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苏迪曼杯回国后，教练对我的不满、媒体对我的质疑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提出我要更换教练。我记得有一天，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找到我。他问了我关于队伍的很多事情，也问我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是一次开诚布公，而且诚意十足的谈话。我感觉到肖局观察得非常仔细。于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我说我和之前的教练已经没有办法再合作下去，我们的很多看法都无法达成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信任。
我非常诚恳地跟肖局说：“我发现之前的训练、之前的配合已经停留在原地，难以突破。”放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的任务特别重。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有所改变。
由于对方有球员要兼项，原本第二场进行的男单被安排在了最后的第五场。男单被放到最后一场，很可能场上胜负已定，比赛失去了原本的价值。中国队也曾想过要不要换陈金，让我休息。但我觉得为了给后面的半决赛、决赛作准备，我很愿意会一会李宗伟。
但我始终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对这项运动、对我第一单打的位置，一定是负责任的。我从来不会因为态度出了问题而输掉比赛，否则我不会坚持到今天。对自己这一分的全力争取、对整个团队的责任心，这是起码的。质疑我的比赛态度，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也很不解。
等我们出场的时候，前四场中国队已经以4比0领先。既然无关两队胜负大局，这场比赛就变成了我和李宗伟之间的单纯较量。
话都讲到这份上了，好像中国队不仅要取胜，而且要狂胜才收得了场。但谁也没想到，第二天的比赛会是那样。
4场比赛3胜1负，我一共丢掉了3局。在格拉斯哥，我亲手终结了自己从2004年汤杯以来团体赛不败的纪录。我一直觉得，如果不能为中国队拿下男单那一分，即使最后队里拿了冠军，我也觉得我这个冠军是混来的。
开赛以来，中国队总是以5比0横扫对手，媒体早就觉得无趣了。于是，在中马对抗前，有记者问李永波教练，面对背水一战的马来西亚，是否会很难对付。李导当场也不客气，反驳说：“我对自己的队伍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这些队员都知道什么时候要全力以赴。他们背水一战就能赢吗？比赛是要讲实力的。‘背水’？就是背着炸弹都没用！”
第一局，我们俩打得都比较谨慎，我在14比17落后的时候追到17平，但李宗伟连续得分，以21比17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也是打得不温不火，比分一直没有拉开。但是来到13比11之后，李宗伟依靠几个运气球连得5分。谁都没想过我会输，我也曾努力地追到16比19，但最终还是以同样的17比21落败。
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迎战马来西亚。当时，我们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而对手只有打败我们，才有可能晋级苏杯四强。论整体实力，谁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团体还不足以与中国队抗衡，大家关注的无非就是李宗伟和我的对决。
从格拉斯哥刚回到北京的那两天，媒体引用李永波教练的说法：“一个选手想得到教练的信任，队友的信任，同伴、对手和观众的尊重，除了要表现出自己的技术特长，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林丹应该向蔡赟、付海峰学习，学习他们的兢兢业业。”如此等等。
当你状态一般，而对手又有超乎平常发挥的时候，输球也就正常了。但这并不是说，输球就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的瓶颈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得到突破。半决赛中，我与韩国的孙升模又打满3局，以2比1取胜。到决赛中，我原本做好了要碰陶菲克的准备，但还没等到男单这一场，中国队就结束了战斗。
很快，在2007年底的中国公开赛前，传奇名帅汤仙虎重新出山，来到了我的身边。
苏杯之前，我在新加坡站负于泰国的波萨那无缘四强，随后又放弃了印尼站。教练觉得我在走弯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很难有什么事能让我轻易地开心起来。最开心的事就是拿冠军，但那也只是一刹那的兴奋。
至此，我三年来保持的团体赛不败金身，被李宗伟打破了。那天比赛一结束，我马上回到房间看了好几遍录像。我发现，和前一年我们在中国澳门、中国台北、马来西亚的决赛相比，李宗伟在场上的速度和精神状态确实表现得不一样。虽然每个运动员都会遇到状态的高低潮，但当时李宗伟的势头非常强劲，这引起了我的重视。
那时候我觉得很孤独。平时在一起的都是队友，但跟他们又有竞争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死敌。有些想法既不能跟教练讲，不能和队友讲，也不能和家人说，只能自己消化。很多感受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当时已经进入北京奥运会的积分赛阶段，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而我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人生舞台，我特别希望自己能表现好。我愿意在训练中吃很多很多的苦，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很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表现。那也就意味着我没有那个实力，没有很好的水平。所以我希望能有所改变，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位更适合我的教练。
从2004年第一次在团体赛中出任中国队第一单打以来，我在团体赛中保持了长达三年的全胜。这一纪录在2007年的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上被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