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撑住自己的脑袋，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额头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着咖啡杯，还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只脚，他的头发，他的耳垂，还有他的衬衣，西服，他脚踝上的短袜。
1990年10月
那个钟走的和我的手表不是一个时间。它显示的是早已经过去的时间——已经好几年前的时间。
这个男人身上陌生得让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并不是那一样样东西，令我的太阳穴一阵阵发热的是这一样样东西彼此所产生的关系：手表和短袜，额头上的手掌和衬衣的领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儿，分头的发路和鞋子的后跟。
天上那个钟的时间是地下的时间。
在火车已开走和还没来的这段时间，我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店。为了不去考虑自己的怠倦，我观察游人。独自坐在桌边的人我观察得最久。也许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风景的轮回、车厢里的空气、高速的颠簸和呼啸而产生的怠倦。
我说不清楚怎么认出来的，靠什么认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心中产生了一种躁动，一个念头，要走到那个男人跟前，对他说上一句话，然后立即离开，再也不回头。这个躁动从何而来，这个念头从何而来。还有那种突然产生的感觉：我不愿再坐在我的躯体中，不愿再从我的躯体向外看，不愿再带着我的躯体继续旅行，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还有那道缝，如同远和近相互扭打，扯出来的缝。
人不可能是地方的一部分。不论命运怎么安排，人不可能说自己的家在石头中，在木头中，因为人不是由石头和木头组成的。如果这是一种不幸的话，只能说陌生是一种不幸。仅此而已。
就在我的太阳穴在耳朵里咚咚作响时，喇叭播报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车进站了。那个男人站起身，走了。扩音器里的声音告诉我我看见了什么：那个男人来自罗马尼亚。
在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不可能笼统的陌生，同样我也不可能同时对所有的事物陌生。我的陌生，其他人也是这样，是对单个事物的陌生。
在商业街房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钟，它有两个指针，一个钟摆，但是没有表盘。钟的后面是空荡荡的天空。我向上望去，每次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喉咙上感受到了时间。
当我在街上偶然听到身边有陌生人讲罗马尼亚语时，我的呼吸会变得急促，但是这不是思乡，也不是那种受到禁止和压抑的、隐藏的思乡。我找不到形容它的词：这就好比一种恐惧，一个人曾经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却又不认识这个人。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却永远看不见这个人。又或者另外一种恐惧：一个人有可能变成这么一个人，只因他和某个其他人完全一样，于是便把那个人消灭掉。
我每次都用这个钟的时间想象那些永无归属的人的时间。
旁边桌子上的国家在我的眼角抽动了一下。
当年我离开罗马尼亚时，把那次离开形容成是“换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种情绪化的词语。我从来没有把“故乡”和“思乡”的概念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丝微光，如同无数的东西纠缠在一起：那人身上维系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完完整整的国家，一个我所熟悉的国家刚才就坐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或许会在某些时候，或者在一次半梦半醒的夜间觉得罗马尼亚生疏了。这是一种恐惧。我知道，这个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着，就如同在下楼梯的过程中，害怕在两步之间忘记了怎么走路的那种恐惧实实在在存在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