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学校学习如何给信开头，也学如何结尾。信的抬头，根据年龄和亲近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结束句中的形容词必须斟酌一下：有“亲爱的、友好的、衷心的”问候。它们可供选择。还有一个规定：给别人写信不允许把“我”，也就是自己，放在信首。
由于写信不允许第一个字用“我”，所以我小时候写信总是找不到开头的句子。第一个句子花费的时间比所有其他句子加起来的时间还要多。那个必须用来替代我的空洞的、简洁的开头用语我总是掌握不好。
我觉得用“好吗”打招呼的形式是对一种所有人一生下来就置身其中的冷漠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也包括我。人们并不是通过告诫的方式教育我养成这种提问的。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只是对我说：“在街上遇到人，要向人打招呼。”我走进村上的小店，买火柴，或醋，或煤油灯的灯芯，把钱像石头一样攥在手里，拒绝打招呼。
什么是问候。“问候”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是人们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她和他，这是我的感觉，在思想上相隔得那么遥远，身体的紧挨反而成了一种对立。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来，如果我把所有不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扔掉，那我剩下的就只有和我自己独自在一起了。就连这一点我也不敢完全肯定。即便到了这一步，我还是要克制自己，去做那些附着在我的身上——因为它们不是我本身的东西——我无法去除的思想和表情。
必须忽略自己。不提自己只是短暂的，几个呼吸的瞬间。
仿佛头是内衣口袋，皮肤是汗衫——这样就可以把东西藏起来。它们有好一会儿被紧绷在太阳穴之间。人们把眼睛纵着，耳朵伸着。人们动了嘴巴，甚至还握了手。提了一个最短暂仓促的问题：“好吗。”然后就毫无理由地，就像掀一下眼帘那么突然，进入另外一个内容。
几天前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俩是一对）坐到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前，他们商量怎么在行李架上摆放行李箱、行李包和提兜最好。接下来他们脱下风衣，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各自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做。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彼此没有说一句话。那个女的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交替飞驰而过的村庄和树林。那个男的在看书。他们俩只是偶尔会相互碰到肩膀、膝盖和座位之间翻下来的扶手上的手指。
在罗马尼亚，人们会做得更复杂一些。人们会说：“向你的太太表示恭维。”接受委托说这句话的人看到他的太太时，并不把这句话全部说完。他说“受……的委托表示恭维”，然后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女人从来不问究竟恭维什么。她从发梢到脚心都感觉受到了表扬。她觉得够了。
她和我，我们两个靠得更近一些，因为我们都在看田野上的一头鹿。我们两个在分享这头鹿。她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
对“好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其实在隆隆的汽车和行走的头颅和后背之间，人们也并没真想听什么。现在是最简短的谎言的时代。在握手、提问和回答之间，人们短短地，因为尴尬，看了一眼天空。人们的微笑是从某个地方带来的，尽管人们以前并没有笑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笑。就像拍快照一样，嘴角抖了一下，把微笑挂在了嘴的周围。没有人相信最简短的谎言，也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
我心想，这个女人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给这个男人写一张明信片，放在他的膝盖上。明信片上写着：“此致衷心问候。”
有一些东西，可以把它们藏起来，仿佛头是内衣口袋，皮肤是汗衫。不过这始终是有些意义的东西和人。没有内容的东西，没有意义的东西，一般都会比较讨人欢心。这些东西人们很少会去考虑。如果考虑了，那也是独自一人，而且还是藏着掖着。不会有任何结果。对没有意义的东西的考虑是可以藏起来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是没法藏的。由于它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意义，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人们可以绕过它，回来的时候再原路绕回。
有的时候最简短的谎言还会有续集：人们问候妻子，丈夫，孩子，或兄弟——但是对问候的人，人们从来不过问。
我打定主意，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我遇到几个老头，他们站在路中间，问：“你是谁家的？”我每次都说出爸爸的名字。他们接下来问，好像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几岁啦？”为了保护自己，我说了一个我不可能有的年龄“25”或“76”。他们哈哈笑了，说：“你该学数数了，孩子。”如果是二三个老头在一起，我会听到其中的一个对另外几个说：“我觉得他有点慢。”意思就是：有点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