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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 作者:张静芬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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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鉴真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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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内圆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鉴真的坐像,这也是日本的国宝。这是鉴真的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纻法为他塑的。鉴真在日本10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鉴真东渡的意志弥坚,他从海南岛回到扬州后,不顾双目失明的困难,继续筹集文物准备东渡。

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去的费用。为防止官府的追捕,经过缜密的考虑,他计划在远方——福州登舟赴日。为此,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去买船,作各种远航准备。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再乘机脱身至福州,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但事机不密,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他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飘洋过海之风险,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以阻止鉴真东渡。据此,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律宗是唐朝时佛教十大派别之一。律宗是说佛教徒因其等级而有持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之区别,唐初很盛行,号称戒律森严。

第五次东渡(公元748年)

临行前,恐官府发觉,经卷有失,于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船队启航前鉴真才上了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驶入东海后,船队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第四船杳无踪影,剩下的三只船只有奋力拚搏向前航行。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二两船同到冲绳岛,已在多弥岛(今日本种子岛)的西南。第三船昨夜已停泊在同处。十二月六日,海上刮起人们渴望的南风,三只船相继起航顺风前进,而藤原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着石)无法行动。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发向多弥去,七日到达益救岛(今日本屋久岛)。停泊候风10天,并等待其余船只。第一船修复后,继续航行,因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驩〔huan欢〕州(今越南境内),全船180余人,死难170多人,仅大使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第三船后来也航返日本。十二月十八日,第二船自益救岛出发续航,十九日遇到暴风雨,不辨东南西北,鉴真等又历经磨难,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十二月二十六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公元754年)二月一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今日本大阪附近)。二月四日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盛大的欢迎,皇族、贵族、僧侣都来拜见。

在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对鉴真第六次东渡的航线、航期有如下记载:“天宝十二载十月二十九日戌时,从(扬州)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下至苏州黄恤浦(黄歇浦)。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碇留。十六日发。二十一日戊午,第一、二两舟同到阿儿奈波岛(冲绳岛),在多弥岛(种子岛)西南。第三舟昨夜已泊同处。十二月六日,南风起,一舟着石不动,第二舟发向多弥处,七日至益救岛(屋久岛)。十八日自益救发,十九日风雨大发,不知四方。午时,浪上见山顶。二十一日乙酉午时,第二舟着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川边郡秋目)”。

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

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12月)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应允了日方恳请。

唐朝初期(唐太宗贞观四年—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30年—669年)日本派出的使团,一般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约200人而已。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谒见鉴真,商定再次渡日,并立即准备船只及各种随带物品,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35人自扬州崇福寺出发,至扬州三叉河口登舟,沿运河至瓜洲镇入长江,行至狼山又遇恶浪,终于冲出长江口在杭州湾出海。他们历经艰险等候了一个多月,才等到西南顺风,扬帆东进。船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不幸又遇到东北风,“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又把他们吹向西南,全船只有高念观音(原译观世音菩萨,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世”字之讳,省称“观音”),大家纷纷把所带之物抛向大海减轻船的重量,有的僧人把用一生心血抄写的经文也投入大海后,痛不欲生,也随之跃入大海同葬。船只失去控制,在海上随浪大起大落三天,“众僧恼卧”,都晕船呕吐不能起身。但是普照师父每日吃饭时,必拿出少许生米与众僧充饥。船上已无淡水,嚼米,口、喉很干,无法咽入,吐也吐不出,饮用少许海水就腹胀。直到第七天,风暴小了些,又下了两天雨,在船上接了些雨水,大家才稍微好过些。到第九天,船靠近一个小岛,大家赶快登岸,找到了淡水,把船上储满了水,继续上船前进。在海上漂流14天,靠了岸,只见到处树木茂盛,鲜花盛开,原来风暴把他们从东海吹到了南海,他们已来到海南岛最南端。接着抵达振州(今海南岛崖县——三亚),被地方官派兵把鉴真一行迎住城内大云寺。在这里住了一年。以后,经万安州(今万宁)、崖州(今琼山),过琼州海峡,以后又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海南郡(今广州)等地停留,途中日僧荣睿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高要),鉴真由于悲痛过度、辛劳、酷暑而眼睛发炎,最后双目失明。始终追随着他的忠实大弟子祥彦也因长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于江西,这对鉴真来说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历经三年的苦难艰辛旅程后,鉴真等最后经九江、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失败了,这也是鉴真东渡过程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然而,鉴真并没有灰心,困难不能征服他的意志,只能将他磨练得更加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航线:走北路。自九州博多湾——对马岛——沿朝鲜半岛沿岸——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比较安全。

第三次东渡(公元744年春)

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大约分为几个阶段: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鉴真宣扬佛法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等21人,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法。当时大唐的法律严禁民间私造船只东渡日本。“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唐律疏议》)因日本一度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结盟与大唐抗衡,东海沿海又有“海盗”出没,政府严禁私自出海。鉴真及其弟子们只有秘密准备船只、佛经、粮食、药品等。

第四次东渡(公元744年)

鉴真第六次东渡走的是南岛航线,出航时本是横渡东海指向日本南岛诸岛奄美岛的,但是偏离了航线而到了冲绳岛,已在种子岛的西南。但是由于日本在南岛各岛都树立有标牌,岛名、泊船处及去各处的航程、汲取淡水的地名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这些记载说明了南岛航线在当时是一条航运繁忙的航线。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唐朝极盛期(武则天长安二年—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02年—752年):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人数都在500人以上,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

航线:安史之乱后,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即南线。自九州博多湾——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待顺风)——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航程短,遇顺风10天就可到达,只是当时日本船只受制作水平及航海知识所限,风险最大。

航线: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自九州——日本南岛诸岛:种子岛(多弥)、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风险大,航程也不短。

鉴真矢志不移,一个月后(公元744年春)再次准备好粮食、淡水等物,修理好船只后,他想从大坂山(今六盘山)直航日本。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只得转驶大屿山。正遇逆风,只好等待顺风,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这时候,船被撞破了,沉入海底,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三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四月初,在东大寺设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及400余位僧人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758年卸任,被尊称为“大和上”,恭敬供养。759年,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至今仍存,被视为日本国宝,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以后,鉴真在此授戒讲经,把律宗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虽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学,凭嗅觉辨草药,为人治病。留下一卷《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带到日本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书法艺术有很大影响。

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东渡日本。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但四月的时候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盗,说:“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逮捕,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入官了,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

八月,日僧荣睿、普照被释放后,决定再次恭请鉴真一起回日本。他们秘密到大明寺谒见鉴真,面陈邀请之诚意。鉴真深受感动,为了却心愿,他出钱80贯从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那里买到一艘旧军船。又雇船工18人,工匠85人,准备了经书等书籍和粮食、医药等一应物品。十二月中旬,鉴真等从扬州出发,顺长江而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江浪汹涌,船只触礁而破,已无法行驶。船工只得把船停靠浅滩暂避风浪,争取时间抢修船只。谁知又遇涌潮,水深及腰,正当寒冬,冷风刺骨,粮米被浸,腹内无食,无法前进,只得返回岸上。

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书中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使后人了解了唐朝时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

唐朝后期(肃宗乾元二年—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759年—874年)。由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唐国势日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大不如前。

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

鉴真自743年—754年经12个年头,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备受艰辛,终于以非凡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实现了自己宏伟的夙愿,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第一次东渡(公元743年4月)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幹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要远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船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苏州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即黄歇浦)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

第六次东渡(公元753年十月—754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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