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认为，动物具有对外在世界的即刻意识，这是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对自己的意识，是与人的区别所在。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只有在意识到他自己时方称得上真正地活着。因而，他基本上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为了肯定自己，应该区别于不是这种意识的一切。人是创造物，他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与不同而否定其他存在。使自我意识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并非是单纯地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而忘记自身的观照，而是他能够认识世界的愿望。当自我认识指出外部世界是不同的，这时这种愿望使它回归自己。在它的愿望中，外部世界是自我意识所没有的东西，而外部世界是存在的。自我意识为了自身存在而想拥有外部世界，后者却不复存在。自我意识因而必然是愿望。为了存在，自我意识必须得到满足，而它唯有通过欲望的满足才能使自己感到满足，因而竭力使自己满足。与此同时，它否定他物，消除那使它满足的一切。它是否定。行动，就是毁灭，以便让意识的精神现实诞生。然而毁灭一个没有意识的事物，例如把肉吃掉，也是动物的行为。消费仍然不是有意识的。必须使意识的欲望所要求的对象是无意识的自然之外的其他东西。世界上唯一有利于这种自然的恰恰是自我意识。因而必须使欲望置于另一个欲望之上，自我意识用另一种自我意识满足自己。简单地说，只要人仅仅像动物那样活下去，人便不成其为人，也不承认自己是人。人必须被其他人承认。一切意识从原则上说就是要求被其他意识承认为意识并作为意识对待的愿望。是其他人产生了我们。我们只有在社会中得到了高于动物价值的人的价值。
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人心灵中对神的渴求。如今又来了其他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滑铁卢，始终声称要结束历史。人向往的神依然大行其道，但只有到岁月结束才会受人崇拜。应当为这个世界末日效劳，由于没有上帝，至少要创建教会。总之，历史虽然仍未终结，让人依稀看到的远景却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远景，仅仅是由于这远景是黑格尔灵智之绳所牵引，即使说不上由它引导。当那个可恶的家伙满载荣耀地带来了耶拿战役的哲学，对于随之而来的事物，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天空是空洞的，大地交由无原则的权力支配。选择杀人的人们与选择奴役的人们将相继成为舞台的主角，打的旗号是脱离真理的反抗。
正义、理性、真理仍然在雅各宾的天空闪耀着光辉，这些固定的星辰至少可以作为标志。十九世纪德国人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在继续法国大革命的事业，同时消除它失败的原因。黑格尔认为，他已看出雅各宾派抽象化的原则已经蕴含着那时的恐怖行为。他提出，绝对而抽象的自由会导致恐怖政治。抽象法律的统治与压迫的统治是一致的，黑格尔注意到，从奥古斯都到亚历山大·塞维尔（235年）这段时期是法国科学最发达的时期，然而同时也是最无情的暴君统治的时期。要超越这种矛盾，必须建立一个具体的社会，由非表面化的原则赋予生气，自由与必要性相调和。德国的思想终于以一种非人为的但更含糊的概念，即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理性直到此时才翱翔在与它有关的现象的上方，此后便融入历史事件的长河，阐明这些事件，而这些事件赋予它躯体。
黑格尔未能阻止那些在一个被不公正分裂的欧洲，怀着焦虑阅读其著作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投入一个没有无罪与原则的世界，黑格尔恰恰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它与“精神”相分离。黑格尔无疑宽宥了历史终结时的种种罪恶。然而，从现在到那时为止，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罪的。“唯有没有行动的石头的存在是无罪的，甚至儿童的存在都不是无罪的。”而石头的无罪与我们毫不相干。没有无罪，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丝毫理性。没有理性，赤裸裸的力量，主人与奴隶期待着理性有朝一日会主宰世界。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痛苦是孤独的，欢乐是没有根的，两者都是没有来由的。