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让我们回到德国桥的话题。
此外，德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共同的气质。循规蹈矩，擅长整理，忍耐力强，乐于集体行动，崇尚廉洁等。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相互间都不太会形成压力。（如果管理者是拉丁语系国家的人，不，哪怕是现代日本人，也许都没办法做到这样。）
时任收容所所长的陆军大佐松江丰寿，从一开始就决定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尽量给予其自由并希望建立友好的关系。军官首领的想法立刻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士兵中，于是管理战俘的日本士兵并没有将俘虏视为残兵败将进行虐待，而战俘逃走的事件也几乎未曾发生过。
殊死搏斗、被敌军捕获并被剥夺了自由，从此过着俘虏生活，以及战俘尝试逃跑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打击与麻烦，这些是电影《大逃亡》（约翰·斯特奇斯导演）中呈现的情节。与此对战争的思考方式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板东俘虏收容所是何等的与众不同。
这座桥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100年的1919年，是由在鸣门的德国人建造的。为了取代已经坏掉的木桥，德国人收集了3000块石头，花费了3个月时间建成此桥。他们并非桥梁专家，而是居住在距离神社两公里处的板东俘虏收容所的德国战俘们。据说，当时他们修建该桥也并非被强制劳动，而是自愿的。
虽然现在河水已经干涸，但是过去板东谷川支流的水流十分汹涌，木桥曾多次崩塌。来自德国的有志者们团结起来，运用当时日本没有的石砌技术建造了一座坚固的石桥。这就是于微小中见博大的日德友谊的见证。
事实并非如此。
应该说，它综合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仅仅是以上事例，就已经很难得了。更加显示出该收容所特殊性的，是俘虏们与当地人的交流融合。鸣门市的居民对战俘们很热情，称他们为“德国先生”，双方不仅进行买卖等经济活动，还积极学习和吸收对方的文化。收容所举办的演讲会和音乐会逐渐成为整个城市的文化活动。最早聆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整曲合唱版演奏的亚洲听众，正是鸣门市的百姓们。
拙作《通过“恐怖绘画”解读人类》（NHK出版）被拍成了电视节目，作为作者，我感到十分荣幸。节目中就使用了这座桥的形象。关于这座桥，我设定的情节是：苦于前世作孽而患重病的巡礼者，为了前往圣安东尼修道院，而渡过此桥。在电视画面里，它看上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贫困山村里的一座小桥。
难道这座桥是从德国移建过来的？
在大麻比古神社绿树浓荫笼罩的一片区域内，唯有一处地方与众不同，有着别样的氛围。在这里，有一座富有中世纪欧洲风情的石拱桥。这座可爱的小桥长9.6米，宽2米，高3米，布满了手工建造的痕迹。它就叫作“德国桥”。
收容所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一个小城区一样。俘虏们发挥各自在家乡原本的职业优势，开办了面包工厂、啤酒厂、乳畜场和乐器制造厂等。甚至还开办了拥有摄影师的报社，发行了名为“板东收容所”（收容所，das Aufnahmelager，德语“营房”之意）的报刊。除此之外，语言学、体育、戏剧等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他们在类似文化中心的地方开办了一些讲座。所有活动中举办得有声有色的当属德国人的音乐活动。他们不仅组织了合唱团，还组建了管弦乐队，举办的音乐活动多达数百场。
全长：9.6米 宽：2米
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日英同盟的关系，日本对德宣战，并将于战争中俘获的5000名德国战俘移送到日本各地。其中近千人被送到板东俘虏收容所，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从1917年到1920年的三年时光。
1972年，当地修建了纪念日德友好的“鸣门市德国馆”，并在这里展示了当时珍贵的历史资料。
首先，收容所所长松江丰寿胸怀仁厚，而且出身战乱年代，他十分理解战争带来的痛苦。其次，因为俘虏中很多人不是征用兵，而是志愿兵，所以战俘整体的教育水平较高。另外，鸣门人思想的开放程度也值得一提。他们对欧洲的先进文明表现出极大的敬意和兴趣，但是也并不过分贬低自己（由此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词语：“古老优雅的日本人”）。
1919年建成 石拱桥
该桥位于德岛县鸣门市。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在战争结束后，竟有150多名德国人没有踏上归国之路，而是选择留在了日本，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其中，以“年轮蛋糕卷”著称的西点品牌“Juchheim”和香肠制造商“Lohmeyer”的创始人都是来自原板东俘虏收容所的战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