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一生盼望有个儿子,没想到李瓶儿给他生的儿子官哥,只活了一年零两个月就夭析了;他得病的时候,吴月娘巳有孕在身,刚巧就在他断气时生产,因此他也“无福”看见。第七十九回后半回“吴月娘墓生产子”就是写这件事的。按当时当地的习惯称谓,叫做“墓生儿子”,儿子一出世,就要送父亲入墓也。
(吴月娘)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儿,未免送些喜面与亲邻,众街坊邻舍都说西门庆大官人正头娘子生了一个墓生儿子,就与老头儿同日同时,一头断气,一头生了个儿子,世间少有跷蹊古怪事!
吴月娘产下遗腹子,于是只好一面办丧事,一面办喜事,但这个喜事却是只能非常“从简”了。
吴月娘墓生儿子(事在第七十九、一百回)
不过,这只是现代读者的观点,对明代的那位《金瓶梅》作者而言,却是有他的“道理”的。至于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是另一回事。
蔡老娘收裹孩儿,剪去脐带,煎定心汤与月娘吃了,扶月娘暖炕上坐的。月娘与了蔡老娘三两银子,蔡老娘嫌少说道:“养那位哥儿赏了我多少,还与多少便了。休说这位哥儿是大娘生养的。”月娘道:“比不得那时有当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没有了老爹,将就收了罢。待洗三来,再与你一两就是了。”那蔡老娘道:“还赏我一套衣服儿吧。”拜谢去了。
吴月娘生下孩子之后,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骂她的心腹婢女玉箫,为什么要骂她呢,请看下文:
若单就小说的布局来讨论,给西门庆添上这么一个遗腹子,其实并不发生什么作用,他出生之后,一直无所作为,西门庆的家业既不是由他败坏,也不是由他中兴,要这么一个“多余”的人物做什么?
在《金瓶梅》的最后一回(第一百回),作者方才借一个老和尚对吴月娘的“点化”,指出这个“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他是秉承西门庆的罪孽而生的,老和尚要“度脱”他去做徒弟。下文就是老和尚对吴月娘所说的话。
月娘苏醒过来,看见箱子打开着,便骂玉箫:“贼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开着,恁乱哄哄人走,就不设锁锁儿。”玉箫道:“我只说娘锁了箱子,就不曾看见。”于是取锁来掏。玉楼见月娘多心,就不肯在她屋里,走出对着金莲说:“原来大姐姐恁样的,死了汉子,头一日就防范起人来了。”殊不知李娇儿已偷了五锭元宝往屋里去了。
《金瓶梅》本来是一部写实的作品,何以作者会采用这种脱离现实的宿命观点?依我看那是因为他受了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影响之故。中国自汉代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同时接受西来的佛教文化,至宋明两代,儒佛的结合更加显著。一般人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轮回、因果、报应。如果作者写一个做尽恶事的人而得到善终,那就是不道德的了。
就整个小说的结构而言,作者加上孝哥这个人物,或许是个“多余”的“败笔”,而托生、赎罪等情节也是“荒诞不绝”,但“吴月娘墓生儿子”这一回的艺术价值还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他写吴月娘在“特定环境”(丈夫刚死)下对“突发事件”(产下遗腹子)的处理还是深入生活的写实手法。通过了吴月娘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也能加深读者对吴月娘性格的了解。
当初你去世夫主西门庆,造恶非善,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当身首异处。今我度脱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您愆解释,亦得超生去了。
与接生婆争多论少(事在第七十九回)
原来作者安排吴月娘产下这个“墓生儿子”,是为了给西门庆赎罪用的。孝哥儿既是西门庆托生,他皈依佛门,亦即是西门庆为他的前生忏悔以求“超生”了。
作家不能超时代(事在第一百回)
但比较起来,最能表现吴月娘忌刻贪财心理的还是下面这件事。
(西门庆二七那天)到晚夕念经送亡,月娘吩咐把李瓶儿灵床,连影(画像)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将箱笼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奶子如意儿并迎春收在后边答应;把绣春与了李娇儿房内使唤(按:李娇儿其时还未走);将李瓶儿那边房门,一把锁锁上了!
尽取李瓶儿遗物(事在第七十九、八十回)
按:虽说有李娇儿那样“家贼难防”的事例,但吴月娘刚苏醒过来,就为丫头忘记锁上箱子而生气、痛骂,而且是当着孟玉楼的面骂的。这就对她“重财轻义”的性格刻画得更为具体生动了。大家主妇本来是该多几分宽厚的。第九十二回写孟玉楼之所以改嫁,原因之一就是因她觉得“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都改变”了。虽没明言,但从小说的“呼应”技巧来看,读者当可猜想得到,是和这件事有关系的。盖她从这件事看出“大姐姐恁样的!”“恁样”后面没说出的那几个字应即是“难以相处”也。
按:李瓶儿是最得西门庆宠爱的,她的私房也最多。西门庆一死,吴月娘就把遗物尽收己有,把她生前所用的奶妈丫头也都另行分配了。
给吴月娘接生的是一个姓蔡的老大娘,下面一段写吴月娘与这位蔡老娘为接生费用而引起的争论:
按:“那位哥儿”指李瓶儿生的那个儿子官哥,第三十回“西门庆生子喜加官”曾有叙述,当时也是这个蔡老娘来接生,西门庆给了她五两银子,现在蔡老娘要求吴月娘照旧例给她,但吴月娘只许她三两,减少二两;“洗三”是当时风俗,孩子出生第三天,请人为他洗身。蔡老娘为李瓶儿的孩子“洗三”,西门庆给她一匹缎子,现在吴月娘则只答应再与她一两银子。一匹缎子的价值是高于一两银子。吴月娘刚刚生下孩子就有精神与接生婆要争多论少,显出她对钱银的“紧张”态度,虽说今时不比往日,但西门庆的遗产还是数以万两计的,何须为一二两银子和接生婆争论?这美其名是“精打细算”,其实是她喜欢占小便宜的性格表现。
在《水游传》中,西门庆是死在武松刀下的,这个结局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观;但在《金瓶梅》中,西门庆虽然死于纵欲,勉强可说是受了好色的“报应”,但他的一生却是享尽富贵荣华,这样的报应对读者而言,是会觉得太轻的。如果作者写西门庆来生受到报应呢?这固然不失为“补救”的一法,但这徉浪费笔墨,不但有损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也破坏了整个小说的结构。如此“补救”之道,当不会为高明的作者所取。无已,只好添个“尾巴”,让西门庆托生的孝哥,入佛门修善积德,作为对前生的赎罪了。任何高明的作家,都不可能是“超时代”的,或多或少会受到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影响,也因而会造成某些“败笔”。我于《金瓶梅》中所创造的孝哥这个人物,亦作如是观。
何以这样“凑巧”?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当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包含了一套封建社会的宿命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