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悟”的概念来自基督教，乔伊斯将其做了文学化的改写。他借用笔下的人物告诉我们，一次顿悟是一个人物、一种形势或一样物体的本质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精神显现”。他的小说集《都柏林人》是对这一手法的全面展示，从而也使其他作家越来越关注那些灵魂净化的高潮时刻。而且顿悟特别适用于短篇小说，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很难充分展示人物所发生的复杂改变，顿悟成为一种展现人物改变的高效而极简的方式。同时读者不必经过漫长的阅读跋涉，在短时间内，就能收获一份提纯的思想、浓缩的智慧。
当他看到那些死者的存在时，此前他所认识的这个生者的世界的边界消融了，成为更大世界里的微小的一部分。随后的结尾一段，堪称最优美的散文体段落，乔伊斯让男主人公的视线越过目力所及，想象着窗外的大雪落在中部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上。
谈到小说里的“顿悟”，有一篇作品怎么也绕不过去，就是乔伊斯《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死者》。男主人公带着妻子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到他的姑母家参加一年一度的聚会。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呈现了当晚的舞会和晚宴，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梭其中。男主人公颇为自我陶醉地发表了演讲，谈到他这一代人的野心与抱负，谈到不应该沉湎于记忆，徘徊于过往而停滞不前。他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才注意到妻子有些魂不守舍，原来是因为当晚有人唱的歌，使她想到了一个故人。他们回到旅馆，妻子讲起那段故事，在她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曾有一个男孩爱过她，当她要离开家乡的时候，男孩在她家外面的院子里站了一夜。后来妻子才知道，男孩回去之后得了风寒，不久就去世了。妻子睡着以后，男主人公一个人来到窗前，他意识到他所认识的妻子，已经是被那桩悲剧所改变和塑造的妻子。一切早已发生，他什么都做不了，那个死去的男孩将永远隔在他和妻子之间。随后，男主人公想到，我们活在一个死者建造的世界上。
我们将会在下面这个例子里，加深对于“顿悟”的理解。这个例子是雷蒙德·卡佛的《大教堂》。有一天，男主人公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客人，是他妻子的朋友——一个年老的盲人。男主人公对妻子和一个盲人结下很深的友谊感到不解，也对盲人有种本能的反感，但妻子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吃过晚饭，妻子开始犯困，在沙发上睡着了，只剩下男主人公硬着头皮和盲人聊天。电视机在一旁开着，制造着一些声音，好像在帮他们消除一部分尴尬。很多美国作家都反对电视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及庸俗文化，在这里，卡佛写到“电视机”也具有这样的寓意。它不仅勾勒了一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那个干扰性的声音，也提醒我们注意是什么控制了人们的心智，扼杀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随后电视机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电视节目里正在介绍一座大教堂。旁白的声音配合着影像，介绍着这座宏伟建筑的构造。盲人被吸引了，他询问男主人公教堂的外观是什么样的。男主人公努力描述，直至词穷。这时盲人说，不如你把它画下来吧，我把手放在笔上，跟着你的笔走，就能知道它长什么样了。于是，男主人公开始画，而盲人的手就骑在他的手上，跟着他前行。他们画了穹顶，画了柱子，盲人让他不要停，他们继续画，越画越流畅。有那么一刻，男主人公感觉是盲人在指引着他前行，他们渐渐离开了地面，飞上了穹顶。小说结束在盲人问男主人公感觉怎么样，男主人公回答，确实不错。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克莱尔·吉根的《南极》里的顿悟。小说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每次那个婚姻幸福的女人离开家时总会想，如果和另一个男人上床，感觉会怎样。那个周末她决定试一试。那时正是十二月，她感到仿佛一道帘幔正垂下来，将过去的一年隔在另一边。她想要在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试一试。她知道结果会令她失望。
在西方当代短篇小说里，顿悟的使用极为普遍。先前我们谈到的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吻》和《熟识的男人》，主人公那些内心的转折时刻，都可以被看作一次顿悟。在上面三篇小说里，顿悟的内容主要是主人公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发现和重新认知。但是有的时候，作者会让顿悟悄然地漫溢出主人公的个体边界，来到更广袤的思想领地。也就是说，通过顿悟所揭示的不再是个人处境的真相，而是某种更大的关于存在的真相。
在这里，男主人公看到的不再是生者与死者、现在与过去的对立，而是他们最终的会聚和统一。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男主人公跳脱出眼前的个人处境——令他悲伤的爱情，将思考指向人类存在的本质。死者由单数的、具体的死者——那个男孩，变成了复数的死者，及至死者的整个世界。
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看似平淡的叙述里隐藏了很多信息。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出轨的故事，而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一如女主人公的预料，“她知道结果会令她失望”。这个开头已经定下了某种下降的基调，注定失望，却只身前往。
随着小说的推进，女主人公在城里如愿以偿地遇到了有魅力的男人。他们在酒吧结识，穿过集市和教堂——教堂的钟声在远处颇有意味地响起，像某种警醒，但那时女主人公已经喝醉，迫不及待地奔赴她的欲望。她跟着陌生男人来到住处，那里弥漫着颓败而古怪的气息，但是作为某种非日常的陌生事物，它们变成了情欲的刺激。男人给女主人公做饭的时候，女主人公以一种扮演日常生活的方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探险者的南极之旅。随后两个人共度了美好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女主人公离开了，她到旅馆取了行李，给家人买好圣诞礼物。一切都很完美，用适度的放纵、无人知晓的越界作为对庸常家庭生活的小小反抗。现在她该回家了。可是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他谴责女主人公的不告而别，并且再次引诱了她。距离返程还有一些时间，女主人公又跟着男人回到他的住处，作为告别，他们又缠绵了一次。男人忽然从抽屉里拿出手铐，将女主人公铐在了床头上。女主人公挣扎反抗的时候，却被灌下了催眠的咖啡。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男人穿好衣服，准备去上班，跟她吻别的时候，告诉她他是爱她的，让她试着去理解。随即他走了，留下女主人公，手仍旧被铐在床头上。她拼命挣扎和呼喊，然而我们唯一知道的邻居，是一个耳聋的老太太，根本无法听到她的呼救。窗户被冷风顶开了，而身上的被子已经被踢到床下，她整个人暴露在酷寒之中，血液渐渐变冷。她放弃了抗争，恢复了平静。
