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形而上的反抗于是加入“我们是孤独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生活。然而，如果我们在空虚的天空下是孤独的，如果我们因而必须永远死去，那么我们怎么能真正存在呢？形而上的反抗于是企图用表象来制造存在，此后，纯粹的历史的思想便来说，存在就是制造。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革命注定要仅仅为了历史而生活在恐怖中的原因即在于此。它认为，若不能在历史中获得一致同意，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它就什么也不是。这样，限制被越过，反抗首先被出卖，然后按照逻辑，必被扼杀，因为它从来在其纯粹的运动中仅仅肯定了限制的存在以及我们被分裂的存在。反抗从开始就不是对一切存在的全部否定。相反，它同时说“是”与“不”。它以所颂扬的一部分存在的名义拒绝另一部分存在。这种颂扬越深刻，拒绝便越无情。然后，当反抗在晕头晕脑的狂热中进入一切或空虚时，进入否定一切存在与人性时，便在此处否定了自己，全部的否定仅仅证明征服整体的计划是合理的。然而，肯定人类共同的限制、尊严与美所造成的结果，仅是把这种价值扩展到一切事物与所有的人，走向一致而不否定其根源。从这种意义上说，反抗就其最初的真实性而言，并非证明任何纯粹历史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抗的要求是和谐一致，历史的革命所要求的是整体。“不”的第一部分依靠“是”，第二部分依靠绝对的否定，注定要受到各种奴役，才能制造一个被抛到时代终结的“是”。一个是创造者，另一个是虚无主义者。前者注定要创造，以便越来越好地生存，后者被迫生产，为的是越来越起劲地否定。历史的革命不得不始终在行动，希望有一日获得存在，却不断地失望。甚至一致的同意仍不足以创造存在。腓特烈大帝对臣民们说：“服从吧！”但他在濒于死亡时说：“我对统治奴隶已经厌倦。”革命为了逃脱这荒诞的命运，现在与将来注定要放弃自己的原则、虚无主义与纯粹历史的价值，以便重新找到反抗的创造源泉。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道德的或形而上的规则会抵消历史的妄想。它无疑只蔑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形式的与骗人的道德，但它的疯狂之处在于把这种蔑视扩展到一切道德要求。在革命的起源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可作为其向导。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发现其纯粹状态时所能加以确定的。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下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绝对的革命意味着人性的绝对可塑性，可以将其压缩到历史力量的状态。而反抗是拒绝将人当做物来对待，将其归结为简单的历史。它肯定了所有的人想要摆脱权力世界的共同本性。诚然，历史是人的一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是对的。而人在反抗时为历史施加了一种限制。就在这种限制中产生了对价值的许诺。恺撒式的革命在今天所无情打击的正是价值的产生，因为这表明了它真正的失败，它应该放弃其原则。在1950年，世界的命运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取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与革命的生产之间的斗争，它们二者的目的其实是相同的。当时的斗争是在反抗力量与恺撒式的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的。节节取胜的革命应该通过其警察、审判与清洗来证明不存在人性。受屈辱的反抗，通过其矛盾、痛苦、接连不断的失败及坚持不懈的自豪感，而使痛苦与希望成为这种本性的内容。
但虚无主义竭力要保持存在，这足以抛弃世界。这种狂热向我们的时代展示了它令人厌恶的面孔。人道主义的大地变成了这个不人道的欧洲。然而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如何能否认呢？如果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地狱，我们也不会回避它。那些在激起这种憎恶之后而认为有权宣布判决的人们，也难以躲逃这种憎恶，而只能接受并超越它。一棵这样的植物只能生长在极不公正行为的厚厚沃土上。二十世纪的疯狂不加区别地让人们卷入了一场殊死斗争。在斗争终止时，敌人依然是敌对的弟兄。他即使被揭发出错误，也不会受到蔑视与仇恨：不幸在今天是共同的家园，是能实现许诺的唯一的地上王国。
