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那几年的努力，我开始慢慢占据着男单主力的位置，所以情况就好了很多，说话的声音也大一点了。这时候，大家都在一队，都是队友了，就不会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感觉阿芳也不再那么遥远了，可以很自然地打个招呼，聊聊天什么的。直到这时候，老天好像才又重新想起我这个被“遗忘”的小孩。
快过年了，队里决定办一台晚会，由大家表演节目，还有抽奖环节。那次谢杏芳抽奖中到一部手机，她的幸运随后也转化成我的幸运。她跟队友说，想给她老爸换一部手写的。我听到后就自告奋勇，说：“可以啊，我去帮你换。我找手机店的老板说一下，反正也是新的，大不了就贴点钱嘛。”她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
可结果还真就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回北京后，我约阿芳出去，她也怕遇见熟人。我们就商量好，我先出门打车停在天坛公寓附近，那儿应该是大家不会注意的地方，然后叫她走出来上车。我们这边刚上车，叫司机调头，准备去吃饭，平时很少给我打电话的一个队友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他问：“你干吗呢？”我一听，就觉得奇怪，因为“心里有鬼”，我说：“没干吗啊，我在车上啊，准备出去吃饭。”他又问：“你跟谁一起吃饭呢？”我一听就傻了。这个人是蔡赟，他平时不怎么找我的呀，怎么这会儿问起这个来了？我回道：“啊……跟队友啊。”他在电话里笑了一下，说：“没事没事，你去吃吧！”我心想，完了。我是那种没有说谎天赋的人。但我当时并没有告诉谢杏芳，我不想她也紧张。从那以后，队里很多人即便不知道我跟谢杏芳在一起，也知道我肯定在追谢杏芳。
2003年底，我们再次来到福建晋江，备战第二年的汤尤杯。我是福建人，跟晋江基地祖昌体育馆的馆长张汉民很熟。我们的宿舍在四楼，他家就住三楼。晋江那地方不大，体育馆所处的位置又比较偏僻，出门也不好打车。所以有的时候，张汉民就会开着摩托车带我出去买东西、逛超市什么的。
这顿饭吃完以后，我们的短信联系也频繁起来，我们已经不再是普通队友了。虽说羽毛球队对队员恋爱一向比较开明，算得上有人情味，可因为年轻，还是多少有些忌惮。如果在晋江那次被人撞见，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就是吃个饭而已。可等集训结束回北京后第一次约会时，我是真的紧张了。
等坐下来，我突然发觉自己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反正我知道，肯定不能没头没脑地上来就一句“我追你吧”。我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半天，饭吃到一半，我有点开玩笑地问：“哎呀，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她说：“没有啊，怎么了？”我说：“那……”反正就稍微暗示了一下，又像是开玩笑似的，我说：“我也没女朋友呀。”表面嬉皮笑脸的，其实心里一直在打鼓。现在回想起来，一副“屌丝”的形象跃然眼前。
哎，没错，我记得还是借的张哥的摩托车。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男生开着摩托车载女生出去兜风，女生靠在男生肩头，好像要义无反顾地跟他走，多浪漫啊。可是以眼前的条件，浪漫不起来啊。张哥的摩托车不是特别酷的那种，而是很中性，男女都能骑的那种。我也不管了。那天我特别开心，载着阿芳找了一家日本料理店。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运动员都比较单纯。一开始我也不想表现得特别明显，只是想对她好。慢慢地，队友们谁都看得出来，我特别照顾谢杏芳。在集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也决定要结束这段“暧昧”期。于是，有一天我给阿芳发短信，约她出去吃饭，还特别强调了“就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就又去找张汉民，我说：“你开摩托车带我出去找家手机店吧。”他见我这么积极张罗阿芳的事，也就明白了。所以，全世界第一个知道我开始追谢杏芳的，应该就是张汉民了。换回了手机，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跟她要电话号码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迈出了一大步，至少不再徘徊在原地了。
那时候，张哥（张汉民）老开玩笑叫谢杏芳“秋香姐”。有的时候，比如训练结束或者是星期天，我会跟张哥一起去肯德基买吃的回来。有一天，我说：“走，我们去肯德基打包点吃的吧。”买完回来走到三楼，经过他家门口，他说要不去他家吃吧，我说，“不去了，我给人打包的。”张哥就又开玩笑：“嘿嘿，给秋香姐的吧。”
一直到2003年，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她，但是她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她。
“相约98”之后，谢杏芳就这么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没有什么再接触她的机会。虽然2000年我也入选了国家队，可大家都知道，我是国家队“网开一面”才进去的，每天光是担心能不能练好，第二天会不会挨教练骂就已经够我提心吊胆的了。因为教练本来就不喜欢我这种调皮的运动员，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老是被教练罚。我感觉要再练不好，基本上没几个月就要被淘汰，打背包回福州了。所以我整天活得诚惶诚恐，特别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