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练得非常刻苦，也自认为效果不错，很想在第一次世锦赛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在一拖再拖中，世锦赛终于在伯明翰打响。因为“非典”疫情，中国队三3个月内一项国际比赛都没参加，排名下滑得非常明显。我的世界排名也一下跌到40名开外，失去了世锦赛种子选手的资格。
那届全英赛，中国队席卷四金，是历届比赛中成绩最辉煌的一次。在后来的庆功宴上，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我去给教练敬酒，小鲍还跟在我旁边，一个劲地往我酒杯里倒酒，说我杯子里装的是可乐。其实那天我们喝的是红酒和黑啤，根本没有可乐。那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结果，也许是宿命，我在16进8的比赛中就碰到了日本站时曾战胜过我的队友夏煊泽。那场比赛，我以0比2失利。比赛早早地结束，为我的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写下了遗憾。
因为“非典”，队伍在管理上比平日的封闭集训更加严格，活动范围就是训练馆、食堂、宿舍，外出必须有假条。但我也不觉得特别枯燥。因为经过了日本站，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心里就盼着世锦赛赶快到来。
我一路杀进决赛，面对的是我年少时的偶像——丹麦名将皮特·盖德。我记得第一局是盖德赢了，但是此后我连下两城，2比1实现了逆转。这是我首次捧起全英赛的奖杯。赛后接受采访时，盖德对我表现出的冲击力非常赞赏，并用了“Super Dan”这个说法，从此“超级丹”这个名字就叫响了全世界，并延续至今。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道分水岭。我只知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与此同时，小鲍世锦赛前四的成绩也深深地警醒着我。我们俩同岁，又是同一批进国家队的，这种竞争让我无法回避。同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他打进了四强，而我连八强都没进。我再次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起来。
回国后，不断有媒体找我采访、拍杂志封面，我都蛮开心的。那时候世界排名一下子飙升60多位，他们都称我是“火箭般的速度”。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当我们出发的时候，“非典”已经在全球肆虐，全世界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慌。为此，伯明翰世锦赛不得不一再推迟，甚至传出可能会取消。在不安的等待中，我时刻准备着迎接我的第一届世锦赛。
很快，那年10月，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简称“五城会”）就在小鲍的家乡湖南举行。我和小鲍分别代表厦门队和长沙队出战。四年一次的城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运动会，是对各省市后备力量的一次检阅，被称为“小全运会”。那年和我们一起参加“五城会”的还有刘翔、罗雪娟、易建联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此后，我又连续拿下香港公开赛、中国公开赛等站的男单冠军。我的表现逐渐稳定下来，至少都能打进前四，决赛也是常有的。我把它称为世锦赛后的大爆发。
在那之后，我在现场目睹了夏煊泽半决赛击败鲍春来，最后又在决赛中成功问鼎。夏煊泽在队中人称“大嘴”，那是他的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嘴哥”也给我和鲍春来这些师弟们好好上了一课。而如今，他成了中国男单的主教练，是我们的“夏导”。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英赛之前，我刚刚拿下瑞士公开赛的冠军，再次坐上男子单打世界第一的位置。也就是说，十天内连夺两项冠军。面对即将到来的雅典奥运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激励。
为了这次重要的战役，我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拼命地吃了那么多苦，但还是输了，这就是比赛。但是这种难过，我只能放在心里。
很快，2004年初，我又回到了伯明翰，等待我的是第94届全英公开赛。前一年在伯明翰失去的，我要重新夺回来。
带着日本站的亚军，我满怀信心地随队伍出发前往福建晋江。我们要在那里为2003年夏天的伯明翰世锦赛进行封闭集训。
结果比赛只打了两局，我就以15比9、15比12取胜夺冠。那年我们20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8年的苦苦缠斗。
但随后的男单比赛才是真正的较量。我和鲍春来一路势如破竹，杀奔决赛。不出所料，我们顺利地在决赛中会师。
“五城会”后，在那年9月的丹麦公开赛上，我拿到了15分制下的第一个公开赛冠军，也是时隔一年半后再次夺得顶级公开赛冠军。在这次丹麦赛中，我第一次在赢球后向观众行军礼。有段时间，这甚至成了我的标志。不过，也只有在外战中战胜外国选手后，我才会这样做。
在团体赛中，我和龚伟杰、谢鑫构成的铁三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居然拿下了男团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