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之中，林冲性格的转变写得最为出色。林冲本是80万禁军的教头。一身武艺、受人敬重。妻子温柔美丽、家庭和睦、生活优裕安宁。谁知大祸从天而降。他陪妻子进庙烧香，中途出去看鲁智深练武的时候，高衙内却在庙里调戏他的妻子。作者有意选择这一时刻来刻划英雄的怯懦。“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妻子受人调戏这样的奇耻大辱，林冲这样一条好汉却轻轻放过，不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呢？林冲对鲁智深的一番话，解释得清清楚楚：“原本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这就一下子写到了林冲的灵魂深处，他要保住现有的地位，不愿意就此和统治者决裂。林冲一忍再忍、委曲求全。甚至在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以后，他仍然忍气吞声，盼望有朝一日“挣扎得回来”。可是，高俅一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并没有因为林冲的忍让而变得善良起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步步紧逼，最后火烧草料场，非置林冲于死地不可。林冲在庙门里听见了庙门外陆谦、富安和差拨一番得意的对话，明白了他们全部的阴谋诡计，这才彻底抛弃对统治者的幻想，他那郁积于胸的反抗精神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林冲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克服了思想性格上的弱点以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禁军教头一变而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义军骨干。林冲的故事直接通向《水浒传》的主题。林冲的形象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像林冲这样一个尊重封建秩序、恪守封建法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这样一个安分守己、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走向造反者的队伍，这就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武松的个人意识十分强烈。时时处处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店小二好心劝他少喝两碗，劝他留宿，避开老虎出没活动的时间，他却以为人家是别有用心。上冈以后，看到庙门上贴的印信榜文，他才知道真的有虎。这时候他想回去，又怕店家耻笑。于是，他抱着侥幸之心硬着头皮上冈。老虎突然来了，他十分吃惊，从青石上一下子翻下来。一根棒使劲地扫过去，竟会打在枯树上，断成两截。可见武松当时也有点慌张。但武松毕竟是英雄，他终于镇静下来，一顿拳脚，生生地把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打死了。打虎的这一段英雄业绩，武松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施恩怕他喝酒喝多了打不过蒋门神，武松却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武松把蒋门神打得“脸青嘴肿”，还一边教训他：“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武松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便是“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武松当了囚徒，差拨没有得到武松的“人情”，便来教训武松，谁知武松当面顶撞他：“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倒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管营要打他的杀威棒，他说：“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拕。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重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全是硬汉子的口气，平生不受一点窝囊气。他杀了张都监一家，杀了同时在场的张团练、蒋门神。偏要从死尸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了血，在白粉壁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的个人恩怨观念极重。知县抬举他做了个都头，让他把自己搜刮来的金银押去东京送礼，“谋个升转”。武松一口答应：“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施恩事事照应武松，免了武松的杀威棒，好酒好菜照顾他，他就替施恩去打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的买卖。张都监收他为“心腹”，给他赏赐，提拔他，还要把养娘玉兰嫁给他，帮助他成家立业。武松感激涕零，完全丧失了警惕。他跪下称谢：“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蹬，伏侍恩相。”后来发觉是上当，这才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落草当了“强盗”。武松原先承认封建的法律和秩序。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他就去县里自首。他知道，为兄长复仇，杀“淫夫淫妇”，会得到法律的宽容和同情。可是，后来他杀了都监、团练，杀了都监的家小，杀了公差，他就索性一走了事了。这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作者浓墨重彩写了这么一位出身市井的英雄。写得性格饱满、真实可信。武松成为民间十分喜爱和敬仰的英雄。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经历了相似的成书过程。可是，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历史真实性是十分稀薄的。它的虚构成分所占的比例，较之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要大得多。所谓108将，绝大多数是虚构，史书上也没有提到宋江起义和梁山泊有什么关系。《水浒传》的故事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传说。
武松的豪爽勇猛，与鲁智深相似；可武松的精细之处，又非鲁智深可及。武松的思想气质也与军官出身的鲁智深不同。武松是在市民中长大的，他的身上带着更加浓郁的市井气息。武松自小闯荡江湖，见多识广，眼疾手快。是个孤胆英雄。十字坡的蒙汗药，被他冷眼睃破。快活林的蒋门神，让他打得落花流水。飞云浦上，他把两个公差，外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统统送上西天。人家要算他，反被他算了。武松有心计，行事仔细。凡大事，前前后后算计好了，就果断地去做。知县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替西门庆说话，武松告状没有告准。可武松没有当场发作，他心里自有主意。武松悄悄地买好纸张笔墨，以及祭奠的一应用品，密锣紧鼓地进行准备。一切就绪以后，他把左邻右舍请来，前后大门由土兵把守，不准自由出入。接着是向大家说明主意，审问潘金莲和王婆，得到了潘金莲谋杀亲夫的口供，记录下来，杀了潘金莲。然后又去找西门庆算账，将西门庆杀死。回来用仇人的头祭奠哥哥的亡灵。最后去县里自首。一切都按武松的预计有条不紊地实现了。
