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分为两大阵营：哈佛燕京学社拥有基金且紧紧跟随欧洲的研究模式，另一个是更加本土化的美国阵营，分散在各地且未设基金。而这本土的美国学派大部分由有教会背景的人领导。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博士就是一位教会学校的教师。他一直从事编写一部记录大量名人传记的词典的工作，特别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的传记，这显然是个不错的计划。
我发现税务学校并不由外国人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管理，而是由中国政府海关事务部门创办。同时海关事务部于1906年开始监管海关总税务司（之前隶属于外交部）。在中国人的办学思想下，这所学校成为官僚的培训学校。在这里任职的外籍教师告诉我，他们赞成公开的考核方式，以此来挑选出中国优秀的人才派往国外并引进高水平的人才。然而实际上目前这里只能培养低级官吏。该校的学生中，很少有天赋较高、富有朝气的人，因此这些外籍教员也很少和他们产生交集。
通过使用中国和英国的文献资料，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且在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进行了演讲。这篇论文发表在1934年7月那期的《独立评论》上，该刊物由蒋廷黻负责。这篇文章涉及的相关中文文献资料，我并没有按照注音、汉字以及英译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序，而只是插入了中文注脚。这让韦伯斯特·巴克斯特（Webster Baxter）教授以及其他被赠阅者感到有些难以理解。文章主要提到1858年间由于条约的效力，允许鸦片进口，开拓了鸦片的销售渠道，并采取非正式税收，因为进口鸦片已经无法阻止。
当我在办公时间遇到学生们，男生们就会一跃而起纷纷来找我谈天说地，但是没有太多女生来看我。第一个女生来找我，当我关上门的时候，她立刻显得极为焦虑。有人悄悄告诉我，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单独待在一个房间的时候，门总是要半开着的。否则在这种情况下，关着门是一种最坏的暗示。对于这个不幸的女性来说未必是比死亡还要严重的、无法承担的恶名，会带来一种将伴随她的余生、认为她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的猜想，甚至包括上厕所也要受到非议。
在莫蒂默·格雷夫斯促使恒慕义编撰的人名词典编写项目在国会图书馆进行时，他的想法是将其作为一个美国人学习语言技能的培训中心。1936年3月，他们发出联合通知，邀请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内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初学者以及业余爱好者，一共180人。事实上，我们50名外来者以及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受训研究员所作的贡献远远不能与恒慕义的两个高级编辑助理房兆楹和杜联芝夫妇相比。培训与编辑工作完全是两码事，房兆楹夫妇却在两方面均取得成功，最终按照恒慕义的要求编撰完成了这部独一无二的重要的外文著作——《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由美国政府印刷局1943—1944年出版，共2卷）。这是中外合作的一部作品，也是美国研究汉学的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外合作的可行性。
最终在蒋廷黻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努力，我成为一名老师，并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素材，很容易阅读，因为它的记载都是程序化的模式，通常与一些事件和行动有关。这些19世纪中期的记载也描述了中国人眼中的英国侵略者，他们的红头发，蓝眼睛，鹰钩鼻，行事野蛮。然而，如果我之前就经历过传统的教育，恐怕我还要花费数年才能来到这块富饶之地。
1933年9月，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也开始了一周三次的“冒险”之行。每次我会在黎明前出门，乘坐银蓝相间的公交车前往清华大学。不久我就发现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人浮于事，机构冗杂。
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对语言没有要求，因为任何年轻人都会自己掌握他所需要的语言。华文学校两年的课程主要是口语，而不是语言研究，因此科特尼·扬和我提前大约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课程。之后我们通过公使馆的朋友介绍寻找到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在家里授课。授课时间为早上两位老师每人一小时，下午则由另一位老师授课。我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并且还使用字典。
1931年，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出版了马守贞的《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这本字典目前仍然被广泛使用，它修正了其他同名词典的内容，甚至囊括了翟理思1912年第二版的《汉英字典》。我发现翟理思的字典对于查阅19世纪清代文献更为有用，因为作为领事官员的他在其字典中收录了很多清代文献的专业术语。因此我在有多年交情的一位公使馆朋友海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后来成为少将，在缅甸和韩国家喻户晓）那里买了一本。翟理思的字典大小和家用《圣经》差不多，自此，它像一本《圣经》一样为我服务。
1932年，当我那抱负不凡的学术研究开始进行时，我向哈佛燕京学社递交了请求资助的申请。我的申请中并没有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成为一名汉学家。而只是说我在进行着中英外交关系方面的研究，并在一个教会的培训中心学会了一些汉语口语。我也没有打算在洪煨莲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或是在巴黎或莱顿等主要汉学研究中心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然而，欧洲的汉学家墨守成规地认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必须能够独立熟练地阅读中文，能够使用大量的中国参考著作。这就贬低了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作的汉学研究，认为他们在艰苦的情况下，只会求助于密室的“虔诚的老师”，同时认为我也是这样做的。我的申请没有通过，应该说，这理由完全正确。