当只有在岁月结束时才有友谊，那么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忍受？唯一的出路是手握武器创造规则。“杀人或者奴役”，怀着唯一而可怕的激情阅读黑格尔著作的人们只记住了这个二难推理的第一个词。他们从中汲取了蔑视与绝望的哲学，认为自己是奴隶，而且仅仅是奴隶，他们由死亡与绝望的“主人”联结在一起，由皮鞭与地上的主人联结在一起。这种坏意识的哲学仅仅告诉他们奴隶之所以为奴隶是由于同意，只有拒绝才能获得解放，而拒绝与死亡是一回事。他们之中最骄傲的人，在回答这种挑战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种拒绝，献身于死亡。总之，如果说否定本身就是积极的行为，这无异于事先肯定了各种各样的否定，并宣告巴枯宁与聂察也夫的呼唤是对的：“我们的使命是破坏，而非建设。”黑格尔认为，虚无主义者不过是怀疑论者，他只有把矛盾或哲学上的自杀作为出路。然而他使另外的虚无主义者诞生，这些虚无主义者把厌倦作为行动原则，把他们的自杀与哲学的谋杀看做一回事。由此而产生了恐怖主义者，他们决定为了存在必须杀人或死去，因为人与历史只能由牺牲与杀人来创造。一切理想主义若不用生命来冒险，则是空洞的，这种豪迈的思想被一些青年贯彻到底，他们在床上逝世之前，不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理想主义，而是通过炸弹的轰响来讲授，直至躺在绞刑架下。尽管自身错误多多，他们却修正老师的错误，给他指出，有一种贵族政治优于黑格尔所颂扬的可憎的成功的贵族政治，这就是崇尚牺牲的贵族政治。
使黑格尔提出其论断的根据恰恰使他在学术上永远受人怀疑。他认为，由于有了拿破仑和他自己，历史在1807年已经完成，相信“肯定”是可能的，而虚无主义已被战胜。《精神现象学》是仅仅预测过去的《圣经》，为时代定了一个界限。在1807年，一切罪恶均得到宽恕，各个时代到此结束。然而历史在继续，此后其他的罪恶对世界大喊大叫，让以往罪恶的丑闻再现于人世，但却永远为德国哲学所宽恕。在神化拿破仑之后，黑格尔把自己神化，由于他已成功地使历史停滞，他以后便是清白无罪的。黑格尔的神化仅持续七年。与完全的肯定相反，虚无主义又弥漫世界。哲学，即使是奴颜婢膝的，也遭遇了它的滑铁卢的灭顶之灾。
可以肯定地说，黑格尔使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然而，他同时又给予理性以无理性的颤动，将过度引入理性，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德国思想一下子将不可抗拒的运动引入它的时代固定的思想中。真理、理性与正义突然体现在世界的变化中。德国的意识将它们推入永恒的加速运动中，把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运动融合起来，把这种存在的完善定于历史变化的终结，如果有终结的话。这些价值不再是标志，而变为目的。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即生活与历史，没有一个先存的价值可以指引它们。相反，黑格尔相当大一部分的论述就是要证明，道德意识服从于正义与真理，仿佛这些价值存在于世界之外，而这种道德意识恰恰会危害这些价值的实现。行动规则于是成为行动本身，在黑暗中进行，期待着光明最后的照亮。理性被这种浪漫主义所兼并，仅仅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
有位诠释者是黑格尔左派，然而又是正统派，他注意到黑格尔对道德家的敌意，指出他唯一的原则就是按照他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生活。对这一条社会的因循守旧的处世箴言，黑格尔给出了最厚颜无耻的证据。然而，科热沃又提出只有当这个民族的风俗符合于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是坚固的，并能抵抗得住革命者的批评与攻击，这种因循守旧才是合法的。然而由谁来决定这种坚固性？由谁来判断合法性？一百年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抵抗住了激烈的冲击。难道因此就可以认为它是合法的吗？反过来说，由于魏玛共和国在希特勒进攻时而垮台，忠于魏玛共和国的人们就应该倒戈，在1933年信仰希特勒吗？在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应该背叛西班牙共和国吗？传统的反动思想从它的角度说，这些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新鲜的是革命思想吸收了这些结论，其后果难以估量。清除一切道德价值与原则，以既成事实代替它们，而事实虽是临时的国王，却又是真正的国王。