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的另一种出身便是行伍。但行伍却要离乡别井,冒险犯难。而我乡农民多半能温饱自给,故亦不愿出此。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因此,我乡一向就没有当兵吃粮的风气。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而我本人的厕身戎旅,却系军校出身,和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不同,故也另当别论。
先祖如玺公、先父春荣公都生活在这国脉民命不绝如缕的时代。对外族的横蛮侵凌,清吏的贪婪苛虐,都曾亲身体验,耳熟能详。平时抑郁之余,也每以叹息悲愤的语调,和家人亲友痛论时事。因此,我家的孩子还未启蒙,便有机会在众人中,旁听乡国沉沦的各种惨痛故事,油然而生革命抗暴的心理。我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中,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阴历七月初九(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的。
至于我家这一房,则自高曾以上,历代均是单传。至先祖如玺公才生二子——先父春荣公(字培英)和先叔春华公,其后丁口始盛。我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历代都是半耕半读。先祖以上,我家尚称小康,加以几代单传,故生活颇为优裕。到了咸丰初年,洪杨围攻桂林很久,故乡迭遭兵燹,于是盗贼蜂起,我家故宅致被焚毁,曾祖又曾被绑票勒赎,因此家道中落,房屋也无力重建。后来故宅的废墟被辟为菜圃,而四周的墙基犹存,忆我幼时,在菜圃内玩耍,曾在这些墙基上爬上爬下,于今记忆犹新。
我们在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二百丁口。相传我们祖先原是陇西人。历经数代,迁徙数千里才定居在广西的。最早的传说是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陡河以通湘、漓时,随史禄而来的,据说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秦辟广西为桂林郡,我们的远祖便在这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另一传说则谓我们的远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即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的。至于其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即是历经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亦未可知。总之,我们李姓聚居在桂林的两江墟头村,其最初迁来的年份虽谱牒无考,然至少也有将近千年甚或千年以上的历史了。经千余年的繁衍,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历代兵灾匪祸的浩劫,以及若干族人迁往外乡谋生,所以人丁迄今仍只有二百余人。
广西当年的政治区划分为十一府和若干直属州、厅。桂林府原居十一府之首,而临桂县则是桂林府的首县。所以临桂县治便是桂林府的府城,同时也是广西省的省会,为清代广西巡抚驻节的地方。
桂林府位于广西的东北境,和湖南毗邻。府内共包括七个县、两个州和一个厅。全境是一片山环水绕、川谷交错的区域。地当南岭干脉的南边,五岭中有名的越城岭居其北,都庞岭在其东,五岭支脉却盘旋境内。桂林的山多系砂岩和石灰岩所构成,久经风雨侵蚀,峰峦耸峭,岩穴深邃。所以在一片原野中,往往平地风波,异峰突起,秀丽无匹。而岩石下边,石灰质为地下水所浸,也往往蚀成奇穴,深不可测,钟乳倒悬,蔚为奇观。如桂林城东门外的七星岩、月牙山,北门内的风洞山、叠彩山,丽泽门外的老君洞,城中心的独秀峰,南门外的象鼻山,都是名闻海内的名胜。
以前游桂林的人更有许多特别欣赏阳朔县的风景的,因而又有“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佳话。其实桂林城郊和阳朔的风景远较我乡为逊色。因为阳朔山水固称奇特美丽,可是峰峦过于密集,而乏阡陌桑田及纵横河流的陪衬,正如一个少女生得五官毕聚,纵然明眸皓齿,也难免美中不足。所以就风景优美而论,桂林、阳朔均不如临桂县西乡的秾纤适度,只可惜该处地非要津,旅客少到,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就不如桂林、阳朔那么享盛名了。
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清朝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日俄之战接踵而来。越南原为我藩属,与广西唇齿相依,当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占越南时,广西全省震动。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他老人家晚年吸食鸦片,这或许是因为他无从发泄他的愤懑,故借此以吐胸中积愤。烟毒在中国为害已久,同治、光绪年间,为祸尤烈。因当时清廷连年用兵,军饷无着,竟公然将鸦片弛禁,以烟税充军饷。云贵一带本是盛产鸦片区域,故烟毒在广西流传更深。
吸鸦片的人多半喜清谈,好宾客。烟枪在手,亲朋满座,谈风便愈健。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些都是实人实事,说来感人极深。我小时乃至我的一生,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极大,至今不忘。
这湘、漓二水都蜿蜒于奇峰原野间,平时江水碧清见底,游鱼可数。有时水流缓慢,山光水影,一平如镜,显得秀美绝伦。偶逢峰回江转,顷刻间又波翻湍啸,水陟滩高——自桂林到梧州号称三百六十五滩——却又显得雄峻险绝。木船通行其中,两岸猿啼,江山如绘,真使人如置身画图中,所以就风景来说,桂林府的全境都可说是山明水秀,而省会所在地的桂林城区,更是自古就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而闻名海内。
就在我们这座村落西边约二十里,便是平地崛起、高耸入云的一系列崇山峻岭。其中柴草、野生花果和山猪、麋鹿之属是取之不尽的。这是我们附近一带数十村庄居民的公产,为居民们农隙时采樵畋猎的处所。
我乡的农业出产以谷米为大宗,桐油、茶叶次之,各项药材又次之,居民颇能安居乐业。然平时除至戚近邻外,彼此间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光景。