文学是人学，小说更是直接地通过形形色色的故事来描写人物的艺术。《水浒传》继承了话本小说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它把传奇性和真实性、情节描写和刻划人物在很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人情小说跃进的历史趋势。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面大写水浒英雄的反抗，写得令人同情、赞叹；一面大写招安，写他们招安以后，又去打方腊。出现这种矛盾并不奇怪。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历来就有“剿”和“抚”的两手。一硬一软，各有各的用处。农民和市民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的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时代加给《水浒传》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水浒传》确实写了招安，而且写了宋江去打方腊，可是，书中把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108将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这种描写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招安的否定。《水浒传》给人的整体感受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读者可以从书中有关高俅、蔡京等人的描写中体会到作者对于重用奸臣的皇帝的批评。尽管这种批评还不够尖锐，也缺乏力度，可这种批评还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从《水浒传》的社会效果来看，它是为造反者唱赞歌，替反抗黑暗者鼓劲壮胆的。《水浒传》之所以被统治者定为“诲盗”之作，列为禁书之首，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和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人民目睹朝廷的软弱，希望招安宋江这样有才干的强盗去抵御外敌。于是，小说中招安以后便有了征辽的故事。明人钟惺在其《水浒传》序中写道：“嘻！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翦灭此而后朝食也。”钟惺由明季的外患而叹息“世无李逵、吴用”，正说明了《水浒传》的招安具有招抚强盗以抵御外敌的涵义。
鲁智深是林冲的好朋友，最后也上了梁山，可鲁智深的道路又不同于林冲。鲁智深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鲁莽而勇猛，见义勇为，好打不平。他嫉恶如仇，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为地方除了一害。他把小霸王周通狠狠地教训了一通，保护了刘太公的女儿。他大闹野猪林，为的是冤屈的朋友林冲。若不是林冲的拦阻，那野猪林就是董超、薛霸的葬身之地。他“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一直护送林冲到了沧州。鲁智深无家无业、无亲无故，没有一点牵挂，很少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难怪清人金圣叹在《水浒传》的回评中感叹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他胸怀磊落，心直口快，对生活中的不平之事特别敏感。鲁智深的叛逆意识十分强烈。对于朝廷，他没有一点好感。对于法律，他不存半点幻想。他打死了郑屠，不像武松那样去县里自首，而是扬长而去，一走了事。他遇到林冲时，已经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对林冲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鲁智深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眼看郑屠就要咽气，他寻思：“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于是他“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鲁智深的上山不是现实压迫他的结果，而是他积极反抗现实的结果。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是英雄传奇的卓越代表。它的巨大容量、深刻主题、性格的生动描写、语言的富有表现力，都足以使之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然而，《水浒传》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不限于此。《水浒传》虽为英雄传奇的代表之作，但小说中对于众多的市井人物的成功刻画，对于世态人情的如实描绘，使这部英雄传奇的顶峰之作又预示了古典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跃进的趋势。
北宋末年，爆发了宋江等人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失败以后，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带有明显的反抗意识和传奇色彩。宋、元之际，这些故事开始引起一些文人的兴趣和注意。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有《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等名目。宋末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整地记录了宋江起义队伍中36个首领的姓名和绰号。水浒故事成为艺人们讲述、演唱的重要题材。宋、元讲史话本《梁山泊聚义本末》(保存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水浒传》成书前最完整的水浒故事。这篇话本的内容和结构，已经初具《水浒传》的轮廓。元代的杂剧中也有很多的水浒戏。这些水浒戏说梁山泊“义气仁风播四海”，认为“梁山泊多忠义”，歌颂梁山好汉“为民除害”、“拔刀相助”。水浒故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热闹，人物日趋生动，情节也愈来愈曲折和合理。元末明初之际，作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再创造，写成《水浒传》一书。关于《水浒传》的写定者，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施、罗合作。一般的说法是施耐庵作。
