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我们侵犯他人的隐私时，也会感到不适。这同样会伴随着一种轻度的紧张，通过跳跃行为表现出来。设想，有人看电影来晚了，要从一排已经就座的观众面前经过，不得不从一个膝盖挪向另一个。这个人不仅会用语言来道歉，还会弓着背，摆出“低三下四”的姿态，意思是：“别打我，我不是想惹你们生气。”在露天咖啡馆里，我们都不喜欢选择一张已经有人的桌子坐下，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不行，虽然桌旁的五张椅子都空着。那些椅子空着是没错，我们当然可以坐下去，可桌子已经被占了！于是，那张桌子就立刻成了那位“居民”的领土，我们要对此给予尊重。如果我们非要挪向一张已经有人的桌子，就一定会伴随着很多声“不好意思”和跳跃行为。顺便说一句，与比利时弗拉芒区的人相比，荷兰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下次我再坐火车，就坐到一个年轻的超级美女对面，毫不胆怯地看着她说：“女士您好，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出……”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所有神经元线路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整体，我们将其称为意识、个性、性格等，有些人则称之为灵魂。倘若那几千个线路不断发生变化，那么整体意识也会随之改变。把这些都总结起来，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个以性格和意识为基础的“我”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的神经元连接中建立起来的日常体验，与微观层面的“我”是相符的，无数微观变化的集合最终导致了整体的改变。
出生时的那个你早已不存在了，这听上去还是挺刺激的，对吧？不过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了。就像电影情节突然被一个煞风景的人打断，一切紧张气氛消失殆尽。在我的故事里，那个煞风景的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变化过，也就是说，他的基因基础——即所有的基因，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除了几次对人类的基因核心毫无影响的突变外，我们仍然承载着早先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基因。基因是信息的携带者，决定了人体或行为的某个特征将如何在一定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基因列出了规定，要求身体组织必须接受替换，环境发生变化时，大脑也要重组系统。倘若一切耗尽，身体就会被丢弃，不过大多是在新身体——也就是孩子们来到世上之后。他们会将基因信息保留并传承下去。
那个所谓的身体领土究竟有多大呢？这正是空间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其大小跟功效有关。最常见的要数社交距离了，从一米到四米不等。如果你在街上散步，跟警察问路，站在电梯里，或者在火车、候诊室、餐厅里找位子坐下，那么这些空间都必须得到一定的尊重。如果他人没有留意，就会给你带来不适感，使你产生不满，甚至导致恐惧和气愤来袭。你认识的人可以离你近一些，然而，朋友和家人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半米到一米不等。倘若人与人之间要发生一些亲密行为，如触摸、抚摸、轻声耳语等，我们就会把空间缩小到一个亲密的距离，通常小于五十厘米。倘若身体空间的间距不缩小，亲密距离也就不会出现，人们就生不出孩子来了。这种现象并不是人类特有的，所有需要通过体内交配繁殖的动物都是如此。我们平时得保持距离，不过今天就不用了。现在你可以靠我近一些，甚至进入我的体内也行。然而，在空间行为学的另一端，原本需要得到尊重的距离反而扩大了，比如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公众距离。为公众演讲的人总希望与听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这是一种特例，也许跟文化和生物特征的关系更大。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现象跟隐私有关，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就叫空间关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天生的一种倾向。人们习惯为自己保留一定空间，即一种身体周围的领土，背后的台词是：这是我的地盘，你是进不来的。当然，这有异于花园或房子那类真正的领土，可以把陌生人挡在门外，不过，这完全可以拿来对比。你的身体是你的个人领域，陌生人就应该待在外面。
众人会很难接受大脑在变化这个事实吗？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们还是见证了那些变化，虽然明白得还不算透彻。我们是可以看到个性和意识的变化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来提示一下。具体情形如下：人的年纪越大，大脑就能更好地从俯瞰的角度来观察进化。我如今的兴趣和三十五年前的可差远了。虽然有些兴趣——比如达尔文主义——被保留了下来，但还是根据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他一些兴趣则彻底改变或翻新了。在少年时期，我很不喜欢经济学，觉得它特别无聊，一点也不好玩。而如今，我尽量不去看这类书，是因为担心被一个有趣的领域吸收进去，从而耗光精力。现在我喜欢的颜色、食物、艺术、幽默、兴趣、与人相处及度假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多少人还跟轻狂的二三十岁时期的自己，拥有相同的政治或宗教信念呢？那什么，记忆不都还在吗？让我抓住小尾巴了吧？您说的没错，可是记忆每年都会被重新上色，其中的价值和感觉是不一样的。