人们看得很清楚，这只会导致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论这是个人的行为，或者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的行为。由黑格尔所激发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各种运动，都一致露骨地抛弃了道德。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有系统的，《精神现象学》也有教育学的性质。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它在其各个阶段中描述了使意识走向绝对真理的教育，这是一部形而上的《爱弥儿》。每个阶段都是一个错误，而且在意识或它反映的文化方面总伴随着几乎是注定的历史惩罚，黑格尔打算指出这些痛苦的阶段的必然性。《精神现象学》的一个方面就是对绝望与死亡的思索，只不过这种绝望是有系统的，因为它在历史终结时要转化为绝对的满足与智慧。这种教育的缺陷在于只能以高等的学生为对象，而且人们过于认真地看待它使用的字眼，其实它只是想用词预示思想。对于统治与奴役的有名的分析便是如此。
上面概述了激起革命精神的基本思想，尽管阐述得极其抽象。这些革命精神的宗旨显然各不相同。如今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又发现了这些思想。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最终取代古代反抗者的有神论，在黑格尔莫名其妙的影响下，它们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这种革命运动在黑格尔以前从未真正与其道德的、宗教的、理想主义的起源相分离。这些思想潮流严格地说远远不属于黑格尔理论，但却从黑格尔模棱两可的思想与对超验性的批判中获得其源泉。黑格尔最终摧毁了一切垂直的超验性，尤其是各种原则的超验性，这正是他无可争辩的独特之处。无疑，他在世界的变化中恢复了精神的内在性。但这种内在性并非固定的，与古代的泛神论毫无共同之处。精神存在于世界上，又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在世界上产生，将来会存在于那里。价值于是被推到历史的终结。在那时之前没有恰当的标准来建立价值判断，必须根据未来的行动与生活。一切道德均成为暂时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就其最深刻的意向而言，是竭力要生活在无超验性的世纪。
不管怎样，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终摧毁道德的表面原则的武器。他们用这种武器守卫着对无超验性的历史的看法，这历史可归结为永久的争论与权力意志的斗争。我们时代的革命运动，就其批判的方面来说，首先是猛烈揭露主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到1789年时，神的超验性用来为国王的专横辩护。法国大革命后，理性或正义这种表面的原则的超验性，用来为既不正义又不合理性的统治辩护。因而必须撕去这种超验性的假面具，上帝已经死亡，但如施特纳所预言，必须扼杀原则的道德，因为其中仍可找到对上帝的回忆。对形式道德的憎恨是神性失去价值的证据，是为非正义服务的假证据，它依然是今天历史的动力。没有任何东西是纯洁的，这一呼喊使这个世纪震惊。不纯洁，因而还有历史，即将变成规则，荒漠的大地将交给赤裸裸的力量，由它决定人的神性。人们于是陷入谎言与暴力，犹如沉迷宗教一样。
黑格尔在其哲学的第一阶段肯定地说，虽然死亡对人和动物是共同的归宿，但人接受了死亡甚至要求死亡，这正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争取承认的至关重要的斗争中，人于是把自己视为与使用暴力的死亡一样。“死去并变化”，黑格尔着重提出这一传统的箴言。不过“变成你现在的样子”让位于“变成你现在仍然不是的样子”。要求承认的这种狂暴的最初愿望与存在的意志相混同，仅仅由逐渐扩展的承认所满足，直到承认一切人。由于每个人都要求得到所有的人的承认，为生存的斗争不停地进行，直到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所承认，这将标志着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哲学的意识所竭力获得的存在，诞生于来之不易的集体赞同的荣耀。应该指出，在激发革命的思想中，至高无上的善并不真正与存在相一致，而是与绝对的表象相一致。人的全部历史不论怎样仅仅是一切漫长的殊死斗争，以便夺得普遍的威信与绝对权力。这种夺取从其自身来看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与十八世纪及《社会契约论》中的粗野的善还相距甚远。在诸世纪的喧嚣与狂暴中，每种意识为了自身存在以后都要求其他意识的死亡。此外，这种无情的悲剧是荒诞的，因为当一种意识被消灭时，胜利的意识并不因此而获得承认，它不能通过不再存在的东西而成为存在。表现的哲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极限。
