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特殊的紧张气氛。纳塔莉和奥托说话都放低了声音，而且脸色阴沉。
奥托则在四处闯荡，试图做成他梦想中的大生意。
我穿好衣服去找纳塔莉，“发生什么事了？”
我从芝加哥马歇尔牧场小学毕了业，在阿富勒莫药杂店找了份工作。纳塔莉在一家滚轴溜冰场里当出纳。滚轴溜冰是一种新兴的时髦运动：宏伟的圆形屋顶之下是大型的圆形溜冰场，勇猛的男人们穿着滚轴溜冰鞋在观众的加油声中滑过，撞倒、甚至毫不留情地撞伤他们的对手。
我大为震惊。那么说，所谓的农场就是监狱。“要三年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他我们该怎么过这三年？
“不行，西德尼。”
飞行员看了看我说：“第一次坐飞机？”
周末是酒店里业务最忙的时候，所以我一周要工作七个晚上。节假日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折磨。
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我的叔叔、婶婶每个周日都要举办家庭午餐聚会，我想你会喜欢他们的。这周日有空的话，跟我一起去吧。”
西摩开着一辆锃亮的红色皮尔斯银箭车，和一些比他大的女孩子约会。埃迪在生日时得到的礼物是一匹驯马。霍华德是少年网球比赛的冠军。他们的富足同我们在芝加哥的艰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哈里和波琳住在丹佛上流社区一栋豪华的两层小楼中，房子的后面对着一片广阔青翠的绿地，叫做奇姿曼公园。我的堂兄堂弟——西摩、霍华德、埃迪和史蒂夫——看到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也为和他们的重逢感到很开心。
白天上学，晚上在衣帽存放处，周六在药杂店，因此我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很是惊讶。我从没去过农场，心想那里一定很好玩。“我想和你一起去，奥托。”
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日程安排：在学校待到下午三点，然后立刻乘轻轨去大环，在俾斯麦酒店附近的车站下车，然后到酒店开始工作。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五点到酒店关门。关门的时间一般是午夜或者更晚，这取决于是否有特别的活动。我的工资是每晚三美元，这些钱我都交给了纳塔莉。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要自杀。奥托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对我说我必须把人生翻到下一页。可是，下一页始终没有到来，我也看不到任何盼头。奥托的保证不过是些空话。
救护车把我送回家，护理人员把我安置在床上。我躺在那儿，很疼，但是就像医生说的，三天以后，一切都好了。
“你父亲和你叔叔哈里有——有误会了。”
“不，”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们要在这儿买栋房子。”
奥托去拉斐特州立监狱报到，十二个月后，他便如英雄般凯旋了。
有一天，我有了一次“远离尘世”的体验。我看到了一则丹佛乡村集市的广告，其中让人向往的事情之一是坐飞机的体验。
时不时地，他会兴奋地回到家里。
我坐轻轨去大环找我的山姆舅舅，他在谢尔曼酒店有办公室。
“我想去。”我对奥托说。
9月份，我上了斯恩中学。奥托继续在外闯荡，试图做成他的大生意。纳塔莉在一家服装店全职上班，但钱还是不够用。我必须帮帮家里……
“对。”
1930年的秋天，十三岁的我上了东方中学，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丹佛的老师都很和善，很乐于助人。他们不会向学生扔墨水瓶。我开始在学校里交朋友了。用不了多久，放学以后我就可以回到那栋即将属于我们的漂亮房子里去了。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开心。纳塔莉和奥托之间的大多数问题似乎都已经得到解决，生活也因此显得更加美好了。
有天早上，奥托走过来对我说：“儿子，我要去农场了，今天就得走。”
“系好安全带，”他说，“等下会很刺激的。”
“哦？”
“这次我感觉不错。我刚谈了笔生意，这笔生意会让我们富裕起来。”
“我希望您能让我去您的那些衣帽存放处当一名服务生。”
我环视着我们的房子，我本来还以为自己会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余生呢。“这栋房子怎么办？”
于是我又坐了一次飞机。我下定了决心，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一名飞行员。
他已经出去了。
“别担心，我在丹佛，我搞了一家很赚钱的股票经纪公司。过来一块儿干吧。”
做一个服务生很简单。顾客会把他们的大衣和帽子交给一个女服务员，女服务员会给他们一个编号的标签，然后会把大衣和帽子交给我，我就会把它们挂到相应编号的衣帽架上。等顾客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把衣帽交还给他们。
琼的叔叔路易·阿特瑞平易近人、喜好交际，是芝加哥门卫联合会的负责人。我在离开前向所有人致谢，告诉琼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的关系从这时算是真正开始了。
这是一架漂亮的“林肯指挥官”。光是坐上飞机就已经让我激动得难以自制了。
他摇了摇头，“抱歉，我不能带你去。”
193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奥托走进我的房间，脸色阴沉，“收拾好你的东西。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我想到了纳塔莉的哥哥山姆，大环几家酒店的衣帽存放处就是由他经营的。衣帽存放处的员工是一些很有魅力、穿得很少的年轻女士，还有一些负责挂衣帽的服务生。顾客给这些女士小费时出手都很大方，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最终都落到了管理人员手里。
哈里叔叔的一个电话救了我们。
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嗨，西德尼，真高兴看到你。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我们还没有买下来。”
“三年后。”说完他就走了。
