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明白，他所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丰满的生命，他拒绝把它们混为一谈。他要求的是体现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整个人类的不死性，而非变成“精神”的抽象的不死性。他以同样的热情与新的对手展开争论，在这场内部的大论战中，他得出的结论来自黑格尔，但却转而反对他。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最杰出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别林斯基在这方面的演变最能说明问题。别林斯基起初抱有模糊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突然间遇到了黑格尔的思想。他半夜在房中为这种启示所打动，像帕斯卡尔一样泪流满面，一下子便潜心研究这位老人的著作：“我与法国人告别，这绝不是任意与偶然之举。”他同时又是保守派与社会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他毫不犹豫地写出这一切，勇敢地为其立场辩护。然而，这颗高贵的心灵此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他在世界上最憎恨的事物即非正义的一边。如果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则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应该肯定鞭笞、奴役与西伯利亚。他以往有一阵子认为接受世界的现状与苦难是高尚之举，因为他想到的仅仅是忍受他自己的苦难与矛盾。然而问题是要肯定他人的苦难是该当的，这时他的心灵一下子便迷惘了。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不能同意他人的苦难，则表明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历史至少在这一点上与理性是不符合的。然而历史应当全部是合乎理性的，否则便丝毫不合乎理性。人孤单的抗议有时为一切会变得合理的想法所平息，但重新又以激烈的言辞爆发出来。别林斯基向黑格尔本人求教：“我对您的哲学深为崇敬，现在荣幸地让您知晓，倘若我有幸爬到发展阶梯的最高一级，我便要让你清楚生活与历史的一切受害者。假若我对所有的同胞的状况心中感到不安的话，我决不想获得幸福，即使是免费的。”
在这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德意志思想与法国的影响展开斗争，使既渴望报仇与正义又感到孤立无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开始被看做一种启示而受到欢迎、赞扬与评论。这种狂热的哲学激励着俄国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译为诗句。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了社会寂静主义的理由。意识到世界的合理性则足矣，“精神”在时代结束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实现，这是斯坦科维奇、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最初反应。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甚至复杂的意图，俄罗斯的激情开始消退，而且马上转向另一个极端。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这些俄国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着道德。这些绅士尚未纠正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他们的道德甚至是自觉的：“我们的祖先是些骄奢淫逸的人，而我们是卡东。”他们当中的彼埃尔·维亚塞姆斯基这样说。他流露出苦难会使人新生的观念，在巴枯宁与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仍可发现这种观念。十二月党人令人想到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并放弃其特权的法国贵族。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于8月4日夜间做出决定，为了解放人民而选择牺牲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们的首领彼斯捷尔有着政治与社会的思想，他们流产的起义并无坚实的纲领。甚至难以肯定他们曾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之中的一人在起义前夕说：“是的，我们会死去，但这将是壮丽的牺牲。”这的确成了壮丽的死亡。1825年12月，起义者的方阵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前的广场被炮火所摧垮，幸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吊死，在处死他们时动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这些死难者，虽然行动显然策划不周，但整个革命的俄罗斯在悲愤与惊恐的情绪中仍然崇敬他们，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成为榜样，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样。在这段革命历史的开始，他们显示出被黑格尔嘲讽地称为优美的灵魂的人们的权利与伟大，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确定革命思想的趋势。
这些结论就是反抗的个人主义的结论。个人不能接受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历史。个人为了肯定他现在的状况，必须摧毁现实，而不是与之合作。“否定是我的上帝，如同不久以前现实是我的上帝一样。我的英雄们是旧事物的破坏者：路德，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恐怖主义者，《该隐》中的拜伦。”我们这样便一下子又重新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的所有论题。当然，法国的个人社会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始终很活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人们阅读圣西门与傅立叶的著作，四十年代普鲁东的思想被介绍进来，这些人激发了赫尔岑的伟大思想以及很久以后彼埃尔·拉甫洛夫的思想。然而，一直与种族价值密切相连的这种思想在与犬儒主义思想的大辩论中终于处于下风，至少暂时如此。别林斯基起初接受后又反对黑格尔，相反又发现了社会个人主义的相同倾向，但是从否定的角度，拒绝超验性的价值。他于1848年去世时，其思想非常接近赫尔岑的思想。不过在与黑格尔的冲突中，他准确地确定了一种态度，就是虚无主义者的态度，而且至少部分地是恐怖主义者的态度。这样他便提供了在1825年理想主义的贵族与1860年“虚无主义”的大学生之间的过渡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