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革命之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正在于爱波这个人物没有被简化，没有成为功能性的人物。恰恰相反，她是极为有力的女性形象。因为耶茨在浸没于弗兰克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在捍卫爱波的立场，每时每刻关注她的需要，使她挣脱了标签和符号，成为一个血肉饱满、元气充沛的女人。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两人之间的争吵，那些对话像激烈的对垒，写得非常精彩，因为他们都拥有完备的立场和充分的理由，谁也无法说服谁。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只有对手强大，才能凸现主人公的强大。爱波这个人物的强大，也使弗兰克的反抗更有力量。结尾的那个堕胎手术，预示着理想的流产，但它不是通过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叙述完成的，而是通过爱波这个女人，给自己换好衣服，用一堆管子和药剂为她那具鲜活的身体行刑来实现的。在这里，“理想之死”这个理念，有其依托，带来真切的剧痛。
前面我们提到，在一部小说里选择一个或几个人物作为主人公，并非因为他们比次要人物更善良和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的情感连接最多。然而，我们也应该让小说里的每个人物拥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由他的出身、过往、情感和性格建立的，表现为他的诉求和欲望。这个立场越牢固，我们的人物就越有尊严，也越有魅力。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为了让故事更清晰，我们会不自觉地把一些人物固定和简化，以便留出来更多空间给你的主要人物。但是我们会慢慢发现，那些被固定和简化的人物也开始移动，变得丰满和复杂。这些是从他们的立场和诉求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固守他的立场，就很容易被情节裹挟和卷走。情节不应该是一个个耳光，抽打着人物，让他从东到西，疲于奔命，然后把他赶去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结局。我们使用情节，目的是展现和揭示复杂的人性。在情节的推演中，我们必须时时关注人物内心的需要。这个需要根植于他们的立场。在小说里存在着一种民主，即便是那些次要人物，也拥有他们的立场和诉求。
在面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的时候，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并没有那么多善与恶、对与错，有的只是不同的立场。好莱坞超级英雄式的电影里，随处可见那种以摧毁我们的英雄为唯一目标的大恶人，但是在伟大的小说里，这种恶人很少见。19世纪，在很多人还相信小说承担着教化功能的时代，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比如《双城记》里的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贝姨》里的贝姨和华莱丽。到了现代小说里，他们几乎销声匿迹。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谈一谈村上春树小说里的“恶”。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恶是理念的、抽象的。无论是《1Q84》里的邪教，还是《刺杀骑士团长》里“二战”残留下的恶，无论它们是依托于一群具有魔幻主义色彩的小小人，还是一幅画作，事实上都是一种理念，没有血肉。恶的降临，更像天空中飘落下来的一道符咒，这导致村上春树笔下的英雄们，胜利得并没有那么艰难，因为这场战斗的关键在于辨识和理解恶。但是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恶已经经过了认证，是带着如假包换的证书来的。有时候还自带一份说明书，告诉你如何把它打败，主人公只要照做就好了——《刺杀骑士团长》里正是如此。所以那些英雄并没有真正的成长。从很早的时候，村上春树开始建立英雄历险的小说模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的英雄需要敌人。这个敌人还不能是因为私仇，那就太狭隘了。所以他开始在现实和历史里为他的英雄物色敌人。他招募到的这些敌人看起来块头很大，其实是空心的，不堪一击。或许是因为村上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些敌人。他花了一些时间研究他们，但最终还是无法理解他们，这可能很令人沮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作家的天性各异，村上的禀赋显然并不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复调小说，正是由于它的任何一个声音都不能压倒另一个。它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打败谁，因为每个声音的立场都很牢固，都在阐释一种存在的本质。罗洛·梅曾在《爱与意志》一书里，用《圣经》里雅各与天使角力的故事来描述创造这一神秘的过程。雅各与兄弟以扫交恶，多年后欲还家与其和好。以扫恨意未平，带四百人迎击，雅各心有忧惧。会面的前夜，雅各一个人走到河边，陷入沉思。一个魔鬼忽然跳出来与他搏斗。他花了一整夜，终于战胜了魔鬼，但自己的大腿也受了伤。那个魔鬼其实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这个漫长的夜晚，可以看作雅各所做的一次思想斗争。罗洛·梅认为，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天使人格与一个魔鬼人格的搏斗。最终若是想胜利归来，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创作的本质也就是与自我角力的过程。这个角力既存在于对艺术边界的超越，也存在于不同立场的交锋。
