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亨利·詹姆斯对于小说中叙事视角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他曾在为他的纽约版小说所写的序言里提出，在小说中，将视角局限于单一的“意识中心”，是完美形式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一主张成为小说叙事从传统的上帝视角转向限制性视角的重要拐点。亨利·詹姆斯用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好的示范，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各式各样的限制性视角，体会到它们所带来的叙事魅力。
那一块蒙蔽在心上的阴影，如同窗帘背后影影绰绰的蝙蝠，令人惶惶不安。唯有将它驱散，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宁静和自由。亨利·詹姆斯所主张的“意识中心”，并非仅是一场叙事上的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心成为故事的舞台、小说的场景。在19世纪的小说里，很难找到像《丛林猛兽》里马丘这样的人物，他孜孜以求所寻找的真相是那么空幻和虚无，几乎和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是的，他离生活很远，可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他离我们如此之近。
这部小说留给后世最大的疑问在于，故事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鬼。一手制造出这个疑问的，正是女主人公言之凿凿的讲述。从她自己看到鬼魂，到她推理出两个孩子也能看到鬼魂并被其控制和操纵，这其中的稀薄依据，在她不容置疑的口吻里变成黏稠的水泥，封死了因果之间的每一道缝隙。虽然她眼中的鬼魂是静态的，是没有行动的，但是她要求我们同她一样相信，他们具有无穷威力，并且将会摧毁这两个孩子。我们来不及停下来审视，已经被她激情澎湃的叙事裹挟着奔向不可挽回的结局。这部小说留给读者的巨大的不安在于，我们始终只能从女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我们永远也无法跳脱出来，从外部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即便有所怀疑，还是被迫接受了她的逻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随她走下去。然而，等到最后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酿成大祸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她的共谋，对男孩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为什么没有制止这个疯女人？我们当然无法制止她，因为我们一直躲藏于她意识的幽暗角落里。这种愧疚感，正是限制视角所带给我们的奇妙体验。在詹姆斯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不可靠叙事已经成为常见的叙事策略，读者逐渐学会对叙述者保持警惕，也能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认知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一道裂缝。但《螺丝在拧紧》里的不可靠叙事者是走得最远的那种，她的认知与真相之间并非裂缝，而是一道鸿沟。正是她的“不可靠”，使故事得以发生。她的谬误与幻觉是一种古怪的才华，富有激情和创造力，为我们贡献了这场惊悚刺激的盛宴。
《一位女士的画像》创作于亨利·詹姆斯写作生涯的早期，那个时候，他的视角理论似乎还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然而，这部使用上帝视角来叙事的小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意识中心”，为我们展现了亨利·詹姆斯向限制性视角转变的过程。小说围绕着一位跟随姨妈从美国来到英国的女孩伊莎贝尔展开，她先后拒绝了两位求婚者，表哥拉尔夫也对她疼爱有加，在其父亲杜歇公爵临终前，拉尔夫请求他将自己的一半遗产留给了伊莎贝尔。这份意外之财却给伊莎贝尔招来厄运，她在她所欣赏的梅尔夫人的诱导下，嫁给了不名一文的落魄画家奥斯蒙德。婚后不久，伊莎贝尔就发现她的丈夫虚伪而古板，并且试图扼杀她自主思考的能力，将她囚禁于无望的生活之中。随后，伊莎贝尔更是发现了丈夫与梅尔夫人的暧昧关系。但在小说结尾之处，伊莎贝尔并没有接受朋友们的建议，逃离婚姻，而是重返她和奥斯蒙德在罗马的家。她决定领受这份她自己选择的命运，无论是与之和解还是与之战斗，都是一种她早年所诚心诚意追求的“冒险”。
