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是太了解我了，“是的。”
我真讨厌这个词的发音，“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怎么能什么也不准备呢？随便准备点什么也好啊！
“恭喜！”
我说：“有时候，不过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也许是在浪费您的时间。”
终于，要宣布最佳原创剧本奖了。出演过多部音乐剧的影星乔治·墨菲宣布：“得到提名的有……亚伯拉罕·鲍伦斯基，《灵与欲》……鲁斯·戈登、贾森·卡林，《双重生活》……西德尼·谢尔顿，《单身汉与时髦女郎》……查尔斯·卓别林，《杀人狂时代》……塞吉奥·阿米蒂、阿道尔夫·弗朗内、塞萨·吉乌里奥·维奥拉、塞萨·扎瓦蒂尼，《擦鞋童》。”
他看着我，语气中带着责备：“昨晚你在编剧协会会议上是不是投了阿尔伯特·马尔兹的票呀？”
“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
我站起身，神思恍惚地在观众的掌声中踉跄着走向舞台。我走上台阶，乔治·墨菲过来跟我握手。
“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觉得口干舌燥。“有多严重呢？”我问他。
“呃，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位歌曲作者叫马克·里奇的……”我开始讲了起来，他静静地听着。
“你觉得自己不该有现在这样的成功？”
有何感想？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消沉，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抢来了一件本应属于别人的东西，感觉自己是个冒牌货。
我提高了嗓门：“马尔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投他的票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
“……和多尔·沙里。”我补充道。我终于领完了奖，又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舞台。
“坐吧，西德尼。”
“谢尔顿先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呢？”
随后他又声称，海军和军工企业里也有共产主义者。他每接受媒体采访一次，这些数字就会改变一次——不断地往上攀升。
“是的。”
马尔文年近五十，一个已经谢顶的小个子，有一股子企业家的魅力。
我接到多娜·霍乐薇的电话，她祝贺我获得提名。我和多娜已经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会。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同伴。
我感觉呼吸困难。
我坐了下来。
竞争对手的那些片子部部都是红得发紫，有卓别林的《杀人狂时代》，还有《双重生活》、《灵与欲》以及那部外国大片《擦鞋童》。能获得提名就已经让我备感荣耀了。我好奇的只是，他们当中谁会是最后那个幸运儿。
美苏联盟破裂，红色恐慌席卷全美，野心勃勃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意识到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时机。有一天，他宣称陆军部队里有共产主义分子。
随后他打开信封，“获奖者是……西德尼·谢尔顿，《单身汉与时髦女郎》。”
这句话让他大失人心。他这番自我辩白招致现场一片嘘声，会议草草收场。
那些作为证人受到传唤的编剧、制片和导演面临着三个选择：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并指认同伙；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拒绝表明立场，这样他们就要面临监禁的危险。委员会行事冷酷。他们坚称，一旦受调查者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就必须指认同伙。
我直愣愣地盯着他：“呃——啊——我回到纽约的时候，那儿有很多——你知道——时髦女郎，她们给了我灵感，我觉得拍一部关于她们的电影也不错。然后，我——我就有了构思。”
“我有一个问题，可又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我在米高梅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能挣很多钱，几天前还获得了奥斯卡奖，我……”我耸了耸肩，“可我就是不快乐，非常地消沉。我向着目标努力奋斗，而且很成功，可是……其实却并没有目标。”
我说：“我不干了。你可以把我的合约撕了。我不想在这里干了。”说完我就往门口走去。
这句话让我彻底失去了控制。他说得没错，我先是自己捐了钱，然后又在公司里募捐，好关照那些父亲身陷囹固的孩子们。
“你为什么要投票给马尔兹呢？”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羞辱，不过跟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段时期的经历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很少会发脾气，不过不发则已，一发便不可收拾。
人们问他：“有多少呢？”
“有过。”
奥斯卡颁奖礼那天早上，多娜打来了电话。最近她离开了威廉姆·莫里斯事务所，去哥伦比亚公司当了哈里·科恩的私人助理，我觉得科恩真是太幸运了。
“是的。”
