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把我送到了第六街和第七大道交界处的卫理公会医院。由于楼上所有的病床当时都已满额，他们把我放在了楼下急诊室为心脏病人保留的一个围帘小隔间内。一道薄薄的绿色帘子把我和主服务台隔开（在护士们记得把帘子拉上的时候），除了清早到楼里的X光科做透视外，在那儿的所有时间，我就躺在那张窄床上无所事事。我的身体连上了心脏监护仪，静脉注射针置入了我的手臂，塑料氧气管插入了我的鼻孔，我只能躺着而别无选择。每四小时给我抽一次血。如果冠状动脉内有血栓形成，小块损坏的组织会从心脏内挣脱出来渗入血液，验血时这些小块组织最后会显现出来。一个护士解释说，二十四个小时后他们才会知道个究竟。在这期间，在我的血液逐渐讲述发生或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时，我得躺在那儿等结果，独自忧惧不安，独自可怕地想象。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少——有几次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假寐，可天亮后有一小时左右，我慢慢睡熟了。八点钟，一个护士来为我量体温，我向右面一看，发现我室友的床是空的。我问她哈希姆—阿里先生怎么啦，可她回答不了。她说，她这一班刚上班，不知道任何情况。
永远不要低估书本的力量。
我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公司，出版有关被遗忘者的书，抢救即将湮没的故事、事实和文件，把它们形成连续的记叙文，一个生命的记叙文。
每四小时一次的验血结果都是阴性。上午来探视我的先后有乔伊斯，汤姆和哈妮，奥罗拉和南希，但没有人被允许多待上几分钟。午后，雷切尔也来了。他们一开始都问同一个问题——你感觉怎么样？我给他们的回答也都一样：很好，很好，很好，别为我担心。那时疼痛已经消失，我对自己平安地出院感到更有信心了。我说：我不会熬过了癌症而死于什么傻不拉几的心肌梗塞。这很荒谬，但随着这一天的过去，随着验血结果仍然是阴性，我坚信这是诸神宽恕我的合乎逻辑的明证，头天晚上的突然发病只是为了显示他们对我命运的控制力。是的，我随时都可能死去。是的，在我倒在起居室地板上躺在乔伊斯臂弯里的时候，我就确信我要死了。如果说从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中我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的生命从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只需记住在炎症恶狠狠地袭击时我所感到的撕肝裂肺般的剧痛，从而懂得每一次充实我肺脏的呼吸都是那些率性任意的诸神给予的礼物，从今以后，我心脏的每一次搏动都是诸神随心所欲赐予我的恩惠。
传记可由传主的朋友和亲戚委托人来写，书的印刷数可以是少量而不公开的，从五十到三四百本不等。我设想由我自己来写书，如果需求量太多，我随时可以雇人帮忙：生计困难的诗人、小说家，以前的新闻记者，失业的学者，或许甚至是汤姆。撰写和出版这种书的价钱会很贵，但我不想让我的这些传记成为一种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我为收入较少的家庭构想了一种新的保险政策，即每月或每季度拨出一定的数额微薄的钱来交付出书的费用。不是房屋保险，也不是人寿保险，而是传记保险。
大多数生命消失了。一个人死了，所有的痕迹一点一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发明家幸存于他的发明，一个建筑师幸存于他的建筑，但大多数人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或永久性的成就。一书架影集，一张五年级成绩报告单，一件保龄球奖品，一只在依稀可记的假期的最后一个早上从佛罗里达旅馆房间里顺手牵来的烟灰缸——只有几件实物、几份文件和零星印象留给了其他人。那些人一成不变地讲述着死者的故事，但往往把日期弄乱了，把事实给漏掉了，真相被歪曲得越来越走样，而轮到这些人一死，大多数故事也就随之消失。
我没有死。原来甚至也不是心脏病发作。引起我剧痛的是食道炎，但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天后半夜和次日大部分时间我都确信我的生命已经结束。
急救人员不断地推进新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我旁边经过，有的是癫痫病发作，有的是肠梗阻，有的有刀伤，有的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有的手臂骨折，有的头破血流。人们叫喊着，电话铃声响着，餐车在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近处，距离不超过我脚尖以上的躯体的长度，尽管对我都有影响，却也可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我觉得，以前我从没有像那天夜里那样对周围情形麻木不仁，那样自闭，那样恍惚。除了我自己的身子，好像什么都不是真实的，就躺在那里，颓丧地辗转反侧，沉迷于想象它里面纵横交叉的静脉和动脉线路，想象内部黏性糊状物和血液的密集网络。我在那里一人独处，心烦意乱地寻觅，有一种绝望之感，但我又在远处，飘浮在病床上方，飘浮在天花板上方，飘浮在医院屋顶上方。我知道这都没有什么意义，而躺在这个被围起来的局促小天地里，身上连着嘟嘟发响的机器，皮肤上夹着电线，乃是我进入的最封闭状态，我无处可去，却既可待在我体内，又可待在我体外。