记忆是前一段人生遗留下来的纪念品，不断经历着重写，所以说，人脑的记忆部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头等车厢的乘客比二等车厢少，尤其是过了高峰时段。坐在那里看书再好不过了，同时，那儿也是观察人类领土行为的理想环境。每次坐火车，我都是第一个上车就座的，并且希望把这种“独占权”保持下去。不过就这点而言，我总是运气不佳，之后总会有人走进车厢。正如空间关系学所预测的那样，他们会选择一个离我很远的位子。不是因为我臭，而是没人愿意坐在一个已经就座的乘客旁边，除非两人认识。相比火车，候诊室里的情况就没那么有趣了，不过，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总会跟陌生人保持距离。只有当火车车厢或者候诊室里的座位不多的时候，才会有人迫于无奈坐到别人旁边。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空间关系规律还是很好理解的。人们从来都不相信陌生人，他们可能携带着会传染的细菌，或者有什么不好的企图，也可能会偷东西。如果我们的祖先与陌生人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的距离，就不会经常生病；食物、工具、药品等物件也就不会时而遭窃，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活得长久，生出更多的孩子来——比如您和我。几十万年后，这种系统便植入了我们的行为规律中。
我不会告诉那个年轻人，我是他将来蜕了皮、比当初理智了一些的那个版本，不然他肯定会气呼呼地瞪着我，然后发现我跟他的父亲长得还挺像。父亲要是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很开心。我跟那个年轻的家伙能处得来吗？他会怎么看这个年长的人呢？我们能够友好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得跟他——一个与我有着同样姓名的人——四目相接。天哪，我不存在了！不同的“我”存在着或者曾经存在过。做这种推论的时候我可得小心了，因为它意味着我不可以再使用那些已获得的学位，那是另一个人的学习所得，所有考试我都得重新参加一遍。还有，我的婚姻也早已不存在了，是另一个人娶了另一个女人，而她也不再是如今戴着我送的戒指的那个人，看来我们得重新去趟市政厅了。我也不再是父亲、爷爷、兄弟……我正受益于那些先于我的人的努力，那些努力学习、通过考试、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我的房子还是我的吗？为什么我跟以前的那些“我”有着同样的名字？难道我就不能有个新名字？一会儿该有人来告诉我这是投胎转世了，每一个“我”都是前一个“我”的重生。
现在我们把一切都排成队，会发现拥有外表和行为的身体不断被丢弃，身体所体现出来的好处是一时的。而基因正相反，更注重长期效果，它们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什么有意识的目标）是将信息一代接一代不断地传递下去。为此，身体被拿来使用，成了基因持续宣布和散播信息的一种机制。就像纸作为一个想法的载体，通过复印将纸上的想法广而告之一样。纸可能会燃尽，而想法不会。理查德·道金斯早在其1976年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就声明过，身体是承载人类基因的车辆，而这一说法并未获得众人的认可。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接受人自身的存在、工作、恋爱和最终的死亡都只有一个目的——保留基因携带的信息，这无疑对人类的辛勤生活是一盆冷水。掌声嘛，道金斯是没得到，不过他所言极是，一次性的人体和大脑都是为基因携带的信息服务的。
救命啊，我不存在了！
人的身体是非常不稳定的。就拿血液来说，会不断地更新、分解并制造出新的血细胞，对皮肤而言也是如此。表层皮肤细胞会不断死去、脱落，一分钟内可达数万，我们家里的绝大部分灰尘就源于此。通过这种方式，新细胞取代了老细胞。几周后，就要去吸尘器里找我的皮肤了。我竟然蜕皮了！我的血液和皮肤已经不是一周前的了，更别提一个月以前的了。
那个以大脑为基础来解释“我”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经典定理，是不正确的。大脑中的线路和神经元之间的几亿个连接，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每次我们学到新知识，不管大小多少，都会产生新的连接。一生中，我们学到的东西无数，不光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观点，还有街角那个面包房的全麦面包贵了五毛钱这样的小事。就信息而言，我们的大脑是根贪心的天线，总在忙着综合已有或新出现的线路中的那些信息。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拥有几千本书的图书馆，那么，某个学习过程就可以被看作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做下的记录。人在一生中会做很多记录，多到新书出现，图书馆得到了扩张。所以说，虽然大脑组织的绝大部分在我们的一生中不会发生变化，不过细胞连接层面的微观结构的变化速度，却跟蜕皮的皮肤有得一比。
在拥挤的大街上，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距离，至少人人都做出了努力。当你撞到对面走来的行人时，会迅速激起那个人的愤怒，招来气愤的眼神或咒骂。这是因为他个人——或者说亲密的距离——未得到他人尊重。顺便说一下，特别胖的人在人群激流中走动时困难重重，很难避开那些个人空间。不过，与他们庞大的体形相比，这跟他们对身体运动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关系更大些。
有一天，我又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我”那空空的车厢里，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打算备课。就在这时，我瞥见一位女士走了进来。那位女士并没有如空间关系学预测的那样，选择车厢的另一头坐下。在这个空空的车厢里，她竟然坐到了我对面！这下我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我的血管开始收缩，心跳加速，要是现在测一下皮肤的电导率，肯定会发现我流汗了。如果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也就算了，那我还能接受。可是这位女士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糟糕，有危险！
