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能成事，奢可败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俭与奢的对比及其转化中，可证实孔子所说的宁俭毋奢的道理。
由于山西商人总的说来是注意节俭的，所以他们的资本积累较快。正如《晋录》所云，晋商“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能饶，就是能聚财，能积累资本。明代谢肇淛就说过：“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商)，江北则推山右(晋商)。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原因是“新安奢而山右俭也”(《五杂俎》)。清康熙帝说：“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历史事实说明，节俭同经商者能否保有并扩大其资本积累，同商业能否进一步发展，关系至为密切。
与勤劳相连，节俭也是商人精神中重要的一条。勤以增收，俭以节支，勤而且俭才能裕财致赢；否则用之无节，犹如漏卮不堵，必致财源流失；可见俭之十分紧要，勤俭两者不可偏废。
勤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应该是商人精神中又一重要内涵。自古以来勤劳都得到思想家的赞扬。墨子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即强力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韩非说：“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勤劳与节俭更被明确地说是致富的途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这是商人发家的三部曲，特别是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要做生意只有靠勤力劳动，这是有作为的商人所必须保持的创业精神。明清时代正不乏具有这样精神的商人。
与徽商并称的晋帮商人，其勤劳更表现得非同一般。正当徽商以沿江、沿河(运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山西商人却别出蹊径，默默地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沙俄的贸易。他们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踏出了数千里长的商路。夏季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冬季寒风呼啸，途中冻僵而死者时有之；春秋两季，风沙骤至，天昏地暗，填路埋人。就是这样，通过复杂艰难的旅程和艰苦的劳动，中国的山西商人开辟了一条不让“丝绸之路”专美于前的“茶叶之路”；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实居全国之冠。
单靠剥削别人劳动，完全坐享其成的甩手掌柜成不了气候，即使富有也不稳固。当年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是不辞辛苦，躬自带领，参与了某些商业劳动的；后来晋商徽商中经营有道的大商人——“廉贾”、“诚贾”也继承了白圭的这种精神。要富而能久，久而更富，非廉贾不能致之。不靠勤劳立业，勤劳起家，而由邪门歪道暴发起来的富，犹如泡沫，瞬间即破，是无法持久的。
商人致富后往往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奢侈挥霍，一种是俭朴自守，成功的经商者应属于后一种类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称颂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又赞许秦末汉初的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据此，节俭是应作为商人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太史公推崇的古代大商人的节俭美德在明清经营有道的商人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尤其是山西商人堪称节俭的最好典型。
山西“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张瀚《松窗梦语》中语)清代方志也说山西“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土风朴实”，“风俗朴质”，“非贸迁为业，即专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财，从不妄求”。山西人的尚俭，除受传统文化中崇俭思想的影响外，还有其历史传统：“晋俗之俭，自古而然。”“山西厥土硗〔qiao敲〕瘠，故民多贫，厥俗勤俭，故用仅足”，这是地理上的原因。多种原因造成的节俭的风尚，显得格外牢固，已近乎是山西商人的“天性”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勤不得，不俭不丰”，已成为商人的谚语。尤其晋商，“俗尚勤俭”；“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勤俭两者相互为用，于商尤宜。
经商，在售卖、保管、加工各个环节中都要付出劳动，尤其是在运输中更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由于“居贾息微”、行商利厚，商业劳动主要就花费在贸迁四方的长途贩运贸易中。以长途贩运起家的徽商中就有许多勤劳苦干的例子。如有的商人，“勤生积累……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明徽商查岩振)；“勤于殖立，戴星出入，不以为劳”(明徽商王文侹〔ting廷〕)，“日行百里不为苦”。有的人“牵牛服贾，有无化居……饮食服饰，宁不如人，唯孜孜勤苦于栉风沐雨中炼成一生事业”(清徽商汪可越)。他们都亲自跑买卖，并不端居家中，将操劳之事假手于伙计雇工。即使不外出，对策划、调度、经营、管理，也劳神焦虑，“综理甚密”，半点懈怠不得。
早在先秦时期，除了奢侈作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政策，以扩大消费来促进生产、疏导滞压、安排就业以外(见《管子·侈靡篇》)，诸子大都肯定“俭”而否定“侈”。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说：“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管子说：“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崇俭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识，尤其儒家的崇俭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