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锦衣美食、珠翠环绕，生活在温柔富贵乡里。但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讨厌家庭加给他的种种精神上的枷锁、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一群纯洁无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生活在他的周围，她们的诚挚热情、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的不幸和痛苦启发着他。酷爱自由的性格使他对一系列的封建教条产生了怀疑和否定的思想。他否定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鄙弃功名富贵。宁可读《西厢记》、《牡丹亭》，而不肯读四书五经，不讲八股文，不愿与贾雨村一流的名利之徒交往，不爱听“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他毁僧谤道、褒贬忠孝，与封建教育的一套格格不入。元春封为贵妃，贾府里上上下下欢天喜地，只有宝玉置若罔闻、毫不介意。他大胆地否定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贾宝玉开始时也沾染了一些贵族公子的坏习气。有一次他回到怡红院，袭人开门迟了一点，竟被他踹了一脚。后来经过秦可卿之死、林黛玉孤苦的身世、贵妃姐姐元春内心的痛苦、金钏之死，父亲对他的毒打、晴雯之死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育，使他逐渐地清醒和成熟。他对爱情的态度越来越严肃和专一。他对林黛玉的理解和爱情也日趋加深。贾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这个“命根子”的身上，他却坚决不走封建家长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这就成为这个贵族大家庭的最大恐惧和悲哀。这就意味着这个贵族大家庭已经后继无人、毫无希望。贾宝玉违背家长的意愿，爱上了“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林黛玉。贾宝玉完全不去考虑家族的利益、贾府的前途。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薛宝钗始终是疏远的、隔膜的。林黛玉的身世和品格使贾宝玉十分爱慕。这种带有叛逆色彩的爱情成为贾宝玉克服自身弱点的一种精神力量。可是，贾宝玉是以个人去反抗家族、反抗社会，他的力量是渺小的，他的反抗是软弱的。贾宝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热爱生活而又悲观厌世，努力反抗却又找不到出路。他的一生都染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红楼梦》问世不久，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清代梦痴学人说：“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传阅，处处争购。”(《梦痴说梦》)后来又相继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国文字，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由于《红楼梦》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围绕《红楼梦》的研究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红学”。现在，“红学”已经变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萃文书屋活字本鲁迅曾经指出：“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没有把人物写成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人物当作说教的工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红楼梦》中着墨较多的数十个人物，每一个都生活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之中，每一个都包含着与环境密切联系的思想和性格。这种思想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自然和生动，看不出一点人为加工的痕迹。
薛宝钗出身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舅舅王子腾是九省都检点，又有钱又有势。注重实利、圆滑机敏的商人习气，崇奉礼教的官僚习气，给了薛宝钗双重的熏染。和林黛玉一样，薛宝钗具有美丽的容貌、出众的才华、良好的文化修养。与林黛玉不同的是，薛宝钗深谙世故、善于处世。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在贾府里周旋敷衍、如鱼得水。这位有“冷美人”之称的贵族小姐努力适应贾府的生活环境，装愚守拙，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智。薛宝钗平时罕言寡语，也不爱修饰打扮。她豁达随和，别人说她什么，不太计较。平时好施小惠，曲体人情，深得下人之心。尤其善于揣摩家长的爱好和旨意。贾母让她点戏，她就点贾母喜欢的戏。金钏儿自杀以后，王夫人受到良心的谴责，薛宝钗不惜歪曲事实，违心地宽慰王夫人，说金钏儿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井，不是负气投井。她将自己的新衣服送给王夫人，以充作金钏儿的殓衣，一点也不忌讳，解决了王夫人的难题。她工于心计、而又不露声色，是封建社会中完美无缺的少女典型，是封建家长为贾宝玉选择的最理想的配偶。