在反抗思想的这个新阶段，黑格尔著作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件奇怪的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全部作品显示出对异端的恐惧。他想成为调和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一种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从其方法来看，是哲学文献中最含糊不清的。由于他认为凡是真实的皆是合理的，便肯定了观念学者关于真实的一切论述。人们所称之为黑格尔的泛理论是对现实的辩解。但他的泛理论也激起了破坏。无疑，在辩证法中一切都得到了调和，人们提出一个极端见解，必定会出现另一个极端见解。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如同一切伟大的思想一样，包含着修正黑格尔的内容。然而，哲学理论是很少仅仅用智力阅读的，人们常常用心灵与感情去阅读，它们不会去调和任何东西。
这还不是一切，今天的世界显然只能是主人与奴隶的世界，因为当代的意识形态，意欲改变世界面目的意识形态，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根据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来思索世界。假若在空无一物的天空下，在世界的第一个清晨，只有一个主人与一个奴隶，假若从先验的神到凡人只有一种从主人到奴隶的联系，那么世界上不可能有其他法律，而只能有力量的法律。唯有在主人与奴隶之上有个神或者原则方可以居间调解，使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归结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历史。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努力相反是要越来越摧毁一切先验性及对先验性的任何怀恋。虽然黑格尔的思想比黑格尔左派的思想要丰富无比，但黑格尔左派最后却战胜了他，他却在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的层面上为二十世纪的权力意志提供了决定性的辩护。征服者永远有理，这是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理论体系中可得出的教训之一。当然，在黑格尔奇妙的大厦中也有可以部分地否定这些论据的内容。但是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不再依附于耶拿的大师的被不恰当地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黑格尔的面孔相继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及一切黑格尔左派所改造，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在这里唯有他使我们感兴趣，因为只有他对我们时代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尼采与黑格尔被达豪与卡拉干达的主人所利用的话，并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们的哲学。但这令人怀疑他们的思想或逻辑的一个方面会导致这些可怕的境地。
倘若由于一种对黑格尔体系来说是幸运的安排，从一开始便不存在两种意识，而且其中的一种没有勇气放弃生命，从而同意承认另一种意识而不被对方承认，那么任何人类现实都不会产生。总之，它同意被看做一种东西。这种意识为了保存动物般的生命，而拒绝独立的生命，这便是奴隶的意识。得到承认的意识获得了独立，这是主人的意识。当两种意识相冲突，一种意识屈服于另一种时，二者则判然有别。这个阶段的难题不是自由或者死亡，而是杀人或者奴役。这一难题响彻在延续的历史中，虽然荒诞性在此时尚未缩小。
然而我们从黑格尔那里读到了对善良意识的最初的彻底批判，对美好灵魂与无效的态度的揭露。他认为，真、善、美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宗教的人们的宗教。叛乱的存在使圣茹斯特感到惊愕，违反了他所肯定的理想秩序，而黑格尔不仅仅为之惊愕，相反还断言在思想的起始就存在叛乱。雅各宾派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道德的。而从黑格尔理论出发的而且今天取得胜利的运动则相反，认为没有人是有道德的，但大家将来会是有道德的。在起始时圣茹斯特认为一切都是田园诗，而黑格尔则认为一切都是悲剧。但到最后，二者成为一回事。应该毁灭破坏田园诗的人们，或者为了创造田园诗而破坏。对二者来说，暴力笼罩着一切。黑格尔所着手的对恐怖政治的超越，只不过导致恐怖政治的扩大。
