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⑨
②见《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
③《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出版。
(四)对于满洲各地之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⑥应该说胡适还是有所觉悟。但是他的不抵抗主义，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早在留美时期，他就是老子的“不争”哲学和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当年留美同学，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却力主“温和”“冷静”，反对抵抗日本侵略，被同学骂为“木石心肠”。⑦时光流逝了近20个春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新的侵华暴行，胡适还是重弹不抵抗的老调，并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理智的爱国主义”。但是，他的论调却与蒋介石政府当年的不抵抗政策不谋而合了。
①《上海战事的结束》，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出版。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⑩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仅此一点，也可见胡适所唱的不抵抗低调，是何等不得人心!
《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载《独立评论》第102号，1934年5月27日出版。
见《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出版。
《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和《独立》唱的是不抵抗的低调。
胡适唱不抵抗低调，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贻误抗日救国的责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说他是投降卖国。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也是出于一种爱国的责任心，故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
⑧见《独立评论》第46号所载《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参看胡适的《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出版。
这里，胡适不仅表达了我中华的民族大义，而且也开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了。此后，《独立评论》又接连发表了翁文灏的《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及胡适的《冀察时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确反对“华北自治”的阴谋。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胡适和《独立评论》在抗日方针上唱低调，在舆论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铸成了错误；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亲日派，毕竟是一群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其中说：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只认强暴，不顾世界舆论。胡适有时也十分矛盾，觉得对国联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必须强调民族自救。他曾说：
④1932年10月18日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致胡适信，就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五个问题，向胡适提出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竟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明显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赞扬丧失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①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②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称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也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⑧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论调，他回答徐炳昶说：
胡适一味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特别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这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这报告书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的不满，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如指出日军“九一八”夜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这些诚然是公论。但是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全盘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④但胡适仍不改初衷，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⑤继续散布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援助”，来解决中日问题。
⑤分别载《独立评论》第32、34、39号。
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实际上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表反对。
⑦参看本书第3章第12节。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
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52、53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远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
分别载《独立评论》第180、181、182号。
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胡适后来口述自传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极度悲观，国势孱弱，无可奈何。他以为只有妥协求和，才能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一个负责任的政论家必须冷静，不可轻言抵抗。这是他坚持不抵抗主张和幻想国联调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确乎是冷静的，却也确乎冷到了“木石心肠”的化境啊!
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
(五)尊重日本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
(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唱低调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同胞，也没有忘记被侵略者占领的我国神圣领土和主权。
日方所提的五项原则，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国驻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长篇声明书，其中第四节又重提这五项原则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决原则，其文如下：
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⑥《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载《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出版。这篇文章，举1914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四年复国；1871年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复失地，提出“我们可以等候50年”!其中虽有一点亡而复兴的信心，但毕竟太消极，太被动，太悲观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与批评。
⑩《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