“我不想去了。”
“你想过自杀吗？”
她似乎震惊不已，“你说什么？”
RK0掌门人多尔·沙里公然宣称，如果公司雇用那些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编剧，他便马上辞职。此后不久，委员会点了RKO一位编剧的名，沙里便将他辞退了。编剧协会的人被激怒了。沙里请求众位编剧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协会礼堂里济济一堂。
我老实说道：“我不知道。”
J.帕内尔·托马斯和一小撮议员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号称众议院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会首先便拿好莱坞的一些编剧开刀，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员，在剧本中宣传共产主义，还传唤证人去华盛顿参加听证会。
我有几十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就此失去了在好莱坞工作的机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沃尔默医生是个大个子，待人真诚，一头银灰色头发，一双富有洞察力的蓝眼睛。
有十位编剧拒绝回答委员会的提问，旋即被送进监狱。与此同时，有三百二十四位娱乐圈人士上了黑名单，数百个人失去了事业和前途。
麦卡锡声名日隆，行事也越发肆无忌惮。很多人被无端地指认为共产主义者，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还失去了工作。军工企业及其他行业也受到了委员会的调查，不过好莱坞最受公众瞩目，委员会就借势大做文章。
长久的沉默，“无法治愈。”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能说出这么傻的话，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最后，我终于集中起足够的精神，向诸位演员和欧文·里斯表示了感谢。我想到了多尔·沙里，犹豫着是否要提到他，他做过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对他很是恼火。不过话说回来，他的确参与了影片的拍摄。
这段非常时期里某一天的早上，公司的高级主管、也是尼古拉斯·申克的亲戚马尔文·申克把我叫去了他的办公室。没人确切地知道这位仁兄到底是做什么的，不过有传言说，有人每周给他三千美元，让他盯着窗外，看到有冰川朝公司移过来就拉响警报。
当晚我彻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上午九点，我又来到了马尔文·申克的办公室。
典礼在继续，不过在那一刻之后，舞台上的一切都变得模糊。罗纳尔德·科尔曼正举着小金人在谈《双重生活》，洛蕾塔·杨在为《农家女》感谢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似乎都没完没了，永无止境，我却等不及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在这个本应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我却一心想着自杀。我想：我得去见心理医生，我肯定出问题了。
“这是大脑中有一部分极度狂躁及抑郁的末梢，导致情绪的大起大落。感觉就像在你跟外界之间隔了一道帘子，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是一个冷眼旁观一切的局外人。”
沙里说：“我想提醒各位，我本人也是一位编剧。我当初就是从一名编剧起步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希望，当他们命令我解雇某位编剧的时候，我就从RKO辞职。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继续留在RKO，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诸位。”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用药物控制病情。”他迟疑着说。“问题是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大约每五个狂躁抑郁症患者中就有一个最终会自杀，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患者至少尝试过一次自杀。全国每年有三万个自杀者，这类情况在其中占了多数。”
我回到座位之后，多娜说：“太棒了。你有何感想？”
“我有的是时间。跟我说说过去让你消沉的一些事情吧。”
我慌了神，“什么？”
“等一下。不要这么草率嘛。今天早上我跟纽约那边谈了。他们说，如果你签字声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这整件事就算过去了。”他递给我一张纸，“你签吗？”
仪式开始了。获奖者陆续走上台去领奖。我靠在椅背上，身体放松、心情愉悦。
1947年9月，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揭幕了。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好莱坞。
“要多久才能治愈呢？”我问他。
“谢谢。”我努力挤出了一句。
阿富勒莫药杂店偷来的安眠药……你阻止不了我的，就算你现在阻止了，明天我还是会自杀的……
我并没有感觉好些，他们得病是他们的事。
头天晚上我们召开过一次会议，选举新的董事会。这是个封闭会议，可我当时被他一下问蒙了，都没想起来质问他是如何得知我投票给谁的。
