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试验”产生的效果成败参半。露西笑出声来了，这是这天内我们听到的她第一次发出的声音（就连吃晚饭时从她脸颊上流下来的眼泪也是无声的）。可是几分钟后，我们还没有进入电影里的饭店场面，查理还没有在那里突然唱起他那首著名的荒诞歌曲，她的眼睛就已闭上，慢慢地睡着了。谁能责怪她呢？她早晨才到纽约，谁知道她经过了多少英里的行程，这也就是说，昨夜她坐公共汽车，即使不是坐了一整夜，那也是坐了大半夜。我把她抱进那间空闲的卧房，汤姆打开那张沙发床，拽下上面的被单和毯子。没有人能比孩子睡得更熟，尤其是筋疲力尽的孩子。我把她放到床垫上，给她盖上毯子，她居然一次也没有睁开眼睛。
“别难过，宝贝儿，”我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露西指了指她舅舅。
“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他们待你好吗？”
“是不是这样？”我问道。“你是在告诉我，你会在两天内重新说话？”
“我很高兴。”我说。我不想把事情搞糟，所以不提及刚发生的事情。
“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母亲住在哪里，我就没法把你送回去。”
她摇摇头。
帕梅拉说行。别问我是怎样办成的，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工夫说服她，她才终于同意。这是我经历的最费劲、最艰难的谈话。现在，这还只是“尝试性质”，好消息是她要我们明天就把露西送去。这与她丈夫特德的日程安排和当地乡村俱乐部的大派对有关。我想我们可以用你的汽车，是不是？要是你身体吃不消，我来开车。我现在去书店，跟哈里说一说请假的事。我在那里等你。一会儿见。
点了点头。
“我们来看看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或许我们会找到一些答案。”
点了点头。
“你还有车票收据吗？”
每星期六、星期天，汤姆都晚起。哈里的书店周末也营业，但汤姆不用去上班，这两天学校也不上课，所以早起对汤姆而言毫无意义。他见不到B.P.M.站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等候校车来接她的孩子们，也就没有那种吸引力把他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他也用不着拨闹钟了。窗帘还垂着，他置身于狭小陋室的子宫般的黑暗中，一直要睡到眼睛自然而然地张开，或者，像常有的情况，直到从楼里某处传来的噪音闹醒了他。6月4日，星期天（我与罗伯托·冈萨雷斯发生灾难性冲突后三天，也即与哈里·布赖特曼谈话谈得心烦意乱的那天），有个声音把我的外甥从酣睡中惊醒，这次是一只小手犹豫地轻轻敲门的声音。此时才九点过几分钟，当他听清楚了这是敲门的声音时，当他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当他磕磕绊绊穿过房间去开门的时候，他的生活有了一个惊人的新转折。说得直接些吧，对他而言，一切都变了。只有现在，在经历了很多艰辛的准备工作之后，在土地上不断耙锄耕耘之后，我的关于汤姆的历险记才得以上扬起飞。
我以为此时我们已经脱离了困境，但我知道什么呢——对于这一切，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右手拿着橙汁杯，就在她伸手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她头顶上的天塌下来了。我很少见到一个人脸部表情的转变会像她此刻那么快。就在一瞬间，那粲然笑容变成了强烈而难忍的恐怖神情。她用手堵住了自己的嘴，她的眼睛一瞬间就盈满了泪水。
“你继父的女儿怎么样？”
“我们今天还要去那个臭烘烘的佛蒙特州吗？”她问道。
露西思索片刻，然后向汤姆伸出两个手指。
“好。我很高兴知道这点。什么时候你将考虑重新开始说话？”
又摇摇头。
没有回答。
“她还是嫁给了大卫·迈纳？”
我转身问露西，她是不是想吃比萨饼。她用舔舔嘴唇又拍拍肚子的方式做了回答。我便告诉汤姆在洛可餐馆找我们——这家意大利小餐馆做的比萨饼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六点钟，”我说，“这之前露西和我要去录像店找部电影，晚饭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