山姆知道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他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一番，最后说：“行啊，你看上去不止十七岁。我看你可以去俾斯麦酒店。”
“那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在他的安排之下，我就从那个星期开始了工作。
我想，我不能就这样度过余生。在丹佛经历了短暂而令人陶醉的富足生活以后，我们现在的贫困生活愈发显得糟糕，我们极度缺钱。在一家药杂店做送货小工可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我的幻想破灭了。
“柯克兰枢纽？”
他考虑了一下，“好吧。”
“第一次。”
第二天早上，路易·阿特瑞刚从我们头天吃午餐的那座房子里走出来，就被机关枪打死了。
俾斯麦酒店衣帽存放处新来了一个服务员，她叫琼·维图斯，只比我大一岁，长得非常漂亮。我被她迷住了，开始做白日梦，幻想我和她的种种故事。我要和她约会，虽然我没钱，但她却不在乎，她只看到了我的优点。我们会坠入爱河，然后结婚，再生下一群非常优秀的孩子。
哈里问：“银矿怎么样了？”
“你们会喜欢那儿的，”奥托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在那儿买了个银矿。”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
我的幻想要成真了。
我无法相信，“我们要离开丹佛吗？”
琼就此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在我单调重复的晚间工作中，偶尔会有一个亮点——我那位活力四射的弗朗西丝阿姨偶尔会来俾斯麦酒店上一两个晚上的班。她是纳塔莉的妹妹，娇小、活泼，一头黑色头发，很机智又有幽默感，顾客们都很喜欢她。
“我需要一份工作。”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一生将会有怎样的影响。
“但是——”
看到他们要买的那栋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难以置信。它位于郊区安静的马里恩大街，面积很大，还附带一个漂亮的花园。房间宽敞、漂亮，并且很温馨。家具是新的，很可爱，和我以前用过的那些陈旧乏味的家具截然不同。这不只是一栋房子，还是一个家。走进家门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彻底的改变，也有了自己的根。再也不用隔几个月就搬家，再也不用换房子、换学校了。
丹佛是个可爱的地方，原始又美丽，凉爽的微风从积雪覆盖的山峦吹来，穿过整座城市。我爱上了这儿。
“但是——”
“不会，”他安慰我说，“你的一个椎间盘错位了，压迫到了脊椎，这就是疼痛的原因。治疗很简单，你要做的就是在床上静养两到三天，用热敷来放松肌肉，椎间盘自然会回到原位。你会彻底恢复的。”
医生给我做检查时，我问他：“我会残废吗？”
返程毫无欢乐可言。奥托和纳塔莉都不愿意说发生了什么。在丹佛待过之后，芝加哥就显得更不友好、更冷漠了。我们住进了一所小公寓，我又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中，我们没有钱，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奥托又开始四处闯荡，纳塔莉在一家商店里做售货员。我的大学梦破灭了，我们交不起学费。公寓的四面墙将我团团围住，前途一片黯淡。
纳塔莉走了进来。我问她：“到底怎么了？”
他说得没错。飞行是一次梦幻般的体验。我看着地面离我远去并逐渐消失，这辈子从来没有感觉这么爽过。
三年？真是难以置信。他怎么能够扔下我们、自己去农场生活三年呢？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足够花的钱。哈里的生意做得很好，现在他已经拥有三家经纪公司了。
“我恐怕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西德尼。你爸爸和一些坏人混在了一起，”她说，“他在往商店里卖自动售货机，但却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自动售货机。他的那些老板卷了钱跑了，后来又被抓住了。你爸爸也跟他们一起被定了罪，他要去坐牢了。”
在平安夜和新年夜，很多人都全家出动来酒店过节，我只能眼巴巴看着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共度佳节，心里充满了羡慕。纳塔莉工作很忙，奥托出门在外，家里只剩我和理查德，没有其他人跟我们一起过节。晚上八点钟，所有人都在享受他们的假日盛宴，我则要匆匆忙忙地找一家咖啡馆或廉价餐馆，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回去继续工作。
“我们要和哈里跟波琳一起住吗？”我问道。
“回芝加哥去。”
柯克兰原来只是座小镇，距离凤凰城有一百零四英里，不过这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所谓的柯克兰枢纽不过是个荒废的加油站。奥托为他一统白银市场的远大理想努力奋斗，我们则在加油站的后面凄惨度日，就这样过了整整三个月。最终的结果是，银矿里根本没有银子。
到了1930年，大萧条进一步加剧，整个国家的经济都陷于停滞。排队领救济品的队伍越来越长，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大街上不时会有骚乱发生。
落地之后，我对奥托说：“我想再坐一次。”
“我们这就去。”奥托说。他挂了电话，对我和纳塔莉、理查德说：“我们去丹佛吧。这次我感觉不错。”
奥托要把这栋房子买下来。我要在这儿结婚，我的孩子们会在这里长大……
奥托答：“不太好。”
那个周日过得非常愉快。这是一个温馨的意大利家族聚会，老老小小大概一共有十二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边，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意式烤面包片、意式面豆汤、意式炖鸡肉、意式烤宽面条。
这么说我们又得收拾东西，搬去什么哈蒙德、达拉斯或是亚利桑那的柯克兰枢纽了。
有一天，我在体育课上滑了一跤，伤着了脊柱，身上还有什么东西错了位，那种钻心的疼痛让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大家把我送到了校医务室。
我觉得很是困惑，“要去哪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