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论译书寄陈独秀》，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二，第845页。（三版注）
法文豪都德(Daudet)著书甚富，为近代文学巨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说尤动人。余前年译其“La Derni€鑢e 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去年8月，……译其“LeS€鑙ge de Berlin”(《柏林之围》)，登第4号《甲寅》。
胡适认为：
“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⑥胡适的这次讲演，由傅斯年记出，题为《论短篇小说》，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至27日，约三千字，甚粗略。经作者修改，扩充近一倍，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
这便是小说中主人公朱子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但作品内容比较浅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这一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图解。而且平铺直叙了半生经历，与他自己为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竟是颇相径庭了。
不止鲁迅的作品，就便是胡适的优美散文，对学生大概也不无益处。至于课文中文天祥的《正气歌》、古代诗词、历史故事《史可法》、《阎典史》、《张巡与许远》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流星》和《卖火柴的女孩》等，则竟强烈而顽固地影响了我一生的思想与信念。(见北京《鲁迅研究》1984年第3期)
①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集《译者自序》，载该书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出版。
胡适自己常慨叹说，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在短篇小说方面尤其是这样。
在阐述这个界说时，胡适又说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是一人生活、一国历史、一个社会变迁的“横截面”。这说法不一定很确切，却庶几近之了。
胡适提倡短篇小说的热心，促使他做过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专门讲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小说科，开第四次会议。到会的有周作人、胡适两个教员，傅斯年、俞平伯等四个学生。
③据《最后一课》的《译者前记》，这一篇译于“民国元年九月”；但《藏晖室札记》卷九“五九译都德小说”(1915年5月19日)记云：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后一课》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⑤。
胡适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篇白话小说，叫做《一个问题》。⑦写的是留学回国的哲学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园，碰到分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子平，竟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很有豪气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儿带女，境况十分潦倒。他见了小山，就说要请教“一个问题”，并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汉口的店业“光复掉了”，为了生计，只好外出谋事，到北京陈老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陈先生为他作媒，娶了亲，内人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教书。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乐趣。可是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困难，雇不起奶妈，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后来，子平丢了一处差事，收入减少；内人也失了业，处境更加艰难。子平只好晚上赶做小说，赚几个外快钱。他一天忙到头，就是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饭。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从此天天想这一个问题，向小山请教的也是这一个问题。最后朱子平说：
④《短篇小说》第1集，1919年10月初版，收胡适自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计法国都德2篇，莫泊桑3篇，英国吉百龄，俄国泰来夏甫、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各1篇。卷末附译者所作《论短篇小说》。1920年再版，增入苏联高尔基小说1篇。
其中《柏林之围》、《最后一课》，最初的译者便是胡适。中杰英的经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胡适的散文和译文对于青年的影响。
胡适面对这五位师生，大讲短篇小说，从下午四点直讲到五点半；周作人也不时插进来讨论几句。这篇演讲，便是后来改写成的《论短篇小说》。⑥现在看来，胡适讲的道理都很肤浅，并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在那时，中国的文人，连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多数还不甚明白。报纸杂志上，往往把笔记杂纂，篇幅不长的，统统叫做“短篇小说”。在那样的时代，《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却还是胜任的。且看他给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罢：
⑦载《每周评论》第32号，1919年7月2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据此，《最后一课》应该是译于1913年，时间相差一年，志以存疑。
⑤关于胡适译作对文学青年的影响，可以举最近作家中杰英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中杰英在《杂感与漫想》一文中，谈到鲁迅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也连带谈到胡适的散文和译文，他说：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论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是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从先秦诸子的寓言讲起，直讲到明清的《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除了拉扯一些韵文来牵强凑合的缺点之外，大体上讲得是不错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勾勒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历史轮廓的一次尝试。其中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也间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来阐释定义，印证界说，对于当时新小说的一般创作者和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