“我不会把她给别人去领养，如果你是指这个的话。”汤姆说。
“这件T恤衫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说你是从堪萨斯城到这儿来的？”
她摇摇头。
“好吧，我来跟帕梅拉联系。她会拒绝我，不过我来试一下也好。”
嘣。爆破的声音。露西终于说话了。没有人促使、怂恿，没有停顿一下想想她要做什么，她平静地张嘴说话了。我琢磨，究竟是缄默统治期正式结束了，还是在刚苏醒过来的恍惚状态中忘了不说话的约法呢？
当露西坐在客厅地板上一边吃开心果、一边看一集《侦探伽吉特》时，汤姆和我离开客厅进了厨房。在那里，我们说话她听不见。我们谈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但什么结果也谈不出来，反而感到更糊涂、更不安。有这么多谜团和费解之处需要弄清楚，却没有使貌似可信的论据成立的佐证。露西的路费是从哪里来的？她怎么知道汤姆的地址？是她母亲帮她出走，还是她自己决定逃跑？假如奥罗拉介入此事，为什么她事先不和汤姆联络，或至少让露西带一张便条？我们说，或许有便条，露西给丢了。我们这样那样地琢磨：关于奥罗拉的婚姻，这孩子的离家说明了什么？是我们两人都担心的灾祸呢，还是汤姆的妹妹终于见到了光明，并且接受了她丈夫的世界观？还有，如果是祥和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家庭，那么他们的女儿为何跑到布鲁克林来了？我们俩反复揣测，绕来绕去，说了再说，一遍又一遍，可连一个问题也解答不了。
汤姆发出了短促而疑惑的笑声。“你仔细瞧瞧你现在在哪儿，”他说，“这个房间只够一个人住。你想你睡在哪儿呢，小姑娘？”
“你要不要我给你铅笔和拍纸簿？如果你不想说话，你也许可以把你的回答写下来。”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午饭匆匆做好了：番茄汤，炒鸡蛋，萨拉米香肠三明治。饭后露西和我去过了一次购物瘾。不管她说不说话，她看来像任何一个在类似情况下的小女孩一样喜欢这趟购物：完全自由地选购她想要的东西。起初我们大多数时间都集中在基本用品上（袜子，内衣，长裤，短裤，睡衣，一件带兜帽的运动衫，一件尼龙风衣，指甲刀，牙刷，发梳，等等），然后买了一双一百五十美元的霓虹蓝的运动鞋，一顶全羊毛的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仿制帽，让我多少有点儿惊讶的还有，一双锃亮的漆革真皮玛丽珍鞋，最后我们买了红白两色棉布连衣裙——传统式样，圆领，有在背后打结的腰带。我们满载而归，回到我的公寓楼已是三点多了。汤姆已不在那儿了。他在厨房桌子上留了一张便条。
没有回答。
“对不起，”我说，“购物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后来我又让露西洗了个澡。汤姆，你就跟小拉格玛芬说再见吧。我们的女孩儿现在看来就像要去温莎堡参加生日派对一样。”
“二。可那是什么意思？两个小时？两天？两个月？告诉我，露西。”
但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至少在汤姆脑子里是没有办法的。他不了解孩子，即使他住在一座拥有十二间卧房、佣工编制完整的豪宅里，他也没有丝毫兴趣去做他外甥女的代家长。一个正常孩子的挑战就已经够受了，何况是一个拒不说话、固执地不愿提供她自己的任何信息的孩子。这就完全不可能了。可他该怎么办呢？暂时他对她可以忍一忍，也确实不能把她赶走，除非他能迫使她说出她的母亲在哪里。这并不说明他不喜欢露西，或对她的幸福不闻不问，但他知道她是找错了人。在所有的近亲甚或远亲中间，他是最不合适教养孩子的。
在洛可餐馆吃晚饭之前，露西的表现一直处于最佳状态。我要求她做的每件事儿，她都乐意而顺从地去做，没有皱过一次眉头。汤姆平时很少因考虑不周全而出言唐突，可这次我们刚在餐桌旁坐下来几分钟，他就突然透露了眼下佛蒙特之行的消息：没有逐渐铺垫，没有对奇妙的伯林顿市的溢美之词，也没有阐明她跟帕梅拉在一起为何要比跟舅舅、舅公在布鲁克林更好。就这样我看到她第一次蹙额皱眉，然后是第一次哭鼻子，然后是这顿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气鼓鼓的样子。她一定很饿了，可比萨饼端到她面前，她连碰都没有碰。幸亏我一直不停地解释，才使我们从或许会升级为一场全面性神经战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着手补做汤姆所疏漏的基础工作：圣歌和颂词，商会踢踏舞会，关于传奇式的帕梅拉善良厚道的长篇赞语。当这些话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时，我就改变策略而向她保证，汤姆和我先留下不走，直至她舒适地安顿下来，甚至更进一步冒极大的风险，让她确信决定权完全在她手中。如果她不喜欢那地方，我们会收拾她的行李驾车回纽约。但她得试一试这个机会，我说，不能少于三天或四天。同意不同意？她点了点头。然后，她笑了，半小时内第一次笑了。我召侍者过来，问他如果把她的比萨饼拿回厨房去重新热一下是否太麻烦。十分钟之后，他把比萨饼送回桌子，露西开始大吃起来。