那是你住院时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形。他们脱下你的衣服，给你穿上一身让你蒙羞的睡衣，你突然就不再是你自己。你成了一个栖息在你身体里的人，你现在不过是许多失灵零部件的综合体。被贬低到这种地步，也就是失去了所有的隐私权。医生和护士进来问你问题，你得回答他们。他们想让你活下去，只有不想活的人才不对他们说实话。如果你碰上待在一个围帘小隔间内，医生和护士正在向右侧一个离你仅三英尺的病人发问，你不能不偷听到那个病人说的话。事情并不是你非要知道他的回答不可，而是你发现自己处于想不听也不可能的状况。我和奥玛尔·哈希姆—阿里就是这样相识的。他是出租车司机，五十三岁，埃及人，有妻子，四个子女，六个孙子孙女和外孙子外孙女。他在载一名乘客驶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感到胸痛，凌晨一点稍过一点儿进入急诊室小隔间。几分钟内，我就知道他服过高血压药，尽管想戒烟，却每天还要抽一包，患有痔疮，偶尔有一阵阵头晕，1980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医生离开以后，奥玛尔·哈希姆—阿里和我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尽管我们素昧平生。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快死了的时候，他可以和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话。
我是不存在的人。罗德尼·格兰特是不存在的人。奥玛尔·哈希姆—阿里是不存在的人。哈维尔·罗德利格兹——这位七十八岁的退休木匠在四点钟的时候上了这张床——是不存在的人。我们最终都会死去。当我们的遗体被运出去埋葬，只有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知道我们已经走了。我们的死亡不会在电台或电视台宣布。《纽约时报》不会登任何讣告。没有书会写我们。那是为权贵和名流、为才能非凡的人保留的荣誉，有谁会费心为普通人、为默默无闻者、为我们在大街上擦肩而过而不屑一顾的上班族出版传记呢？
我是不是痴人梦想，觉得自己可以做成这个未必能做成的项目？我想不是。哪一个年轻女子不想读一读她父亲的最忠实的传记——尽管她父亲只是一个工厂工人或一个乡村银行助理经理？哪一个母亲不想读一读她儿子的生平事迹——他三十四岁值勤时遭枪击以身殉职？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应该是一个关于爱的问题。一个妻子或丈夫，一个儿子或女儿，一个家长，一个兄弟或姐妹——因为最强烈的情感。他们会在死者离世六个月或一年后来找我。这时他们虽已忍受住了死亡的打击，但仍然悲痛不已，现在他们重又开始了日常生活，他们会明白这悲痛难以抑制。他们想使他们心爱的人起死回生，而我会尽我所能来实现他们的愿望。我将让死者在文字中死而复生，一旦一页一页地印了出来，故事被装订在了封面与封底之间，他们的余生就有物在手。不仅仅如此，这东西会比他们活得更长久，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得更长久。
他临走时，我祝他好运，然后小隔间内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着奥玛尔—阿里，试着记住他好多个孩子的名字，但不知他是否也转到楼上心脏科了。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但望着我右边的空病床，我不禁想象他已经死了。我并无丝毫证据来证实这个推测，但现在罗德尼·格兰特被护送到他模糊不清的未来去了，这张空床就似乎被某种神秘的磨灭之力所萦绕，把在这床上躺过的人毁灭掉，把他们送往一个黑暗和湮没的国度。这空病床象征着死亡，不管这死亡是真实的抑或是想象的。当我仔细考虑这一想法的含义时，另一个想法又逐渐抓住了我，并且压倒了其他一切想法。在看我自己去往何处时，我明白我产生了一个我从未有过的重要思想，一个重要得足以占据我余生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思想。
十点半左右，三十九岁的屋顶工人罗德尼·格兰特占据了那张空床。这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在爬楼梯时昏倒，他的同事叫了救护车。一个身体壮实、肌肉发达的黑人，穿着不够大的病号服，有一张娃娃脸，一副惊恐万状的模样。见过医生之后，他转身对我说，他很想抽烟。如果他上男厕所去抽一支，我是否觉得他会遇到麻烦？我回答说，你试一试才能知道。他从身上撤掉心脏监护仪，拖着静脉注射管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对我笑了笑，说道：“使命完成。”两点钟，一名护士拉开帘子，通知他要把他转到楼上心脏科。这位年轻人慌了，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头晕眼花，也从来没有诊断出什么比水痘和轻微的花粉热更令人担心的毛病。“看来还相当严重，格兰特先生，”护士说，“我知道你现在感觉好多了，但医生需要做一些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