在临桂县的西乡,离桂林城约六十里处,有一小镇曰两江墟。墟内约有数百户居民。再由此小镇向西行七里便是我们李姓聚居的(làng)头村。两江墟周围二三十里,土壤膏腴,人口稠密,村庄棋布,鸡犬之声相闻。举目展望,远近都是一片良田。就在这平旷的田野中,小山峰稀疏罗列,峻峭秀美,姿态各异,胜过一幅美丽的画图。这些村落各有其不同的村名。或因其地势风景得名,或别有其命名的历史渊源。如白洞村和白崖村即因其村旁有白色的崖洞得名;如大浪坪却以其地势平坦而得名;中宝村相传其村侧的岩洞中贮有宝藏;军营村则为古代军屯的遗址。我家祖居的村子名曰头村。“”字原义为树木茂盛下垂貌,因以树林茂盛得名。我外公刘家所住的古定村,也曾为古代屯军的地方。
自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经过两百年的专横统治,到嘉庆、道光时代,国势日衰。就在这衰势初起时期,新兴的外族遂乘机侵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开其端。由那时起,清朝的弱点全部暴露。外族嚣张,烟毒横流;国日贫,民日弱,遂至于不可收拾。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这些仕宦之家,原多来自农村,深知民隐,因此,贤官良吏颇能下体民情,知所兴革。据说陈宏谋即是厨师出身,后为某塾师所赏识,蓄意栽培,才使他直步青云的。不过这些官宦之家,一旦发迹以后,便逐渐和农村群众脱离了。因为他们做了官,为着生活享受,都迁入城里居住,衣锦食肉,对家乡的民间疾苦,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家既是且耕且读,所以历代先人都具有农村社会中诚实慈祥的美德。加以几代单传,时虞绝嗣,所以先人更加乐善好施,希望广积阴功,为子孙祈福,因而颇为乡里所称道。所以我们历代都可说是积善之家。
广西地邻边陲,对外族侵凌本有切肤之痛。又是洪杨革命的策源地,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极为浓厚,对专制、腐化统治所发生的反抗情绪,尤为炽烈。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血性男子,极易受革命风气及抗暴精神的感召,而发为慷慨悲歌的言行!
由漓水上游顺流而下(桂林以下曰桂江),至苍梧与西江汇合处,又名鸳鸯江(因两水一清一浊得名),东向直达广东。溯漓水而上转入湘水,再顺流而下,可经长沙入洞庭而通长江。所以在我国古代,桂林可说是四达之区,蔚为中国西南部军事、政治的重心。
就在这山野间,自北而南,穿桂林府全境蜿蜒而过的,便是西江支流、桂江上游的漓水。溯漓水而上,到兴安县城的东侧,可通湖南的湘江。这便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湘漓同源”。据史书所载,湘、漓原不相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利漕运,曾遣史禄入桂林郡掘陡河以沟通二水。自此两水相通,而水流则背道而下,同源相离,可能便是湘、漓二水得名的由来。在这湘、漓分流处,河床和两岸俱系用重数吨的方块大石砌成,经两千年未尝稍损,工程的浩大,实可称为奇迹,足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虽然当时我乡农民未受教育的多至六成,然多数男子在童年都曾启蒙识字,少的数月,多的三年五载不等。唯女子除少数富户外都无识字机会,这是传统习俗重男轻女的缘故。所以大致说来,我乡居民多数是半耕半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贫富悬殊不大。大地主可说绝无仅有,小地主也为数不多。历来民风淳朴,逊清一代,文风极盛,雍正年间的陈宏谋,便以进士及第,历任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为朝野所称羡,其后代也有名儒,科甲鼎盛。所以在科举时代,我们广西有句谚语说:“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意思是科举考试中,桂林实为全省第一,而两江又为桂林第一。所谓两江,即是我的故乡两江墟一带。
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湘,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的儒医。
国是危险万分了,而清廷的昏聩反有增无已。朝廷中竟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谬言论;而地方官吏更是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以致饥民遍野,盗匪如毛。加以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的贫困,举世罕有其匹。因而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于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遂纷起图谋挽救。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伸张王权、扶清灭洋的;而图谋揭竿起义、实行民族革命的,更遍地皆是。
近百年来的中国,实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惨烈悲壮的一段。而逊清末叶内忧外患的情形,在这段史实中,比之其他时期,则尤为沉痛。
我乡正因为文风极盛,故一般习俗比较重文轻武。这种现象亦有其历史渊源。我国专制时代的传统政策,原即重文轻武。其重要缘故,是文人长期伏案,每每形成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易于驾驭;而武人却恃强好斗,容易造反。故俗谚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刘项从来不读书,反可横行天下。所以我国专制帝王特厚咿唔诵读,而薄好勇斗狠。再就我乡的情形来说,人民想从武事求上进也很不易。因为专制时代,武人出身只有两途可循:其一系科甲出身,从武童生考武秀才,然后逐步上进,以至于武举人、武进士,甚至于武状元。但是这种考试实非一般乡民的财力所能胜任。武考不比文考,应武考要练刀、弓、石,习骑射,制装备,吃补品,这种种均非清贫农家所能负担。不若“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苦读较为易办。
正当这外患日趋严重的时候,国内由于长期腐化统治的结果,官逼民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爆发了洪杨革命。时历十余年,蔓延十余省,伏尸千余万,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件。从此,国家元气大伤,外祸乃益发猖獗。其后,不特西方列强纷起谋我,即新兴的日本也接踵效尤。同治、光绪时,我国四周藩篱尽撤,中华本土也早晚有被瓜分的危险。数千年锦绣河山,至是竟沦为列强共有的殖民地。我华族只是苟延国脉于列强均势之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