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作观察就不难发现，规则对于一场比赛的影响不可小觑。当然，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自由，球员凭借个人特点和相互影响能够脱颖而出，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规则定义的合理性引导着事情的运转。在规则之外就没有比赛。
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明白了长大以后真正想做什么。然后我来到科威尔奇亚诺的训练基地，在那儿我意识到这一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人们对教练职业性的要求在几十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所有这些在赛场上都体现于比赛的持续演变中，在某些情况下也体现在规则的变化上。
与科学研究保持同步，技术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要意识到这一点，出去走一圈就知道了，或者观察一下人类不断创造的复杂器械（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的数量就可见一斑，这些复杂器械就像一整套基础电子设备，如今若失去它们，我们会感到迷失。
这不是技术工具之间的一个普通差别，也不简单地是科技之间的差别，而是对一个渗透本书的主题的谨慎思索。我不想赘述有关如何避免上述有争议情况的方法。这不是我现在所关心的。我只想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自己的中心立场是对的。
错误一定是一个限制，在良好信誉的前提下，裁判在错判的特定情况下证明了人类的缺陷和完美。于是保护错误就意味着努力维护那个限制或束缚，因为这使我们有特色，与此同时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足球）变成一项对解放的实践。错误是一种改善自我的尝试，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构建自由的空间，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并互相帮助，就像在一支优秀队伍里发生的一样。
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我的专业领域内的抽象问题。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对足球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足球在演化过程中很显然有很多变化，其中不乏重要的变化。而列表标出这项运动经历过的变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会产生犹豫，如果人们开始思考其他的改变时，即使是朝好的方面想，都认为这些改变可能毁坏足球的存在，或者从普遍意义上讲，会毁灭运动。但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为了平息争端，我只想说，滥用具有伤害力的非法药物是违反规则的，因此也不能包括在比赛的范畴内。非法药物的存在并不能抹去科学研究做出的贡献。科研不仅在医药科学领域取得长足发展，还颠覆了体育训练方式。为了得到某些效果，科学研究还对运动员提出我认为限制最小的行为要求，也就是为每个运动员都量身定制了健康的食谱，针对个体身体潜能和其特定身份需求制定出了身体训练方案。所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比赛。运动员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敏捷，从体格方面来讲，阵形也为适应这样的演变而随之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可以将这个概念极端化：在规则之外，比赛的想法也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一场没有规则的比赛是无法想象的。我说这些，一方面是想再强调一遍限制球员的规则（即约束）和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没有规则就不存在自由，没有自由也谈不上规则。由此来看，我们甚至是在以比赛的方式度过人生。最后，解决任何种类的问题难道不都意味着，在所处情况下根据规则思索并行动起来寻找解决方案吗？
人们说在比赛中尊重规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言而喻，在一场比赛中，透明度是直接与对比赛和对其一致性的尊重成正比的。因此，每一次对规则的遵守和对行为及可疑犯规的有效考察都应该受到积极欢迎。
“接受人为的错误，坚决抵制机器或者机器人无情的判决！”迪米特里耶维奇的这句话就像在社会领域一样，在足球领域里定义了一个我所期待的永远不会被破坏的规则。否则，更有实力的球员将不复存在。这才是真正的遗憾……
我确信，这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一个是增加一个新的裁判，另一个是用电子设备来提升精确度。也许看上去很奇怪，但是我宁愿选择不如机器那么完美的第四个人类裁判，或者如果以后人们想要再加上一个裁判工具，“第五人”也是好的。
当人们思考运动的变化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科学，尤其是医药科学。毋庸置疑，医药科学的进步帮助运动员完善了体育训练，甚至通过对体育训练的合理规划校准了运动收益。在这里没有必要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会改善运动员表现但又会导致机体严重紊乱的药物。这会让我跑题。
位于场地边缘的“第四人”或者说裁判员也有义务，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甚或是无法决裁的情况下协助第一裁判和两个边裁，对“第四人”的设置正是朝这个方向考虑的。
