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③《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②同注①，第206页。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①《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长生殿》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桃花扇》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①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
⑤《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
⑥《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he Greatest Event in 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⑦同注①，第213～214页。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④《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