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创造虽然是必需的，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是可能的。艺术中的创造时代是由对一个时代的混乱无序施加以有序的风格来确定的。它赋予当代人的激情以形式与样式。因而在我们的王公贵族再没有闲情谈情说爱时，一个创造者再重复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便不行了。今天，集体的激情已超过个人的激情，因而可以运用艺术来控制爱情的狂热。但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是控制集体激情与历史斗争。艺术的对象已由人的心理扩展到人的生存状态，尽管仿作者为之遗憾。当时代的激情影响到全世界时，创造想控制整个的命运，但它同样在面对整体性时保持了一致性。这时，首先是它自身，然后是整体性思想，使它处于危险之中。创造在当今成为危险的事情。
当代艺术由于是虚无主义的，便在形式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进行挣扎。现实主义既是资产阶级的，即黑色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样它便成为说教的。当形式主义是无根据的抽象时，它属于过去的社会，但同样也可以属于自命拥有未来的社会，这样它便是宣传。被不合理的否定所破坏的语言陷入言语的混乱，它听命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终于成为口号。艺术处于两者之间。倘若反抗者应当同时拒绝对虚无的狂热与对全体性的同意，艺术家则应该同时摆脱对形式的迷恋与现实的极权的美学。今日的世界的确是一个，但它的一致性的确是虚无主义的一致性。这个世界应当放弃形式原则的虚无主义与没有原则的虚无主义，重新找到创造性的综合道路，唯有如此，文明才是可能的。在艺术中，无休止的评论与报道的时代同样濒于死亡，宣告创造者时代的到来。
二十世纪的革命和艺术都与虚无主义相关，生活在相同的矛盾中。它们在运动中否定它们肯定的事物，二者都通过恐怖寻求不可能的结果。当代革命相信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其实不过是旧世界种种矛盾的再现。资本主义社会与革命社会最终是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服从于相同的手段——工业生产与相同的许诺。所不同的是，一个社会以表面的原则的名义作出许诺，这个原则是它不能体现的，并为它所使用的手段所否定。另一个社会以唯一的现实的名义论证其预言的合理性，但最后又损害了这个现实。从事生产的社会仅仅是生产而已，谈不上创造。
为了控制集体激情，必须亲自经历与感受它们，至少是相对的。艺术家感受集体激情的同时，也被它吞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时代成为报道的时代，而不是艺术作品的时代。它缺少对时间的正确使用。驱策这些激情所带来的死亡机会大于谈情说爱或雄心勃勃的时代，因为真正感受集体激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同意为这种激情并通过这种激情而死。对艺术来说，真实性的最大机会就是最大的失败机会。如果战争与革命的期间不可能进行创造，我们将不会有创造者，因为战争与革命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确定的生产的神话本身便蕴含着战争，犹如乌云蕴含着雷雨。战争于是蹂躏西方，杀死了贝基。资产阶级的机器则从废墟中出现，便看到革命的机器向它迎面走来。贝基甚至来不及复活过来，威胁一切的战争将会屠杀一切可能成为贝基的人们。如果创造性的古典主义是可能的，则应该承认，它即使用一个名词来说明，也完全是一代人的事业。失败的机会在破坏的时代只能由数目的机会来补偿，也就是说，十个真正的艺术家中至少有一个存活下来，担负起实现他的弟兄们最初的话语，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同时找到激情的时间与创造的时间。艺术家不论愿意与否，不能再是孤独者。反抗的艺术最终也表现出“我们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谦卑的道路。
然而，艺术与社会、创造与革命应当为此而重新找到反抗的源泉，那时，拒绝与同意、特殊与普遍、个人与历史会得到完全的平衡。反抗自身并非文明的成分，但它先于一切文明。当我们现在生活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时，唯有它可以使我们对尼采所梦想的未来抱有希望：“社会的主人不是法官与镇压者，而是创造者。”这句格言并非赞同由艺术家领导城邦这种可笑的幻想，它仅仅点明了我们时代的悲剧，即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产，再无创造可言。工业社会应重新赋予劳动者以创造者的尊严，也就是说，使他们同时对劳动本身与劳动产品都感兴趣并进行思索。惟其如此，它才能开辟文明之路。对阶级与个人来说，今后所需要的文明不能将劳动者与创造者分割开来。同样，艺术创造也不能将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历史分割开。这样，文明才会承认一切人享有反抗所肯定的尊严。由莎士比亚来领导鞋匠的社会既是不正确的，也是空想。然而，鞋匠的社会若声称不需要莎士比亚，同样是灾难性的。没有鞋匠的莎士比亚会效劳于暴政，没有莎士比亚的鞋匠若不为暴政的扩张卖力，就会为暴政所吞食。一切创造本身便否定存在着主人与奴隶的世界。我们始终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可憎的暴君与奴隶的社会只有达到创造的水平才会死亡，转变为另一种社会。
然而地狱终究有竟期，生命有一天会重新开始。历史也许会终结，而我们的任务并非结束历史，而是要根据我们以后所知道的真正事物的形象创造历史。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人们可以拒绝全部历史，却可以与星辰和海洋的世界融洽无间。想要无视自然和美的反抗者们必定不愿意以工作与存在建立尊严。一切伟大的改革家都竭力在历史中建造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始终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无疑美不会进行革命，但将来有一天革命需要美。美的规则否定真实，同时又赋予真实以统一性，这规则也是反抗的规则。人们是否能够永远拒绝非正义而又尊重人的本性与世界的美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道德同时是不屈服的与忠实的，唯有它可以照亮真正现实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通过保持美来准备那再生的一天，那时文明远离历史上的形式的原则与堕落的价值，把这个新鲜活泼的美德置于它思索的中心地位。这个美德会创立世界与人所共有的尊严，我们现在面对侮辱这个美德的世界，应该对它加以阐明。
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唯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我们的时代向陷入困境的社会提出两个问题：创造是可能的吗？革命是可能的吗？这两个问题实则为一个，与文明的复兴有关。
此时，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于虚无主义，威胁那些反对它而意欲在全体性中保持单一性的人们。今天的一种历史意识就是在艺术家与新的征服者之间，在创造性的革命的见证人与虚无主义革命的营造者之间进行的斗争。明天更是如此。人们对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抱有合理的幻想。我们至少知道以后会进行这场斗争。现代的征服者可以屠杀，但似乎不能创造。而艺术家们会创造，却不能杀人。艺术家中若有杀人凶手也是例外。久而久之，我们革命社会的艺术因而定会消亡。然而那时，革命会生存下去。每当革命杀害一个可能会成为艺术家的人，它便变得更加虚弱。倘若征服者最后使世界屈服于他们的法律，也不能证明数量可以决定一切，而只能证明这个世界是座地狱。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欧内斯特·德温格在其《西伯利亚的日记》中讲述了一个德国中尉的故事。他多年来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饥寒交迫，竟用木键制造了一架无声的钢琴。他就在那里，在一群衣衫破烂、饱尝苦难的囚徒中间，创作了奇妙的音乐，唯有他一人可以听到。这样，他身处地狱，神奇的曲调与消逝的美的壮烈形象始终在罪恶与暴行中给我们带来反抗的回响，证明人在漫长的世纪是何其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