前面我们提到，写作中需要狭隘也需要宽容，我们所要做的是在狭隘和宽容之间寻找平衡。狭隘捍卫着我们与主人公的深厚情感，而宽容则帮助我们建立起那个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世界，使之真实可信。
另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例子，是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和理查德·耶茨一样，约翰·威廉斯一生落魄，直到死后多年，他的作品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习惯了圆满结局，或者起码要给一点心理安慰的大众读者来说，两人的作品太黑暗了，是对美国梦的彻底粉碎。也许这是他们无法在他们的时代被接受的原因。当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是直接面对，而是去反思，接受起来就容易多了。《斯通纳》的主人公斯通纳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曾经兢兢业业，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然而学术生涯和婚姻的双重挫败，使他日渐消沉，郁郁而终。他的妻子伊迪丝，在这部小说里主要承担着摧毁他意志的功能。小说和耶茨的《革命之路》一样，也用了不小的篇幅展示夫妻之间的冲突，但是和《革命之路》里的爱波比起来，伊迪丝显得异常单薄。她缺乏自己完备的价值体系和诉求，摧毁主人公似乎是她人生唯一的目的。她是彻底的恶人。小说里从未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代入她的立场，去体谅她和同情她。其结果导致主人公也显得很被动，他的绝望变成一种自怜，试图博取读者的同情。当然，我们也能体会到斯通纳是作者约翰·威廉斯的绝对情感支点，他浸没得如此之深，叙述者和人物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部作品的力量正在于情感的支点非常结实，作者押上所有的情感做担保，读者几乎没有办法不动容。整部小说，我们都在斯通纳的内部，它激烈而动人，但同时它也是狭隘的。它的狭隘来自单一的价值判断，也来自作者对于主人公的过度保护。
在这部小说里，耶茨以弗兰克的视角进入小说，他是第一主人公。也就是说，耶茨把情感支点放置在了弗兰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弗兰克的理解超乎寻常。弗兰克的自私、脆弱、虚荣与自负，他的那些隐秘的得意与失意，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谴责他，但是我们很难厌恶他。因为他和我们很像，我们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而爱波则是弗兰克的反面，一种理想的化身。可以说，她更接近于一种精纯的理念、一种笼统的符号，她使弗兰克省察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思想，最终，她用她的离去摧毁了弗兰克。在很多小说里，这样的人物是主人公的一种寄托、一簇念想、一个彼岸，并未与主人公发生真正的交锋，因为他们既坚硬又脆弱。坚硬是因为他们是纯粹的、绝对的、没有杂质的；脆弱则由于他们没有完全化为肉身，没有纤细的神经，没有莫测的情绪和幽暗的内心小径。他们没办法和主人公——这个在小说世界里最有能量的人物较量，正如雅各不能和壁画上的魔鬼摔跤一样。当然，我们可以改换比赛规则，我们永远都可以说，壁画上的魔鬼通过某种无形的力量战胜了雅各。不过这样的摔跤比赛好看吗？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革命之路》里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美国夫妻。男的叫弗兰克，女的叫爱波。弗兰克是公司职员，爱波是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30岁这一年，他们搬到了一个叫作“革命之路”的中产社区，过上了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庸常生活。可是这对夫妻非常自命不凡，觉得邻居全都滑稽可笑。他们幻想着可以去巴黎，过上一种艺术家的生活。在筹划离开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分歧渐渐产生。弗兰克没有爱波那么理想主义，对于是否要抛弃稳定的生活始终有点犹豫不决。随后，他获得了加薪升职的机会，上司好像对他变得很器重。他的内心变得更矛盾了。偏巧这时爱波怀孕，于是弗兰克借此为由，认为他们必须留下来。爱波却希望打掉孩子，继续他们的计划。但那个时候，堕胎并没有合法化，那么做是很困难的。弗兰克开始占据道德高点，攻击爱波想杀死孩子的念头有多么冷酷自私。巴黎的计划只好搁浅。幻灭的爱波，在一天目送弗兰克去上班之后，为自己实施了流产手术。这是相当危险的，她当然知道，但她不希望她的孩子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最终她因大出血而送命，弗兰克则像是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失魂落魄，一个人带着孩子搬离了“革命之路”。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完美的，他的价值观当然一定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他需要“敌人”，但“敌人”并非恶人。来自“敌人”的质疑和挑战是一种馈赠，它将会为主人公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并做出改变提供契机，而我们所渴求的真理也总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