“同情心。宽宏大量。你不是说过，这些年她变好了？对了，要是我答应负担露西的生活费用，她或许会觉得这好像是办一个家族合资企业。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做好事。”
第二天一早发生了一件奇妙而麻烦的事儿。七点钟，我端着一杯橙汁、一盘炒鸡蛋和两片涂了黄油的吐司走近还在睡觉的露西。我把早点放在地板上，伸手轻轻地摇她的手臂。“醒醒，露西，”我说，“该吃早饭了。”三四秒钟后，她睁开眼睛，然后是一阵全然困惑（我在哪儿？这个瞧着我的陌生人是谁？），终于记起来我是谁了，笑了一笑。“你睡得好吗？”我问。
没有回答。我又问一次，可露西不打算泄露她的秘密。不点头，不摇头，既不点也不摇。什么表示也没有。我在她旁边坐下，伸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
“嘿，露西，”我边说边把橙汁递给她，“该吃你的早饭了。”
她耸了一下肩，然后舒眉展眼，笑得更美——仿佛在说，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汤姆
“时间会告诉我们的，”我最后说，不愿苦恼更久，“但第一重要的，是我们得给她找个住的地方。你我都不能留她。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过，她很富有。在佛蒙特州有一座大房子，两个孩子，丈夫是律师。如果你告诉她，只照顾一个夏天，也许她会同意。”
我把她从浴缸里拽出来后十五分钟，电话铃响了。是汤姆从书店打来的，为我们迟迟不去而感到奇怪。他已跟哈里说完了（他给了他几天假），正急着要离开书店。
电影选的是《摩登时代》。我忽然想起了这部片子，并且凭一种奇怪的直觉选择了它。不仅因为露西从未看过卓别林的电影、也从未听说过卓别林这个名字（美国教育失败的又一证据），而且在这部片子里那个小流浪汉第一次说起话来。他说的话也许有点儿莫名其妙，但总算有声音从他嘴里发了出来。我想知道这时候会不会在露西心里激起什么想法，或许能给她一个间歇来思考一下她这样矢志沉默的意义。我想，所有可能的最好结果是使她迅速改变现状，不再闭口不语。
我让她在客厅电视机前坐下，给她把电视节目调到二十四小时的动漫频道。当她看见卡通角色在屏幕上活蹦乱跳的时候，她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她是那么高兴，我不禁想到她过去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接着，我就想到大卫·迈纳及其虔诚冷峻的宗教信仰。奥罗拉的丈夫禁止家里有电视？他的信仰坚定无比，以至于要挡住他继女去美国通俗文化狂乱游乐场的通路？——在他看来，从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电子管里不断倾泻出来的都是些不信神的、吵吵嚷嚷的浮华物和垃圾货？也许如此。除非露西告诉我们她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们对迈纳就毫无所知，可她什么也不说。汤姆根据她穿的T恤衫猜测她来自堪萨斯城，可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也就是说她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她的来路，理由很简单——就怕我们把她送回去。她毕竟是离家出走，而生活幸福的孩子们是不会离家出走的。这点是肯定的，与家里有无电视无关。
又点了点头。
“只是试图让我们从瓶颈中爬出来，汤姆。不为任何别的。”
“你母亲好吗？”
“你忘了怎么说话了，露西？”汤姆问道。