哈佛燕京学社的部分成功离不开洪业（洪煨莲，William Hung）教授以及其他教授的工作，例如，他们成立了编撰处，为大量中国古代经典和人物传记提供原文重要词语的索引（引得）。除此之外，哈佛大学图书馆馆员裘开明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取得了另一个成功：由于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所拥有足够资金的大学，他于1928年就开始收集大量丰富的研究文献。
1933年，我得到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常务干事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的鼓励。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成立于1919年，由国际联盟学校（International Union of Academies）主持运作。它代表了12个学术协会，例如美国历史协会、美国人类学协会、现代语言协会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学协会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会数量增至20个，如今共有43个。当时沃尔多·G.利兰（Waldo G.Leland）负责外事关系，格雷夫斯提倡发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中国问题研究。于是我写信给格雷夫斯并收到了他的热情的回信。
我们一窝蜂地在哈德门街下车……在东单牌楼向西转。然后来到故宫前面的宽阔壮观的大道上，汽车在拼命地向呈之字形的人力车队和对其置若罔闻的行人鸣笛，喇叭声此起彼伏。随后穿过一道道城门，就像乘坐特快列车穿过隧道一样。
到了1933年底，我再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资助申请。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除了我意识到我不仅需要学习汉语，还需要学习日语。我计划继续在北京完成我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但是需要去最早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以及广州）查看当地领事馆的原始档案。这几乎与哈佛燕京学社关注的方面完全无关，所以我的申请再次遭到拒绝。
没有老师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永远不会真正毕业。大量文献的出版导致值得关注的课题在持续不断地增多。这是一个层出不穷的新世界。
关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本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著作，从他的这本概论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第三门课程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历史，这也是我的课题内容，同时我在城内税务学校也每周讲授两小时此课程。
清华大学的情况则大不一样，这里汇聚了中国五湖四海的精英学生和优秀的教职员工。学校的氛围安静而又严肃。当时，乔冠华也是清华的一名学生，虽然我们见面是在10年之后，后来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
在北京的第三年，我聘请郭毓秀先生做我的老师。他是一位瘦弱的、文质彬彬的传统老派学者，曾在北京政府的很多机构工作过。而如今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为了取得一定报酬，愿意教授一位外国学生。于是1934年的夏天，我们带着郭先生一起来到传教士常去的滹沱河，并住进河谷里使水车轮子转动的河流附近的一个磨坊里。这条河挨着位于北部平原的山西太原的汾河。磨坊的主人恒慕义（A.W.Hummel）博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主任，他很乐意将磨坊借给我们。每天天一亮，郭先生就会起床和我一起阅读文献，并且为了让我牢记翟理思所辑录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措辞还专门制作了词汇卡。他发现山西当地农民的方言让人很难听懂。每次他重复他所听到的话时，眼镜后面的眼睛会睁得很大，并像小鸟一样叽喳嘟囔个不停。实际上，他还是极会讲故事的。晚饭喝过酒后，他就会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慈禧太后，讲她的奢侈和恶毒的行为。但是讲到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预言的末世论之时，他会有短暂的停顿。末世论是由传奇的隐居于西城的才华横溢的骗子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在其所著《太后和我》中提到的具体情节［休·特雷弗-罗伯（Hugh Trevor-Roper）在其所著《北京隐士》（Hermit of Peking）中对巴恪思的欺世盗名行为进行揭露］。除去来自埃德蒙的宫廷传言，郭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以后他若讲到关于我们的故事肯定也会很精彩。
1932年，罗德奖学金对我的资助即将结束，我开始对美国学术界有关中国的研究进行区别比较。我发现哈佛大学和其他的美国大学有明显分歧，这既是力量之源，也是产生问题的根本所在。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由两位伟大的学术研究事业家按照协商的意向在坎布里奇成立。其中一位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另一位则是哈佛商业管理学院的院长华莱士·唐汉姆（Wallace B.Donham）。事实上，廉价制铝法的发明者，也就是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留下了一笔800万美元的基金（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笔巨款），用以发展促进“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于是天才的唐汉姆和司徒雷登萌生了一个具体的想法，即哈佛大学（即使是不信神的）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提供学术指导，实际上是在汉学研究的现代发展上帮助燕京大学。毋庸置疑，哈佛在亚洲始终起着作用。哈佛燕京学社代表的是三方的利益：基督教各差会理事会、哈佛大学以及一般公众。这是一种极具政治色彩的理念，只需要哈佛大学的一个系外加一个图书馆就能不断提升燕京大学以及其他中国的教会大学的汉学研究水平。
