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及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时，李烈钧跷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2月28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使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蛮横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因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1927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遗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借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唯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第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在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1929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做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认为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借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第七军军长一职，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10月4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到南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密件窃去。
一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亟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因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12月11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月9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1928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唯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借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密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唯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厅长严重、建设厅厅长石瑛、财政厅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1921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1949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平均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擅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掌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和我当即研究战况。他们一致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三人却大异其趣，我主张一面令程总指挥收容第四路军，逐步抵抗，迟滞敌军北进；一面令白崇禧不顾一切，努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向长沙推进。长沙如克，武长路上的敌军自然不战而溃，此即古人“围魏救赵”的战略。李烈钧等颇为踌躇，渠意若我军攻长沙失利，武长路上的敌军势必乘虚直取武汉，则魏赵俱失，前途不堪设想了。我说，敌军统帅唐生智早已宣告下野，所属屡败之余，军心涣散，如按我的计划执行，白崇禧必克长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当有捷报。李、何、谭三位将信将疑，蒋总司令当时因事赴上海，不及请示。最后，大家同意我的计划，令白前敌总指挥不顾一切，急攻长沙。白氏在前线奉到电令后，乃挥军出击，连战皆捷。我军伤亡虽重，然第七、第十九两军卒于1月27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