《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结构。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恋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线索，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描写。在紧紧抓住宝玉、黛玉、宝钗恋爱、婚姻悲剧的同时，展开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在中心人物的周围，设置了数十个重要人物，这数十个重要人物又牵扯出更多的人物。每一个重要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都有若干个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既有其独立的意义，又对中心人物的描写起着呼应和补充的作用。这种既千头万绪、又有条不紊的结构反映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内在联系。全书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包括大量的辅助人物。作者按照生活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但具有自身的意义，而且能体现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刘姥姥的一进大观园安排在小说的第六回，当时情节尚未充分展开，作者借刘姥姥这一辅助人物，从社会最低层这样一个视角，来写贾府的显赫气派。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的穷老婆子的眼睛，写出了凤姐的虚骄、矜持。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的时候，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微妙的阶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在繁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太太作了巧妙的对比。贾母趁此机会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优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点封赏，心甘情愿地出乖露丑，充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贾府盛极而衰的一个见证人。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亦号芹圃或芹溪居士。祖籍辽阳。先世系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包衣”是满语“奴隶”的意思。曾祖母孙氏为康熙之乳母。祖父曹寅少为康熙伴读。后出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雍正时，曹家连遭打击，从此衰败。《红楼梦》中包含有曹家变故的某些素材和作者本人的某些经历。
红楼梦散套·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蟾波阁刊本 (张泰·绘 张浩三·刻)《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一种古老的题材，《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它以如实的描写，写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写出了悲剧主人公的思想性格与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以这一悲剧的发生、发展作为全书的中心事件，但作品又并不局限于这一悲剧本身的描写，而是开拓出去，写出广阔的社会环境，写出那个崩溃中的贵族社会。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执著的追求、贾宝玉主张平等待人、尊重个性、各人按自己意志生活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
林黛玉的形象带有比贾宝玉更加浓郁的悲剧色彩。她出身书香门第，小时候极受父母的钟爱。母亲的早逝使她自小就失去母爱。父亲请了私塾先生教她读书，又因为她身体怯弱，课读也便不甚严格。这种家庭环境使林黛玉养成了孤傲清高、我行我素的品格。以后父亲也相继下世，林黛玉小小年纪便寓居在外祖母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林黛玉不像薛宝钗那样随分从时，世故圆滑，处处看家长的脸色行事。迎风洒泪、对月伤神，她是那么多愁善感、忧郁而又敏感。她的自尊心很强，用她的直率与纯真抵御着外界的轻贱和冒犯。林黛玉博览群书，爱看《西厢记》、《牡丹亭》，内心深处向往着真挚热烈的爱情。可是，她毕竟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千金小姐，封建礼教和传统的观念无形中束缚着她。当爱情叩响她的心扉的时候，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它。每当贾宝玉直接向她坦露情怀的时候，她总是感到“气愤”和“悲伤”，使痴心的贾宝玉不知所措。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厌恶读书做官的“仕途经济”，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名利之徒。所以，她被贾宝玉引为同调和知音。林黛玉把爱情作为自己在贾府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最初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年龄渐长，发展成朦胧的初恋。中间经过数不清的呕气、误会和争执，经过反复的彼此试探，双方加深了相互的理解。林黛玉孤苦的身世和孤傲自尊的品格要求贾宝玉在知心和专一的前提下发展彼此之间的感情。在确信了宝玉对自己的真实感情以后，林黛玉的内心趋于平静。她和宝玉的爱情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可是，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无论是孤苦的身世、还是林黛玉我行我素的性格，都使其不能为这个正在滑坡的贵族大家庭所接受。林黛玉嫁给贾宝玉，只会助长和加强贾宝玉离经叛道的倾向，使贾宝玉变得更加难以驾驭。这是封建家长决不能允许的。唯一的选择是牺牲林黛玉、聘娶家境富饶、处世精明、思想正统的薛宝钗来作贾宝玉的配偶，以此来纠正贾宝玉的非正统倾向，以挽救家族的没落。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王熙凤的娘家有钱有势，非同一般。她的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叔父王子腾当过京营节度使、九省统制、九省都检点。