《水浒传》内在的思想矛盾集中体现在宋江的身上。宋江出身财主、供职衙门。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身为押司、好行方便。仗义疏财、平等待人，“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他广结豪杰、不甘寂寞，具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他同情民生疾苦、甚至同情和庇护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行为，可是他自己却不想投身进去。尽管宋江和晁盖等人交往不浅，但是他却长期地犹豫观望、不愿落草。后来无可奈何上了梁山，也还不想终生为盗。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说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符合宋江的思想实际的。梁山弟兄的悲剧，宋江要负主要责任。与此同时，宋江能适应当时的形势，提出“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他把四方八域、三教九流的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招安以前梁山事业的兴旺发达宋江有很大的功劳。人物思想的矛盾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忠义水浒传·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刻本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年轻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便将些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图谋差使。谁知高太尉看了文书，雷霆大怒，一笔批倒文书，将杨志赶出殿帅府。杨志一心求取功名，要凭本事博个封妻荫子，以光宗耀祖。王伦劝他落草，他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杨志的出身与经历，既不同于林冲，更不同于鲁智深和武松。在杨志的身上，对统治者有更多的幻想，又有更加强烈的功名欲望。可是，命运是好捉弄人的。卖宝刀偏偏遇上泼皮牛二，他居然一时性气，杀了这个京师著名的无赖。于是，不但官职无望，反而锒铛入狱，饱尝铁窗风味。谁知梁中书看中他的一身武艺，破格录用，杨志的富贵梦眼看就要实现。又不料黄泥冈上，落入智多星精心设计的圈套，“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眼睁睁看着吴用、晁盖等人将生辰纲装上车子，扬长而去。处事精细、工于心计的杨志毕竟不是智多星的对手，更何况梁中书派来的老都管，名为协助，实为监督，事事掣肘，更是促成了杨志的受骗上当。经过这番遭遇，杨志已经没有退路，终于走上造反的道路。
《水浒传》的语言历来为人所称道。《水浒传》从话本发展而来，又不像《三国演义》有一部《三国志》作参考。它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炼。简洁传神，没有冗长板滞的毛病。《水浒传》的人物语言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由人物的语言可以看出人物的教养、身份、性格和当时的心理。同是豪爽，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就不同。鲁智深豪爽中自有军官的身分。李忠说卖了膏药、讨了钱，再同鲁智深去喝酒。鲁智深却不客气地对李忠说：“谁耐烦等你？去便同去。”郑屠让刀手给鲁智深切肉，鲁智深却说：“不要那等腌臜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问他切肥的干什么，他睁着眼睛顶撞郑屠：“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同是嫉恶如仇，身为军官的鲁智深与身为牢子的李逵就显出了身份教养的差异。武松的豪爽中自有一种闯荡江湖的精明，一种英雄的自负自信。去东京以前，他当着武大的面对潘金莲说：“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这番话字字有刺、句句扎人，事实上是对潘金莲的警告，可又不失小叔的身份。这种话软中带硬，鲁智深讲不了，李逵更讲不了。李逵的豪爽中夹带着鲁莽和憨气，再加上他那惊人的坦率。他第一次见到宋江时，称宋江“黑汉子”、“黑宋江”。等到宋江自我介绍说：“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时，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喜欢。”扑翻身躯就拜。真是快人快语，没有一点伪饰。
《水浒传》通过众多好汉上梁山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揭示出“官逼民反”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无赖高俅只是因为气毬踢得好，竟做到太尉。他挟嫌报复禁军教头王进。他的义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妻子，就设计陷害林冲，害得林冲家破人亡。地头蛇郑屠骗娶卖唱的女子，后来又将这女子抛弃，还要追讨典身钱。恶霸西门庆勾搭卖炊饼的武大的妻子潘金莲，将武大毒死，却能逍遥法外。地主毛太公讹赖猎户打死的一只老虎，反将猎户解珍、解宝投进监狱。腐败的吏治不但把平民、而且把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也逼上了造反的道路。《水浒传》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身份、教养、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物如何通过千差万别的道路汇进了同一条造反的洪流。关于梁山起义的性质，有人说是农民起义，有人说是无业游民的武装斗争。这一问题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和深入，还没有公认的结论。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传奇性和真实性的统一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前人称赞“《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前人还指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水浒传》不但写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性格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人物能体现出丰富的社会意义来。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通过围绕着他的众多辅助人物，尤其是通过他与辅助人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水浒传》恰恰在这一点上取得很大的成功。它不但把很多英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且把与其有关的辅助人物也写得十分真实生动。例如，小说围绕重要人物林冲，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辅助人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前人就十分欣赏这些辅助人物的刻划，明人叶昼就说：“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小说正是通过高俅、陆谦、差拨等人物的描写，揭示出了当时整个国家机器那种不可救药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吏治正是林冲所生活的环境，是他的性格由怯懦忍耐走向激烈反抗的客观依据，也是全书“逼上梁山”主题的客观依据。离开了这些人物的描写，或是这些人物写得不成功，都会影响林冲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削弱主题的深度和力度，林冲性格及其转变的社会意义也就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众多的辅助人物本身组成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集中的概括，揭露和批判得非常深刻。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寄托着作者鲜明的爱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