在另外一些小说里，亨利·詹姆斯则完全使用了限制性的视角，比如他晚期非常重要的中篇小说《丛林猛兽》。小说开始于男主人公马丘和女孩梅在博物馆的重逢，梅问他是否还记得多年前说过的话，他努力回忆，记起自己曾对梅说，他相信将会有一件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故事以这样的口吻开场，这位女士接受了一份新工作，到一个庄园担任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到那里不久，她相继看到了曾在这里工作的男仆以及前任女家庭教师的鬼魂。据说这对男女曾有奸情，后来双双死去，原因不明。女主人公相信，这两个鬼魂控制了两个孩子，甚至想把他们带走。而自己的职责就是保护两个孩子，从鬼魂那里把他们夺回来：
就像一头埋伏在丛林深处的野兽，他一直等着它现身，跟自己搏斗。梅决定守候着马丘，陪他一起等待。但这种陪伴是精神性的，在现实生活里，马丘并没有涉入婚姻的打算，梅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两人就这样相伴度过了半生，梅患重病，不久于人世之时，两人再度谈及一起等待着降临的那件令马丘恐惧的大事。梅声称它早已发生，猛兽已经来过了。马丘感到不解和害怕，不断追问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梅最终也没有回答。及至几年后，马丘从四处漂泊的旅行中归来，去了埋葬梅的墓园，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前来悼念逝者的陌生人，带着一张被“失去”摧毁的面容。那张脸如同镜子，使马丘照见了自己，并因此大为震动。他意识到失去梅正是那桩他一直在等待的厄运——猛兽已经偷袭了他，夺走了他尚未来得及使用的生命热情。热衷于阐释自己作品的亨利·詹姆斯对此概括道：这是一个有关当你认识到一切皆已晚，甚至感觉一生从未活过的事例。《丛林猛兽》的魅力来自它的神秘，即便结尾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那头猛兽是什么，却依然无法驱散叙事所制造的层层浓雾。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答案并不能使猛兽具象化，它的恐怖在于它是抽象的，是一种想象里的蓬勃之物，在马丘的意念里发威，并将其打败、摧毁。我们只有依附于马丘的意识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而这正是小说所使用的限定视角带给我们的体验。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心情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对的，一会儿又觉得错了，心情很紧张。
在另外一篇充满哥特气息的代表作《螺丝在拧紧》里，亨利·詹姆斯选择了更具有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有些特别的是，他在这个离奇故事的外面镶了一个框子，让叙事者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了一份手稿。随着手稿的打开，一个新的叙事者接管了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亨利·詹姆斯向我们暗示了手稿有杜撰的可能性，或者说，手稿可能是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保留地相信里面的话。在现在的作家眼中，这个外框或许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的读者已经习惯了怀疑小说的叙述者。但在当时，亨利·詹姆斯的这种做法，是引导读者去质疑叙述者权威性的一种必要方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么做的意义，因为手稿的叙述者是一位拥有强大感染力的女士，她将我们完全拉向她的一边，要求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她的每一个字。
这篇小说将视角固定于马丘的身上，从未涉入梅的内心，我们没办法知道她在想什么，因为她是被马丘忽略的那一部分生活。亨利·詹姆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到了弥留之际，梅扮演了沉默的先知，她的内心成为一个盛放秘密的容器，而这个秘密对马丘至关重要。马丘的苦苦追问，宛如被困之人奋力冲破周围的迷障，却一次次被挡回来。两人之间的交谈，可能是文学史上最为漫长而胶着的一场对话。它的漫长并非客观的漫长，而是读者的一种内心感受，因为读者被限定在马丘的视角之中，深切地体会到他的痛苦和煎熬。读者甚至会产生一种想要与主人公分离，将其摆脱的愿望。而最终梅的离开，带上了马丘生活里唯一开着的一扇门，将他彻底抛弃在黑暗里。他在黑暗里放逐自我，直至时间流逝，形容枯槁时才猛然惊醒。这种限定性的视角，让我们紧跟马丘的步伐，一步步走入他的意识丛林，拨开层层遮挡，抵达最幽暗的深处。我们了解马丘的过程，同时也是马丘了解自己的过程。到了最后，马丘用他的醒悟照亮了黑暗，我们也才得以看清，那头传说中的猛兽原本是主人公的恐惧所投射出的假想敌。但此时它已经成真，被它践踏和碾碎的，正是我们陪同马丘走过的这段备受折磨的生命旅程。