我回想起过去那些本应快乐我却倍感忧伤、本应忧伤却欢欣无比的时刻。
“当然愿意。我希望看着你站到舞台上。”
“有些时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言行失控。”
我说：“是的，我投了他一票。”
“我看过他的小说《西蒙·麦吉文之旅》，写得很优美，协会董事会需要一位像他这样优秀的编剧。”
多娜捅了捅我：“快去啊！”
答案是“不”。这个夜晚不属于我，属于一位能得奥斯卡奖的其他人。我只是一名看客，没理由紧张的。
多娜问我：“准备好去颁奖礼了吗？”
他仔细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随后抬起头来，“过去这几周里，你是不是在公司里给好莱坞十君子的孩子募捐了？”
我想了想。去当个好观众，为胜者鼓掌又有何不可呢？“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第二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神殿礼堂开幕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转播，不过会通过ABC公司的两百个广播站和军队广播网向听众播报。礼堂里人头攒动，我和多娜找到座位坐了下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麦卡锡成了各家杂志的封面人物，登上了各地报纸的头版。
我想起了在西北大学我爽约的事情。
我生气了，“没有人让我投票给他，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投票给他的理由。”
多娜问我：“你紧张吗？”
“你觉得自尊受损？”
“我有罪，马尔文。我不该这么做，让那些该死的小孩子饿死算了。既然父亲进了监狱，孩子就活该吃不着东西。让他们都饿死算了！”我已经在咆哮了。
我去了贾德·沃尔默医生那里，以前找他做过心理咨询的一位朋友跟我推荐了他。我知道娱乐圈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病人。
“狂躁抑郁症可以对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有这种症状的至少有两百万人，就是说每十个家庭就要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艺术的人特别容易得这种病，比如说，文森特·凡·高、赫尔曼·梅尔维尔、埃德加·艾伦·坡，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
现在，我身上的毛病至少是有了一个名字。他给我开了药，我瑟瑟发抖地离开了诊室。然后我想，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是正常的，正常的。
我呆坐在座位上。稍微有点头脑的获提名者都会准备一个讲话稿以备不时之需。我却什么也没准备，什么也没有。
“多娜，我是不可能获奖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坐在那里发窘呢？”
“冷静，”他说，“冷静。我想，你还是先回家，尽量回忆一下是谁让你投票给阿尔伯特·马尔兹的。明天再来见我吧。”
“几百人。”
她说：“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就没有人会去领奖了。你必须去。你觉得呢？”
马尔默医生继续说道：“患者会有不同类型的症状。有些人可能会连续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情绪出现极度的波动，同时他们也会有情绪正常的时候，这种类型被称做‘情感正常’型，我想你就是属于这一类型。遗憾的是，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这种病无法治愈。”
马尔默医生看着我，“谢尔顿先生，你得的是狂躁抑郁症。”
“肯定是有人叫你投他一票的。”
“对不起。”他探身按下了一个内线的键，“库帕小姐，告诉下一位病人时间往后延一下。”
在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如何以最稳妥的方式应付眼下这一关。他们发表了一项公告，称他们不会再雇用共产党人。这就是长达十年的黑名单的肇端。
我看了看那个声明，开始冷静下来。我说：“好吧，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是。”
乔治·墨菲说：“谢尔顿先生，为了科学、为了后代，您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创作经历吗？”
“是谁让你投票给他的？”
我浑身一阵寒意。
我坐在那儿听着，忽然觉得很不舒服。
“是。”
“我明白了。你经常感觉消沉吗？”
乔治·墨菲又说了一遍我的名字：“西德尼·谢尔顿。”
“你觉得自己很不称职，还有负罪感？”
1948年2月，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公布了。我凭《单身汉与时髦女郎》一片跟其他四位编剧一起获得了提名。同事、经纪人和朋友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不过有件事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我是不可能最终获奖的。
我气冲冲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感觉自己很受伤，刚才这种侮辱简直无法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