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明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永乐七年九月(公元1409年10月)“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费信《星槎胜览》)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所历国家“……太监郑和赍敕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今印度的阿麦达巴丹)、小柯(葛)兰、南巫里、甘把里(今印度西部坎贝一带)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明实录》卷八三)永乐九年六月六日(公元1411年7月6日)郑和还京。郑和一下西洋时，曾至锡兰山，其王“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揖睦邻国，屡邀劫其来往使臣，诸番皆苦之。”(《明实录》卷一一六)这次郑和回国途中特去访问锡兰，他又发兵五万劫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率兵2000抄其后路，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之，成祖为维护两国人民间传统友谊，“悯其愚无知”，命释放，给以衣食，令再立其国中贤者为王。海外闻之，无不感服，而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遇大险，能镇定自若，迅速决定克敌制胜之策，具有大将风度。
第四次：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公元1413—1415年)。郑和前三次出使都是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航行，行至古里而返航。近邻各国友好来往加强了。而成祖以“远者犹未宾服”(《明史·忽鲁谟斯传》)，所以再命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剌(卜喇哇)、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剌(似今莫桑比克的索法拉)诸国王锦绮纱罗绢等物有差。”(《明实录》卷一三四)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充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据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云：此行有宝船63艘，大者长44丈，阔18丈，中者长37丈、阔15丈。共27670人，规模仍然很大。永乐十一年十月(公元1413年)出航，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公元1415年8月12日)回国。
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标志着中国古代造船、航海的顶峰。
第七次：明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1—1433年)。明宣宗宣德六年闰十二月，此时明成祖及仁宗已逝，郑和年已60岁，仍率27550人的船队远航。“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宣德实录》卷六七)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鲁谟斯，于宣德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舟宗)(大批、大队)船回洋。郑和就在此归途中病故，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现此墓尚存。
第二次：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公元1407—1409年)。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
第六次：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公元1421—1422年)。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返国。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复遣“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与16国使者偕行。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舟宗)(分批、分队之意)而行。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八月十八日返还。
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爪哇、占城、锡兰、溜山、麻林等19国都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与其偕往，赐各国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应柯枝国王可亦里之请，赐其印诰并封其国之山为镇国山，明成祖并亲制碑文赐之，以志友好。
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国就把中国的礼物赠送给国王，以建立友好关系。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金银、铁器、农具等与当地的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等海外奇珍异宝相交换，以加强经济文化联系。在古里交易遵守当地贸易习惯，议价时，在公人前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改悔”。在佐法儿(今阿拉伯半岛南端阿曼的佐法尔地区)“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盛情接待。在第六次出使中，郑和船队曾到榜葛剌(汉之身毒，今孟加拉)访问。永乐年间曾数至其国，该国也数次来朝贡方物。这次来访，仍受到热烈盛大欢迎。其王“闻朝使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水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使用银，从者皆有赠”。仅“千骑来迎”，“内列马队千余”，“孔雀翎伞盖百余”，“象队百余”，足见其欢迎场面的隆重盛大。体现了中印、中孟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勃泥(加里曼丹)和满剌加国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中国南京，明成祖设宴招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58年在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发现了勃泥国王墓。勃泥国位于今东南亚加里曼丹岛文莱地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就和我国有过友好往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国王马哈漠沙曾遣使节前来祝贺明王朝的建立。到了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8月，勃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及其王后、弟妹、子女、近臣等共150多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住在南京“会同馆”内，不幸的是一个月后，麻那惹加那国王生了病，到10月就病故了，年仅28岁。临终前嘱其王后，“体魄托葬中华”。为此，明成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葬之于风景如画的石子岗，在墓侧立祠堂，追谥为恭顺王。每年春秋两季还派人祭扫。以后，明朝廷还派宦官张谦护送麻那惹加那的王后等回国。勃泥国王的墓至今整修、保护完好。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病逝于福州。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使节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麻林国及诸番国向中国赠送麒麟(长颈鹿)、天马、神鹿等；木骨都束赠送给中国花福禄(斑马)，卜剌哇国赠送给中国千里骆驼和驼鸡(驼鸟)，这些都增进了中外友谊。
牵星板第五次：明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出航。到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419年8月8日)回国内。
郑和(公元1371—1435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本姓马名和，小字三保(保一作宝)，回族，云南昆阳州(今并入晋宁)人。世奉伊斯兰教。其祖及父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意为“朝圣者”)。据闻其三十七世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郑和出身名门望族，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了解一些外洋情况。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扫平元朝梁王残部，派大将傅友德征云南，次年，战事结束。郑和之父在战乱中死去，12岁的郑和被俘，拨至燕王府，后充宦官。由于郑和“自幼有材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不辞辛苦，渐受朱棣赏识重用。后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朱棣夺得皇位后，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执掌营建宫室及供应皇室所需。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赐姓郑，自此改名郑和。
明初，元代的“驱口”得到了自由，手工业工匠可以“纳银代役”，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取得了恢复发展，明朝前期我国国势强盛，矿冶业、纺织业、制瓷业特别是沿江海发达的造船业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突出的特色展现于世界。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wen文〕继位，即建文帝。经过“靖难之役”(公元1399—1402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夺得帝位，是为成祖。为了争取海外地区对政权更替的了解和归附，提高威望，显示中国富强，加强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友好联系，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及其船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惊涛骇浪中与海洋搏斗。他们勇于战胜困难，甚至不惜生命代价的开拓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国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所到之处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谱写了中外人民世代友好的篇章。他们总结的航海经验和开拓的航路是留给后人的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至今各国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和古迹。在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寺。在非洲索马里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中索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郑和下西洋时的大宝船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著《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述航海见闻，史料价值极高。它使中国人民对亚非一些国家人民的生活、风俗、社会生产等情况有所了解，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航海史的重要资料。
第一次：明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一带)，率水手、官兵、翻译、采办、工匠、医生等27800余人，乘长44丈，宽18丈大船(宝船)62艘，还有很多附带船只，编着严整有序的队形，踏着万顷碧波，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出洋了。如此巨大的船只，如此庞大的船队，航行于浩淼无垠的海洋之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永乐五年九月二日(公元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到南京。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