我们将把对奴隶意识（斯多噶主义，怀疑主义，不幸的意识）的态度的描述放在一边，在《精神现象学》中可以读到这种描述。关于其后果，不能忽略这种辩证法的另一面，即把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与古代的神与人的关系等同看待。黑格尔理论的一个诠释者注意到，如果主人真正存在，他便是上帝。黑格尔本人将世界的主人称做真正的神。在他对不幸的意识的描述中，他指出，信仰基督教的奴隶想否定压迫他的一切，遂逃避世界现实而投身于一个新主人，就是上帝。黑格尔还把至高无上的主人与绝对的死亡视为一体，于是在更高的层面，受奴役的人与亚伯拉罕的残酷的上帝之间重又展开斗争。宇宙的神与人之间这种新的分裂将由基督解决，在他身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加以调和。然而基督在某种意义上是感觉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看见他，他生活过并已死去。因而他仅仅是走向普遍性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按辩证法，他也应该被否定。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半神半人，即可得到最高的综合。若跳过那些中间阶段，可以说这一综合体现于宗教和理性，由工人士兵所建立的绝对国家所完成。在这个绝对国家中，每个人与大家之间相互承认，太阳下存在过的一切都普遍得到调和，这最终反映了世界精神。此时，“思想的眼睛与身体上的眼睛相一致”，每种意识于是仅仅成为反映其他镜子的一面镜子，而它自身则反映在被反射的形象中。人的城市与神的城市相吻合。普遍的历史，即世界的法庭，将作出判决，对善与恶进行判断。国家将成为命运，在“存在的精神之日”宣布赞同一切现实。
动物最高的价值是保存生命。意识应该超越这种本能，才能得到人的价值。它应该有能力拿生命去冒险。人若想要被其他意识所承认，则应该准备用生命冒险，接受死亡的机会。人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是纯粹的魔力的关系，是永恒的斗争，以便使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承认，这要以死亡为代价。
犬儒主义，历史与物质的神化，个人的恐惧或国家的罪行，这些巨大的后果将会产生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生产价值与真理一事交给唯一的历史去完成。假若在岁月结束时没有发现真理，因而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思出来时，那么一切行动都是随意的，力量终于会主宰世界。黑格尔大喊：“如果现实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则必须虚构一些不可思议的概念。”一个不能构想的概念的确如错误一样，需要虚构出来。此观念若想被人接受，不能依靠真理的说服力，它最后应该强加于人。黑格尔的态度就在于不厌其烦地说：“这是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谬误，但它确是真实的，恰恰因为它可能被认为是谬误。至于证据嘛，不是由我，而是由历史在其结束时提交出来。”这样的意图只会带来两种态度：或者将一切肯定束之高阁，直到提出证据，或者肯定历史上似乎注定要成功的一切，首先是力量。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虚无主义。倘若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由于不幸的命运，从因循守旧与机会主义的哲学汲取了其相当大一部分灵感，我们则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真正的反抗不能由于这种思想的堕落而遭到怀疑。
可以肯定，主人的自由开始时对奴隶来说是完全的，因为奴隶完全承认他，然后对于自然世界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奴隶的劳作把自然界改变为享受的物品，供主人消费，使他永远可以肯定自己。然而，这种自主并非绝对的。不幸的是，承认主人自主的这种意识，主人自己却不承认它是自主的。因而主人并不感到满足，其自主便不过是否定性的。统治他人是条死胡同。因为他再不能放弃统治而重新成为奴隶，主人永恒的命运就是生活于不满足的状态或者被杀死。主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用处，只不过激起奴隶的意识，这恰恰是创造历史的唯一意识。