她的大姑母王夫人是贾母偏爱的儿媳妇。二姑母薛姨妈是体面的皇商之家。王熙凤凭借这些背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十八九岁便在贾府掌理起家务来。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目光四射、手腕灵活、日理万机、指挥若定。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特意邀请她去主持操办。她一去就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端，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整顿的措施。王熙凤威重令行、旁若无人，形成“脂粉须眉齐却步，更无一个是能人”的局面。这位王夫人的内侄女争强好胜、追慕虚荣，具有很强的权势欲。贾芸求贾琏安排差使，凤姐嫌他不走自己的门路，故意把位置派给了贾芹。后来贾芸悟出门道，给凤姐进贡送礼，凤姐便嘲笑贾芸道：“你们要拣远道儿走么！早告诉我一声儿，多大点子事，还值得耽误到这会子！”她给节度使云光一封信，就打消了张金哥的婚约。她硬给作主，让彩霞嫁给来旺的儿子。贾府这位年轻俊俏，素有“凤辣子”之称的女当家伶牙俐齿，处处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喜，曲意奉承、插科打诨、无所不至。凡涉贾母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她都亲自过问、特别用心，一点也不敢疏忽。她善于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对平儿，她软硬兼施；对鸳鸯，她竭力拉拢。因为鸳鸯深得贾母的信任和宠爱；对袭人，她也是尽力地讨好，因为袭人被王夫人看中、内定为贾宝玉未来的妾。王熙凤嗜财如命、而又挥霍成性，她居然克扣丫环们的月例钱去放高利贷；包揽词讼、从中渔利，仅从张金哥的婚姻中，她一插手就得了3000两银子的贿赂。鸳鸯替她从贾母房里偷了一箱子“金银家伙”，王熙凤拿去当了一千两银子。她压缩奴婢的开支，却不敢减省贾母、王夫人的支出。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杂形象。
从魏晋的志怪到唐朝的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代的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它们都很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可是，《红楼梦》所描写的，却是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其中的人物也是一些普通的人。《红楼梦》的作者从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高度审美价值的题材与人物。明代中后期诞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已经将描写的视角转向日常的家庭生活，可是，《金瓶梅》对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还存在自然主义的缺点。《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均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当然，《金瓶梅》作为人情小说的开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自有其相当的地位。
《红楼梦》共120回，前80回系曹雪芹所著，后40回系程伟元、高鹗所续。程伟元、高鹗根据原著的暗示，追踪前80回的情节，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安排了其他一系列人物的命运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书，从而推动了《红楼梦》在社会的传播，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可是，后40回写了宝玉中举和家业复兴，违背曹雪芹的原旨；在人物描写和情节构思方面有一些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和曹雪芹的原著有很大距离。
《红楼梦》的语言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它以北方人民的口语为基础，吸收传统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成分，融汇贯通，创造出一种自然流畅、简洁明净的文学语言。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宝玉的兄弟姐妹之中，探春与宝玉的关系最为亲近融洽。其实，在思想的正统上，探春与宝钗并无二致。探春固然没有对宝玉讲过仕途经济，但她自己就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探春所谓“事业”，也就是仕途经济。她的生母赵姨娘来为赵国基(探春的亲舅)多要一点丧葬费，探春则一丝不苟地按照宗法制度办事，当场驳斥她的生母，并表示对自己庶出身份的伤心：“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她不认生母赵姨娘，不认亲舅赵国基，只认老爷(贾政)、太太(王夫人)，只认升了“九省检点”的“舅舅”王子腾，严格划清主子和奴才的界限。探春理家一节，我们看到探春精明果断，威重令行，连凤辣子也怕她三分。抄检大观园一节，她命令“众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并自认“窝主”，“命丫环们把箱一齐打开”，任其抄阅。她尖锐地讥讽说：“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探春又给“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探春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百年望族的无限留恋和不胜惋惜，反映了作者“补天”的幻想。惟其如此，作者才能将探春塑造成一个思想正统而又“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复杂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