这是露西。默不作声、九岁半的露西，留着黑短发，有一双和她母亲一样的淡褐色圆眼睛，身材颀长，是个青春期前的小女孩。她穿着破烂的红色牛仔裤，磨损了的克兹牌白色便鞋，堪萨斯城皇家棒球队T恤衫。没有包，没有夹克衫或套衫搭在手臂上，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汤姆有六年没见她了，但一眼就认出了她。看来她完全变样了，可她又确实像过去一样——尽管有了一口新的、完整的成人牙齿，尽管她的脸变长变瘦了，尽管她长高了好几英寸。她站在门口，朝着她头发蓬乱、穿着睡衣的舅舅微笑，用欣喜的、一眨也不眨的眼睛打量着他。过去在密歇根州的那些日子里，他就记住了她的眼睛。她母亲在哪儿呢？她母亲的丈夫在哪儿呢？为什么她是孤身一人？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汤姆每提一个问题就停顿一会儿，可从她嘴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有片刻时间他怀疑她是否成了聋哑人，可接着问她是否记得他是谁，她倒点头了。汤姆张开双臂，她便立刻上前投入他的怀抱，把她的前额顶着他的胸脯，用她所有的劲儿紧紧地抱着他。“你一定饿了吧。”汤姆终于说了一句，然后把房门开大，让她进入这个他称之为“阴暗棺材”的房间。
“那需要很长时间，内森。可能要几个月。也许永远找不到。”
每一个新的词，每一句新的话，都给我增添了希望的谨慎感觉。
“要注意态度，孩子。要说好话和恭维话，说甜言蜜语，好像把糖浆和蜜糖加在一起的双倍奉承。”
“大约一小时内就该走了，”我说，“瞧，露西，橙汁，吐司，还有鸡蛋。”
“真好，纳特舅公，”她答道，这些话的发音听来好像是南方口音，“就像井底里的一块又大又老的石头。”
露西听汤姆的话，把手伸进她牛仔裤的四个口袋，使劲掏出里面的东西，但没有发现任何重要东西。一百五十七块现钞，三片口香糖，六枚二角五分硬币，两枚一毛硬币，四枚一分硬币，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汤姆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没有车票，没有线索显示她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讨厌奥罗拉。左恩家的人都讨厌她。为什么她会愿意让罗莉的孩子来打扰自己呢？”
没有回答。
“你是说帕梅拉？”
“不，当然不是。不过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也许有人会愿意接纳她。我指的是临时的。直到我们设法找到奥罗拉的下落。”
他给她准备了一碗脆谷乐燕麦片，倒了一杯橙汁，等他给自己弄好一壶咖啡，那杯子和碗都已空了。他问她还要什么别的东西，她笑着点头表示“要”，他便着手为她准备几片法式吐司。她把面包片在一盘槭糖浆上蘸了蘸，不到一分半钟就全吞下肚子去了。起初，汤姆把她不说话的原因归之于疲劳、忧虑、饥饿，归之于几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但事实上露西看上去并不累，对她周围的新环境似乎也完全适应，现在她很快吃完了麦片和吐司，饥饿也从所列的这些原因中勾去了。可她对他的问题依然一字不答。点点头，摇摇头，可就是不说话，不发声音，根本不想动她的舌头。
露西想穿着她的新衣服和玛丽珍鞋去书店，我表示同意，但有个条件——她要先洗个澡。我说，我是给小孩子洗澡的老手，为了证明这点，我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影集，让她看看雷切尔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令人惊异，上面我的六七岁的女儿正在洗泡沫浴。“这是你的表姨，”我说，“你知不知道她和你母亲的出生日期只差三个月？她们是好朋友。”她摇了摇头，粲然一笑，这是她这天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感到，她在开始信赖她的纳特舅公，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走廊进了洗澡间。我给浴缸放了水，她依从地脱了衣服进去了。除了左膝上有些大多已硬化的小疤外，她身上并无伤痕。背部干净、光滑；腿部干净、光滑；会阴部没有肿胀或损伤。这只是迅疾的肉眼检查，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她哑口无言，我没有看见任何显示她曾遭殴打或猥亵的迹象。这个检查结果使我很高兴，我便一边给她冲洗头发，一边把《波莉沃莉嘟嘟》这首歌完整地唱了一遍。
我弯腰从地板上端起食品，她又一次笑得眉飞色舞。“在床上用早餐，”她庄重地说道，“就像纳芙蒂蒂王后。”
“你是怎么到纽约来的？乘公共汽车？”
