呼唤。它们身上有字：“你真了不起”，或“你是我的梦中情郎”，或“抱抱我”。女售货员用一把坚硬的铲子在杏仁糖中间铲来铲去。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也分开了我们。有一种饥饿是胃中的空空荡荡和脚底的没有希望。还有一种饥饿是对满足的渴望，在这种满足中，吃成为了家常便饭。
晚上，电视机上闪现出呼吁：“给俄罗斯献上一颗爱心。”然后是银行账号：“六个三，”女主持人说。“俄罗斯”对良心的依靠要比“苏联”更服帖。
妈妈给我许诺的是没有道德地做好人。这对我没有用处。后来我不得不自己去了解：她的心不是我的心。
谁不知道做好人的礼物。友谊被打破了。礼物伴随着一生。没人希望有这个礼物，礼物伴随了他们的岁月的那些人不希望有，把礼物送出去的那些人也不希望有。礼物从来没有呼吸，甚至连能令人心生一惊的陌生的呼吸也没有。它们托举着自己的尴尬，如同圣诞集市上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
但是我的心有时还是会变成一枚硬币，从我张开的手中落在乞丐的帽子里。此时我没有想什么。套在一颗平静的良心的笼头里，我往下走，走过这一天。
一段回忆斜斜地躺在我的脑海里：在这段回忆中我是一个孩子。我面前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盘子。桌子中间有一只碗，碗里有一只鸡。我不饿。妈妈把鸡的各个部分指给我看。她用叉子高高叉起一块鸡腿，说：“吃了，你的腿会强壮。”又叉起翅膀说：“吃了，你的胳膊会强壮。”又叉起鸡头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变聪明。”我对她的每句话都摇头。然后她从碗里叉起鸡心。小小的鸡心在叉尖上的形状是尖尖的。妈妈说：“吃了你会成为好人。”我抬起目光，看着妈妈。她知道这句话起作用了。我把鸡心吃了。是的，我知道，后来每次都不饿，但是每次都把鸡心吃了。
因为这个概念必须尽可能保持抽象：做好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而且没有任何特性。在这些日子，做好人需要它的时刻，作为礼品的时刻。它或可以吃，或可以穿，或摆放在房间里：做好人。
我看见自己的呼吸比看见别人的呼吸晚很多。就连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觉得陌生。如果它能变成一面镜子，那么面对自己的呼吸我会看不见自己的脸。
我要做个“好人”。作为孩子我想做一个像大人在圣诞节时那样的好人。
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大树之间是圣诞集市。香肠摊和土豆摊散发出香味，老远就能闻到。它们有自己的呼吸。它们的呼吸被刀叉切分了。纸盘子上有轻巧的灵活的动物在牵拉，它们在逃避由买和卖组成的笼头，但是却被套在由饥饿和金钱组成的笼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