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样的挑衅中隐藏着一种防守策略，这种策略致力于解决对比赛本身而言十分危险的攻击。这让我想到了技术的普及。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自相矛盾的：比起客观的（电子的）评判，人们宁愿冒险支持错误的（人为的）评判。为了从道德与理性之间尴尬的冲撞里走出来，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错误这个概念。
迪米特里耶维奇巧妙的幽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去这点，在我第一次偶然读到他的书时，我当时并不支持人类战胜机器的观点，也不为人为错误辩护，尤其是有意的错误。
我想象得出，在我提到与足球和科技有关的问题时，大多数读者都会想到由来已久的所谓“慢动作镜头”。对于那些对足球不是很感兴趣的读者，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观察赛事的办法，也就是设置一个长着电子眼的第三裁判（或“第四人”）。它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解决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并避免裁判出错，那些错误一方面会使一场锦标赛朝错误的进程发展，另一方面还会制造出最动听的借口，从而引起无休无止的争战。
再也无法用愚钝的保守主义和落后的态度来否定它们：所有这些工具都通过带来有效的舒适度而完全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和与人相处的方式。我的任务不仅是调查最先进技术（不只是与通信有关的技术）越来越普遍的推广，对社会及其内部产生的或好或坏的次要影响，还要研究高科技对个人和对其在时间、空间上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在研究一些改变对足球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时，我不能解释和评估科技的应用是怎样在实际上改善或颠覆了我们正在探究的运动，改变的程度也无从考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思索规则的含义对我判断比赛改变的可能性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有帮助。一场比赛的进程由其本身决定，其中会有对规则不可避免的改变。但是改变到什么程度不会被人看作是“变质的”，或者干脆是另一种比赛？实际上，正如之前所说，规则对一场实战比赛定义的影响不可小觑。
比如说，材料改变了。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观察到它，并为在某些运动中运动员所表现出的改善找到原因。让我们想想1950年代球员的鞋子和今天球员在草皮上穿的鞋子之间存在的差别——撇去个人品位和赞助商合同来看。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区别体现在性能上。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但是我觉得在材料对足球带来的影响这点上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总之，与人类站在一边反对机器侵略是普遍的态度，幸亏我也变成了其中一员。这种对错误的辩解从另一方面来说已经不是那么感性了，因为首先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裁判诚信的理解。但是当迪米特里耶维奇过分维护故意错判的时候，一切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正位于那个破坏规则的边界上，就像之前说过的，这样的违规会威胁到比赛思维的存在。
那么有意的错误呢？在我看来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但是，正如衡量着自由的空间有多广一样，继续思考着错误的界限有多宽时，我认为不从原则上去反思故意犯规的可能性本身，而是一味表扬那些尽管可以犯规，但还是坚守底线从而也就不会威胁比赛规则的人，这必然是一种毫无意义、虚伪做作的办法。
弗拉基米尔·迪米特里耶维奇是人类纪元出版社的创始人，但在那之前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中场球员，他在1950年代从南斯拉夫恶劣的环境中逃到了瑞士。在他那部精妙的作品《生活是一个圆球》（阿德尔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写道：“人们说应该在各处都安装摄像头，在球门的每个立柱后都得有一个监督员。那为什么不让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群专家和一些纽约律师以及‘国际社会’的坦克来纠正裁判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人为错误呢？”
然而，为了弄清我在上文中简略提出的那些改变的重要性，就让我们回到那个促使我思考的或多或少有些含蓄的问题。换言之，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不同会变得如此关键，关键到可以颠覆足球这样一种运动的本质，并使其变得与其一直以来的样子完全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总之，足球还是足球。”我可以这样毫不迟疑并开诚布公地说。
就个人而言，从小我就一直十分热爱教练这份职业。在我二十五岁效力于桑普多利亚队时，成为“先生”的想法就已经在我内心萌芽。就这样，我参加了一个第三等级教练的培训课程。我当时很好奇。我想学习体育医学的基础知识，我想知道当一个人跳起来的时候身体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弥补肌肉疲劳等一系列我感觉可以深刻改善自己在赛场上表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