但她是做错了。看她的眼光，看她小脸蛋上的痛苦表情，就好像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一阵对她自己突发的怒气中，她开始用她左手掌打自己脑袋的左侧，似乎要用这些猛烈的动作来说明她觉得自己有多傻。她打了三下，四下，五下，可就在我要抓住她手臂不让她再打下去时，她突然伸出左手，用一只手指断然指向我的脸。她满腔怒火，眼光流露出极度的嫌恶和自怨自艾，开始用她的右手拍打自己的左手，似乎在叱责左手居然好意思伸出一个手指。拍打了几下后，她又突然把左手伸了出来，这次她举着两只手指。像上次一样，她又狠又重地把手戳向空中，先是一只手指，后是两只。她想告诉我什么？我不清楚，但我猜想这跟时间有关，跟她允许自己恢复说话之前剩下的天数有关。她早晨醒来时还剩一天不能说话，可现在已有几句话在无意中溜出了嘴，所以她要给自己的沉默日子多加一天，以此来惩罚她自己。
“你永远不说话了吗？”
亲爱的内森：
“你是个有说服力的老傻瓜，是不是？”
我未曾料到事情会进展得那么快。我当然感到一阵轻松，很高兴问题得到迅速而有效的解决，但我的另一部分心思却又觉得失落，甚或还有些许凄惘。我已开始喜欢露西了，在这社区采购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渐为一种可能性所动，即让她在我身边待些日子——几天，甚至几周。这不是说我对情况改变了想法（她不能永远住在我的公寓房），但短期住一阵对我而言还是可以承受的。雷切尔小时候，我错过了很多机会，而现在，突然有一个小女孩在这里，她需要照顾，需要有人为她买衣服，给她饭吃，需要一个成人有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去关心她，把她从令人困惑不解的缄默状态中拖出来。我不反对充当这样的角色，可现在这出戏显然正在从布鲁克林转移到新英格兰，我已被另一名演员所顶替。我试图安慰自己，心想露西在乡下跟帕梅拉及其孩子们在一起会更好，但我对帕梅拉又有什么了解呢？我已多年没有看到她，过去偶然见过的几面也令我感到寒心。
没有回答。
我也没有兴趣照看她，但至少在我的公寓楼有一间空房，所以当汤姆那天上午稍晚给我打电话向我诉说他的为难处境时（他嗓音惶恐不安，几乎冲着电话尖叫），我说，在我们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我愿意给她提供膳宿。十一点钟他们就来到第一街我住的地方。当汤姆把露西介绍给她的“纳特舅公”时，她笑了，看来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吻她头顶所表示的欢迎，但我很快就发现，比起对汤姆来，她更不愿意跟我说话。我想方设法试图从她嘴里哄出几句话来，但结果就像汤姆所遇到的一样，不是点头就是摇头。一个奇特怪异、令人不安的小家伙。我不是儿童心理专家，但我觉得看来很清楚，她没有任何生理或精神上的毛病。不是弱智，没有自闭症迹象，没有任何器官障碍影响她和别人之间的相互反应。她直视你的眼睛，明白你说的每句话，她常笑，而且笑得很温馨，就和任何别的孩子一样。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经受了心灵上的严重创伤而使她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或许，为了还猜不透的原因，她决定发誓不说话，迫使自己自愿患上缄默症，以此来考验自己的意志和勇气——一种孩子的游戏，最终她会玩腻吗？她的脸和手臂上都没有伤痕。这一天我甚至一度下决心要哄她去洗个澡，看看她身上的其他部位。只是为了使自己放心，知道没有人殴打或凌辱过她。
没有回答。
“好，露西，”汤姆说，“现在你在这儿，你打算做什么呢？你住在哪儿呢？”
接着，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晚饭的事儿。汤姆想第二天早晨早点儿动身，所以觉得最好在六点左右就安排晚饭。另外，他补充说，露西的胃口很大，到时候她可能已经饿坏了。
不过他不想在我的公寓房打电话。他说，不仅因为露西在，而且因为知道我在旁边，他会感到很不自然。汤姆细腻、脆弱，过于注重细节，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家伙。没有问题，我回答说，不过他也没有必要回他自己的住处。露西和我会出门去，他可以单独一人跟帕梅拉通话，还能得到把长途电话费算到我账单上的额外好处。“你看这孩子穿成什么样子，”我说，“破烂的牛仔裤，磨坏的帆布鞋。这很不像样，是不是？你给佛蒙特打电话，我带她出去买几件新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