20世纪以来，小说由关注外部世界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呈现和探究，在这个领域，小说显现出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特殊魅力。19世纪的小说及以前的小说比较习惯采用上帝视角，站在云端俯瞰众生，主人公穿过曲折的故事，这段生命旅程显露出某种意义。至于这种意义主人公本人是否懂得，并不重要，只要读者明白就好了，因为故事是讲给读者的，道理也是说给读者听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小说承担着教化的功能，惩恶扬善，净化心灵，作者将这些意图加之于主人公的命运之上。到了20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宗教的衰弱、个人意志的崛起，读者不再信任一个俯瞰芸芸众生、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对于硬塞给他们的道理，也感到十分不耐烦。上帝视角的叙事方式渐渐走向衰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发生了改变，变得更为平等。作者不再像造物主那样驱使着他的主人公，而是追随他的主人公，用他的视角审视他者，感知世界。他想表达的道理和彰显的意义，不再游离于故事，凌驾在文本之上。作者的消隐，致使主人公成为他的代言人，传达着他的思考。仅凭主人公的行动是不够的，搭建主人公复杂的精神世界，才能呈现更加深入的思考。顿悟正是精神世界被照亮的某个时刻，也成为转而探寻人类内心的小说体现其戏剧性的一种方式。
小说的结尾，她想到了那些探险队员，想到了南极，想到了地狱。“南极”作为这个小说的重要意象，指涉着人类一切冒险活动。即便看到骨骸遍地，依然无法阻止人们前往，因为危险总是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那么为什么会提到“地狱”呢，“南极”和“地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小说前面女主人公和男人的聊天中，也曾谈到地狱，女主人公说她不相信有地狱，还嘲笑了虔诚的修女。由此我们不难得知，作者认为人类贪婪地进行种种冒险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之心，不相信有终极审判这回事。她对女主人公暗含一种严厉的审视，只有在最后一刻的顿悟之中，女主人公的认识才无限向她靠拢，达成了某种一致。那时女主人公已经跳出了自身的处境，不再为个人的安危而担忧，她想到的是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本性。而这种认知的迁移和跳脱，是通过“南极”这一意象实现的。如果没有“南极”，女主人公从个人想到人类，将会显得突兀和刻意，小说的教化意味也会变得非常浓郁。这也是书写“顿悟”时需要警惕的事：顿悟必须从主人公的处境出发，必须是从她可以感知的事物漫溢出去。顿悟不是作者塞到主人公手里的小字条，也不是空泛的口号或者真理。
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融解和化为乌有。
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准格式的“顿悟”小说，规范、简洁、精巧。如果说它有什么不足，就是它太标准了，几乎是为一次顿悟量身定做的小说，直指主题，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对于熟悉这种范式的读者来说，可能少了一点意外。但是由于顿悟的内容拥有沉甸甸的思想含量，所以这个小说仍旧呈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首先，这篇小说讲的是男主人公生活中某个超越自身局限的精神性的瞬间，而这个瞬间竟然是通过一个他瞧不上的盲人完成的；其次，这篇小说也在讲现代社会里人与人沟通的困难。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盲的，都有自己的所知障，但是作者相信有那么一些瞬间，我们可以冲破屏障，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交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大教堂是巴别塔的隐喻，背叛了神的人们流落世间，使用各自的语言，彼此无法交流。然而我们依然有可能超越边界，爬上巴别塔，彰显出我们身上的神性。但是这些顿悟，是否都是男主人公所能想到的呢？他究竟明白多少呢？小说结尾他说的那句“确实不错”，就显得很神秘。他似乎若有所思，但是他究竟思考到了什么？那部分留白，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填补。而读者的思考势必会漫溢出男主人公的思维边界，也会漫溢出故事的边界。这正是顿悟式小说的奇妙之处，顿悟使我们脱离了主人公，也脱离了以他为中心构建的小说。主人公是某种意义上的引路人，就像《大教堂》里的盲人，我们因他而踏上旅程，但是在最后时刻他却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和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被我们所抓住的意义带着飞离了地面，升入高空。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教堂》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在描述一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怀着抵触之心进入文本，最终放下戒备，被带向精神世界的深邃空间，在那里与作者达成某种心灵默契。
我们会发现，在以上小说的顿悟时刻发生了一种奇妙的转化，个体作为某种象征，指向更广泛、更本质的事物。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却不能是笼统的、符号式的。《南极》里出轨的女主人公、《大教堂》里的盲人以及《死者》里逝去的男孩，他们都是被作为生动的个体来描述的。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完全浸没于叙事之中，无知无觉地完成转化，收获最终的那份意义。作者刻画的每一笔，都在约束人物，建立起边界。而到了结尾，作者所追求的却是最终边界消失的那个时刻，读者跨过人物，穿越故事，来到一片自由广阔之地。为引领读者抵达那里的使者，人物的使命已经完成，陷入了沉默。他们的意识就此熄灭，却并未终结，因为读者代替了他们，接过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在小说结束的地方，读者将会在这个作者与自己共建的精神空间里，开启一场新的思想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