奴隶的确没有与其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而是想改变它，于是违反主人的愿望而觉悟起来。人们所称做的历史，不过是奴隶为获得真正自由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由于通过劳动把自然世界转变为技术世界，奴隶已经摆脱奴隶地位的性质，而以往他并没有由于接受死亡而超越这种性质。并非直到奴隶在完全屈辱的状态中感到对死亡的焦急之时才将其提高到人类的全体性的水平。他以后知道这种全体性是存在的，他需要去做的不过是通过长久的一系列的反对这种状态的与主人的斗争去夺得全体性。历史遂成为劳作与反抗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种辩证法汲取了工人士兵的当代理想，人们不必对此感到惊奇。
另一类继承人更严肃地阅读黑格尔，选择了上述二难推理的第二个词，宣称奴隶只有奴役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后黑格尔主义忘记了老师某些倾向的神秘方面，把这些继承人引向绝对的无神论与科学唯物主义。然而，倘若一切超验的解释原则没有绝对消失，而且雅各宾理想没有完全毁灭的话，这种进展是难以想象的。内在性无疑并非无神论，但运动中的内在性可以说是暂时的无神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上帝模糊的面孔仍反映在世界精神中，这个面孔是不难抹去的。黑格尔有条含糊不清的论断：“没有人的上帝如同没有上帝的人一样。”他的继承者们将从中得出决定性的后果。大卫·施特劳斯在其《耶稣的一生》中孤立地看待被视为人中之上帝的基督的理论。布鲁诺·包尔（《对福音主义者历史的批判》）创立了一种唯物的基督教学说，强调耶稣的人道主义。最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承认自己是其门生）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以一种人与人类的宗教代替一切神学，使当代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信仰。他的任务是指出人与神的区别是虚幻的，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与个人的区别。“上帝的神秘仅仅是人对自己的爱的神秘。”一种新的奇特预言的声音于是回荡着：“个性取代了信仰，理性取代了《圣经》，政治取代了宗教与教会，大地取代了上天，劳动取代了祈祷，苦难取代了地狱，人取代了基督。”现在只有一个地狱，就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这个世界进行斗争。政治即宗教，超验的基督教，即彼世的基督教通过奴隶对尘世利益的弃绝而加强了地球上奴隶主的地位，在九霄深处又产生了一个主人。因而无神论与革命思想只是同一个解放运动的两个面孔。这就是对于那个始终存在的问题的回答：为何革命运动视自己与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为一体？因为征服上帝，让他效劳，就是要扼杀维持以往主人们地位的超验性，而且随着新主人的上升而为成为国王时的人的时代作准备。当将来经历过苦难，历史的矛盾得到解决，“真正的上帝，人性的上帝就是国家”。这种思想属于当代世界的开始。由于有了费尔巴哈，人们参与了一种可怕的乐观主义的诞生，我们在今天的作品中仍能看到这种乐观主义，它似乎是虚无主义的绝望态度的对立面。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必须了解费尔巴哈在其《神统记》中提出的结论，才能看出这些火热的思想的深深的虚无主义的来源。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理论，的确肯定地说人不过是他吃掉的东西，从而概括了他的思想与未来，“真正的哲学是对哲学的否定。没有任何宗教是我的宗教，没有任何哲学是我的哲学。”
目的始终相同，唯有野心在增长。思想变成动态的，理性成为变异与征服。行动只不过是对结果的算计，而不再是原则。结果，它与永恒的运动混同在一起。十九世纪的一切学说都以同样的方式脱离了不变性与分类，而这正是十八世纪思想的特征。如同达尔文代替了林奈，无休无止的辩证法哲学代替了理性的和谐而贫乏的建设者。从这一时刻诞生了下述思想：人没有最终的人性，人不是已完成的创造物，而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他部分地是其创造者（这种思想与古代的一切思想相对立，古代思想相反，部分地存在于法国的革命思想中）。随着拿破仑与拿破仑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出现，开始了追求效率的时代。在拿破仑以前，世人发现了宇宙空间，从他的时代起，发现了世界的年代与未来。反抗的思想因之而深深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