空间关系学指出了我们所需的个人空间，而行为生物学也描述了这个空间未受到他人——即陌生人尊重时，我们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我们会感到不适，将这种情形视为轻度威胁，由此产生一种反应，即逃离危险或准备攻击他人时身体做出的轻度反应。荷尔蒙完全做好了准备，皮肤和内脏里的血液涌向肌肉，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如果在街上有人离你太近，你是不会立刻表现出这种逃跑或攻击反应的，随之出现的则是大大弱化了的此类反应，会通过跳跃行为或不具有什么意义的微小动作表现出来，由此造成一定的紧张气氛。挠头发，用脚碾地面，双手在脸上搓来搓去，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对这种小小的紧张氛围的方法。当个人领土未受到他人尊重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适感，一个经过训练的行为观察者是看得出来的。
相比血液和皮肤，我们的骨骼却能陪伴我们好几年，不过也不够稳定。有人提出了以下假设：每年人体内都会有十分之一的骨组织分解，被新组织取代。这么说，几年后我就有一副新骨架了。身体的绝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不断取代的。不过也有些组织是特例，比如软骨，有时候会很麻烦。比如半月板断了，也就只能断着了。另外，神经组织也处于这场分解和重生的游戏之外，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外伤非常危险，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和我讲了几十年的课相反，近几年的研究表明，脑细胞还是会分解的，也就是说，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修复的，不过程度还是相当有限。在我们的一生中，大脑的绝大部分会保持原样。总而言之，晚年的我拥有一个与年少时不同的身体。现在那个具体的“我”，与出生时、发育过程中、叛逆期、学生期和退休前等时期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承载着“我”的身体到底是谁的呢？那个如今的、出生后的和32岁生日时的身体，又是谁的？
总结一下，我得出的结论是：与十几年前相比，今天的我是另一个“我”。我成了另一个个体、另一个人，和我年轻时是两个人，虽然我们有着同样的名字。
倘若每一滴海水都变了，大海也就不是原来的大海了。同理得出，人的大脑也正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坐火车嘛，多少有点像做科学研究。火车是一项奇妙的发明，能迅速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除非出发或到达的时间跟你的安排对不上，而且火车比汽车还要环保。对一个行为生物学家而言，火车就是个实验室。乘客们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观察起来总是那么有趣。他们会通过交谈、争吵、调情等方式互相交流，或者呢，就死守着空间关系学法则。看！
您可能会说，那个“我”与物质无关，由个性、性格、知识和意识，也就是大脑组成。啊，您说出了那个经典定理，结论是：我还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我”。这与以下事实完美吻合——我们的大脑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刚才提到的那些性格和意识，貌似都可以通过不会发生变化的大脑组织来解释。一块肝能发挥其自身功效，一杯血有着血液的特征，可一块大脑却什么用也没有。大脑的功能，如指挥运动、制造感觉、激起兴趣、创造意识等，都要通过由几百万个神经元组成、散布于大脑各个角落的复杂结构来进行。那些神经元通过复杂的线路把信号传递给对方，从而使信号扩散到更多细胞中，还把多个神经元的“产物”集中到一个细胞里，这儿加点油，那儿刹点车。就这样，一场我们至今都无法掌控的集体游戏产生了，不过我们清楚的是，这场游戏不会一成不变。
这可真是个烦人的想法，完全没什么道理嘛。我再也不坐在太阳底下无所事事了，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在游泳池边就不该思考。不出声地坐着，看看周围的人，不是挺好的吗？
我有时候会想在我的领域——行为生物学——之外，就人类这个话题写点什么。一个鞋匠总离不开鞋模，所以我才想，应该时不时抛开那个模子，给自己找点别的乐趣。当我在假期里躺在宾馆游泳池旁边的一张太阳椅上，看着周围那些度假的人时，寻找乐趣的欲望便开始在我的脑袋和指尖发热、发痒。他们中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孩子。有的人皮肤很白，有的人已经被晒红了；有的人肚子很大，有的则更大……看着他们，一个与人类有关的哲学思想在我的脑海里冉冉升起。这是一个关于“我”的问题——我到底是谁？这首先是个哲学问题，不过凑近了看，也是个和身体及大脑有关的非常有趣的生物学问题。
您想象一下，如果像漫画中写的那样，真有一种时间机器可以回到从前。再想象一下，我坐着那台时间机器飞回童年时代，和那时的“我”相遇了。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盯着我的眼睛。她是要袭击我吗？我的心怦怦直跳。只听她说：“先生您好，我读过您写的书……”接着她便对我展开了攻击，幸好只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话语。原来她是看了我网站上的照片才认出了我，这么说，她不是想破坏空间关系学的规律。因为她认出了我，所以在她看来，我们是相识的，那么她就不算一个侵入者，可以离我近一些。然而对我来说，她是个陌生人，所以才产生了轻度的逃跑和攻击反应。这又是一个有趣的人类行为。如果我们在照片或电视上看到过某人，就会觉得自己跟他（她）认识。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