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二十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选择历史，而且仅仅选择历史，这就是选择虚无主义来反对反抗本身的教导。打着反对不合理这个旗号而拥入历史，同时又大喊历史无任何意义的人们遇到了奴役与恐怖，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那些投身其中并宣扬其绝对合理性的人们遇到的也是恐怖与奴役，而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法西斯主义欲为尼采的超人的降临而开辟道路。它立即发现，上帝若存在的话，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样子，但首先是死亡的主人。倘若人想使自己成为上帝，则需要窃取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制造了尸体与下等人，自己因而也成了下等人而非上帝，成为死亡的卑贱的奴才。而就合理的革命而言，它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历史的逻辑从其被完全接受的时刻起，逐渐地引导着历史反对其最高尚的感情，日益损害人的利益，从而使自身转变为客观的罪行。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于悲剧性，竟由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想过要解放所有的人，而仅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后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则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地奴役他们所有的人。应该承认后者伟大的意图。不过相反，可以正确地说，他们二者的手段同政治犬儒主义是一回事，均来自同一个源泉，即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一切的进展酷似施特纳与聂察也夫的门徒利用卡利亚耶夫与普鲁东的门徒。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时代成了消灭反抗的私人的与公共的技术的时代，其原因即在于此。
革命如今听命于虚无主义，的确已背离了其反抗的根源。憎恨死亡与死神的人对个人的继续生存感到绝望，想在不死亡的人类中解脱自己。然而，只要群体未统治世界，只要人类未主宰世界，那么仍要死亡。时间紧迫，说服人要充裕的时间，友谊要求无止境的建设，恐怖遂成为达到不死亡的最短的捷径。然而，这些极端反常的行为同时呼喊着最初的反抗价值的回归。声称否定一切价值的当代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人想通过它主宰世界，然而，既然一切皆无意义，何必要主宰？如果生命的面孔是可怕的，何必要追求不死？正如没有绝对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没有绝对的虚无主义思想，也许除了自杀之外，人的毁灭仍然肯定了人。恐怖与集中营是人用来逃脱孤独的极端手段。对和谐一致的追求应该得到满足，即使身处公共墓穴之中。他们若杀人的话，是因为要拒绝致人死命的条件，让所有的人都不会死亡。他们于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屠杀，但他们同时表明离不开人。他们满足于对友爱的可怕渴求。“人应该有欢乐，他若无欢乐，则需要有个女人。”那些反抗生存与死亡的痛苦的人们于是想要统治。萨德说：“孤独即权力。”成千上万的孤独者如今需要权力，因为权力意味着他人的痛苦，表明了需要他人。“恐怖是仇恨的孤独者最终向人的友爱所表示的敬意。”
我们现在不是复活就是死亡。如果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反抗否定了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那么反抗则不得不与它所鼓动的世界一起灭亡，或者重新获得人们的忠诚与新的热情。在进一步论述之前，至少必须弄清这种矛盾。当人们如同我们的存在主义者（他们目前也受到历史主义及其矛盾的支配）一样，说从反抗发展为革命是种进步，而反抗者并非革命者时，这种矛盾并未清楚地加以确定。实际上矛盾更加紧张。革命者同时是反抗者，否则他不再是革命者，而成为转而反对反抗的警察与官僚。然而，他若是反抗者，最终会起来反对革命。因而从这种态度转变为另一种态度谈不上是进步，而是同时发生的，二者的矛盾在不断增长。一切革命者最后都会成为压迫者或异端分子。在反抗与革命所选择的纯粹的历史世界中，它们会陷入相同的困境：不是成为警察就是疯狂。
在这个层面，唯一的历史提供不出任何丰盛的成果。它不是价值的源泉，而依然是虚无主义的源泉。人们能够在永恒的思索中创造反对历史的价值吗？这无异于认可历史的不公正与人的苦难。对这个世界的诽谤会导向尼采所提出的虚无主义。以唯一的历史而形成的思想如同反对历史的思想一样，剥夺了人们生活的手段或理智。前一种思想把人推向“为何活着”这种极端消沉的境地，第二种思想把人推向“如何活着”的境地。历史是必需的，然而是不够的，它仅仅是种偶然原因。它既不是缺少价值，也不是价值本身，甚至不是价值的材料，而是机会，人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检验用以评判历史的价值是否存在。反抗本身对我们作出这种许诺。
应该摈弃对闲适与和平的怀念。这种怀念与接受不公正的行为是一致的。有人发现在历史上有幸福社会之后而哭泣，从而承认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减轻苦难，而是苦难的沉默。相反，苦难在大喊大叫，并使脑满肠肥的人迟迟不能入睡，这样一个时代应当受到赞颂！迈斯特已经谈到“革命向国王们发出的誓言”。革命在今天又向这个时代被侮辱之士发出誓言，而且以更为紧迫的方式，必须聆听这个誓言。一切言语与行为，即使是罪恶的，都蕴含着对我们必须追寻与揭示的价值的许诺。对未来无法预定，复活也许是不可能的。虽然历史辩证法是虚假与罪恶的，世界总归要按照一种错误想法在罪恶中生存下去。只不过在这里拒绝了这样一种顺从：必须为复活而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