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从20世纪初以后，南洋华侨就一直为双重国籍问题所困扰。在一些华侨的居住国，统治那里的殖民主义者，是依据出生地原则确定国籍，把出生于当地的华侨当成本国的属民。而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的国籍法实行的是血统主义原则，它明确规定凡是中华种族的人，不论是否出生于中国，都属中国国籍。这样，许多华侨就拥有了双重国籍。这意味着某个人同时是两国的公民，享有两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同时对两国承担义务。这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历史现象。在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后，这个问题不解决，会酿成争端，使华侨处于两难的境地，也不利于中国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则，并在1955年根据这一原则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协定，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又多次重申了这个原则，愿意看到自己住在国外的公民按自愿原则加入居住国的国籍、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一旦这样，自然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具有中国公民的资格。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从长期的经历中也深刻体会到，离开了各居住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就失去了依托，当然也就谈不上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如何对待华侨的问题上，经过曲折反复，最终也逐渐认识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移民，是一个积极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经济实力是完全可以纳入本国经济的发展轨道，成为本国民族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华侨的加入所在国国籍，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这样，许多华侨纷纷依据各所在国的法律，放弃了中国国籍，成了所在国的公民。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今天生活在东南亚各国的中国移民，保留中国国籍的已经很少，约有95%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成为华人(族)。华侨的“落叶归根”观念已演变为华人的“落地生根”观念；昔日被认为是“他乡”的居住国成了故乡，而“唐山”故乡却成了他乡。“海水到处，便有华侨”成了历史陈迹，它让位于“海水到处，就有华人”的新格局，一个崭新的华人社会正在兴起。
华人不同于华侨，二者任何时候都不能混同。但是，华人和中国人民之间固有的种族、亲情、文化联系依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仍会在这些异国的炎黄子孙身上得到弘扬。他们的历史源头在中国，但植根于南洋沃土新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我们的历史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时才开始的，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和文化。”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新加坡获得成功，因此要珍视它。李光耀的话反映了东南亚华人面临的现实，即在谱写历史新篇时，不忘历史的源头，不抛弃传统中的精华。“华侨时代”虽已过去，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日终究是昨日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人一定会像他们的华侨先辈一样，在创造中奋进，为各自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这是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变化。
中国人移居南洋，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作为来自文明古国的和平移民，他们给南洋带去了先进的技艺、勤俭的美德，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作为居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他们对祖国怀有耿耿赤子情，与祖国荣辱与共，有着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南洋华侨虽然也有过种种变迁，有不少人已经完全融合于所在国的社会，但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侨民，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华侨社会中。在南洋，华侨学校遍布，华侨社团林立，中文招牌、中文书刊处处可见，中国普通话、方言处处可闻，华侨中完整保留着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华侨以中国为祖国，关心祖国的动态和安危。他们把居住国称为“他乡”，在这里仅仅是“作客”旅居，最终依然是落叶归根，返回“唐山”(中国)。
与国籍变化相联系的是华侨经济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了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涌现了一批经济实力要比陈嘉庚、胡文虎、黄仲涵、黄奕住等华侨资本家强大得多的华人企业家，他们在东南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一代华人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也大大不同于他们的祖辈，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出现了一批高级的文教科技人才。由于成为当地公民，他们的政治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华人正冲破种种阻力、歧视，争取本身的合法权利，积极参政，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
变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随着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一批新兴国家崛起了。东南亚的历史新页已经掀开。南洋华侨社会也发生了本质的、深刻的、多方面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国籍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