从上面三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利·詹姆斯通过固定叙述视角，选择了明确的“意识中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叙述视角所造成的局限来推进叙事，或者说，主人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自身对事物的认知偏差和片面。
我承认，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对自己十分赞赏！我能看到我的工作是多么动人而又单纯。我在那里保护和捍卫着世界上最孤苦无依、最可爱的小生命。
然而孩子们只是兜圈子，不肯说出自己看到了鬼魂，在他们的反常举动之下，女教师的精神绷得越来越紧。两个孩子当中的女孩因惊吓而生病，女教师让管家带她去城里，自己毅然留下守护她心爱的男孩。最后关头，鬼魂就在窗前，她督促男孩道出自己看见鬼魂的事实。激动之下她紧紧箍住男孩，等她发现的时候，男孩已经在她怀里窒息而死。
伊莎贝尔是这个故事的绝对中心，其他人物围绕在她的周围，或近或远地和她产生关联，在这部小说里，他们所唯一经营的“事业”就是对伊莎贝尔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都是映照出伊莎贝尔内心某个面向的镜子。但是亨利·詹姆斯没有使用伊莎贝尔的单一视角——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限制于伊莎贝尔的第三人称，他当然可以这么做，毕竟他主要的目的，是呈现伊莎贝尔丰饶的内心和宽广得几近无边的意识世界。然而亨利·詹姆斯使用的是多视角的叙述方式，伊莎贝尔作为主视角，有时叙述会从她的视角移开，进入次要人物的视角，向读者揭示一些伊莎贝尔无从知晓的事物。有两件对伊莎贝尔来说最重要的事，读者都是通过次要人物视角的引领所获知的：第一件事是拉尔夫在父亲弥留之际说服他将一半财产留给伊莎贝尔；另一件是梅尔夫人与奥斯蒙德见面，谋划让他通过娶伊莎贝尔获得其财富。这两桩次要人物谋划的事，读者从它们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伊莎贝尔却不知因由地接受了谋划的结果。
这么说吧，是我在等候着的——是一桩必须接受、对付、而在我生活中忽然出现的事情；它很可能会损坏我进一步的认识，很可能把我毁灭；另一方面，它也很可能只是改变一切，打击我整个世界的根本，而且无条件地让我承担那一切后果。
简单地说，对于为何天降好运和厄运，伊莎贝尔都蒙在鼓里，当然，正是那份好运导致了厄运，它们在伊莎贝尔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悄悄会晤，并结伴同行。这是一个对读者没有秘密，但是对伊莎贝尔来说充满秘密的故事。亨利·詹姆斯用这样一种写法，避免了刻意的情节反转，拿走了本可以给读者的所有悬念。当然，那些悬念本身也带来潜在的危害。等到最后读者才发现男主人公道貌岸然，所嫁非人，的确会受到震惊，但是在这种震惊里，最大的部分来自对命运弄人的唏嘘。一个小说最后只是想表达命运弄人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苍白的真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小说应该关注的是人如何与弄人之命运搏斗。在《一位女士的画像》里，命运弄人吗？是的。因为伊莎贝尔追求自由，却选择了对她自由带来最大限制的一种可能。但是由于我们很早就知晓一切，把它们当作潜伏在伊莎贝尔四周的危机，所以我们关注的主题不再是命运如何捉弄了伊莎贝尔，而是在她必然地走入圈套之后，强大的自我、发达的意识将会做出何种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将注意力从外部世界的变化，集中于伊莎贝尔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亨利·詹姆斯用这些环绕着伊莎贝尔的人物，构建了一圈包围在伊莎贝尔个人意识之外的黑暗、未知之地，也就是伊莎贝尔的盲区，她需要用不断拓展的认知去照亮它们，而小说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过程。如果将视角固定于伊莎贝尔，没有周围的这一圈边界，表面看起来她的自我意识被更加放大，但因为读者没能看到这个探知和照亮的过程，反而对那种无限大的意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无法见证伊莎贝尔的变化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