在一次夏季研讨会之后，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决定发展远东研究领域，并最终在1948年成立了远东协会。包括叶理绥教授在内的12个候选人名单被提出来，并当选为该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有人提出，名单中应包括代表加拿大的明义士（James Menzies）博士，他是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当时一共有12个委员名额，13人竞选。最终果然叶理绥教授落选了，因为他没有美国选民支持。换句话说，他必须在未来多培养出一批学术领袖，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美国支持者。
通往清华大学的路是华北的一条主干道路，它从北京一直通到颐和园，且靠近西山。西山在晨光的映衬下绚丽多姿，有时候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就像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有时候又似乎就在你眼前。经过大概一英里的距离，看到远处颐和园驻扎的军营。清晨，在这片平地上，训练中的士兵看起来如同一幅滑铁卢战役的全景图……黑压压的矩形方队在远处不停地前后行进。
我还曾向由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来自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的考古学家）主持的中外商业俱乐部、清华大学的经济学会、扶轮社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税务学校的所有师生发表过演说。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威尔玛和我的婚期，并且我们继续进行着中国研究。我的姨妈埃塔·博伊斯（Etta Boyce）留给我1500美元的遗产。在1932年，汇率大概是5:1。于是兑得7500元中国货币，成为我们1932年至1933年生活和旅行的费用。
然而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尽管我与蒋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从来不是他正式的学生，没有听过他讲授课程，也没有接受过他学术上的指导。当时我的中文还不是很好，所以很难听懂他的湖南口音。我只是偶尔去拜访他一下，在他家吃饭，同时也得到他很多方面的帮助，但都与学术无关，只是日常性质的拜访。这些是较大的学习方式中的一部分。
相反，欧洲汉学家并不是以委员会与小团体的形式进行研究，他们研究的各个领域会委托给知名的教授，就像在日本一样，各个领域相互独立，这些教授会有较少的随从人员协助工作，而他们的身份、地位、名誉也是属于个人的，就像一个封建的城堡。对于叶理绥教授来说，他来到巴黎，只对他的委托董事会负责。因此他培训的成员要符合他的标准并完成他的课题。在他看来，一个学者是否能发现中国和日本著作中的真正含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尽管很多人被召集，却只有极个别的合适人选。美国批评家不是第一次由于嫉妒哈佛的基金而产生排外情绪。
如何在一个尚不存在的领域开始工作？当然，答案可以是这样，那就是这个领域一直存在，你只需要去认识这一领域并宣称它的存在就可以了。正如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邻居所言：“山间总是有泉水的，你只要用心就会找到。”而我的部分工作就是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
两大阵营风格不尽相同。从中国退休回来的恒慕义已经获得了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所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中的中国书籍要比裘开明博士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书多。此外，不同之处还在于，美国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时候，以委员会的形式将所有人集合在一起。（这是唯一一个由新教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且委员会的人数比一所美国大学的全体教员还要多。）
1933年在我第二次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奖学金申请遭到拒绝之后，蒋廷黻帮我解围并提供给我一份在清华大学教学的工作。同时，北京税务学校（Customs College in Peking）也邀请我教授海关历史课程。在我已经准备在清华大学和税务学校全职授课的时候，我收到哈佛研究生院的800美元拨款，以及随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600美元资助，条件是我要花费全部时间来进行我的课题研究。这是多么幸运的及时雨啊！我从准备阶段猛然被推出去开始实际行动。现在我要作为一名老师而不是助理，讲授自己设计安排的课程。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像每一位研究生一样，我达到了这样的顶点，即我需要听到我自己向被迷住的听众阐明我的研究已揭示的伟大真理。讲课的时候，我可以更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想法。
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缓解贫穷的煎熬。1933年2月，威尔玛开设了一个绘画班，到4月她又在北平美术学院（Peiping Institute of Fine Arts）展出了她个人的21幅水彩画（售出一部分）。她还撰写报道并发表于波士顿《先驱报》，报道内容是关于在当地陆军医院疗伤的中国伤病员的一些状况，他们在与热河的日军作战时受伤。4月份她还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即“修补”中国的拓片，具体就是给石碑破损的地方上墨填补，以恢复原貌。9月份她再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卖掉一些，又拿到了更多的订单。与此同时，她还为北京协和医院出版的医学研究论文的英文稿进行校对，主要是关于寄生虫如绦虫以及肝吸虫方面的论文。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远离病人的地方放满了玻璃罐，里面装有从患者身上取出的异常的东西，让人看了恐怕会做噩梦。除此之外，威尔玛还为菲特地毯公司（Fetté Rug Company）设计地毯花纹。这是一家在华北的厂商，老板露丝·菲特（Ruth Fetté）是一位精明而有公德心的美国女士。同时，我也为年轻的拉塞尔·菲特（Russell Fetté）辅导通过英国大学入学委员会的入学考试。他是我的第一个学生，最终他成为1937级的大学生。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名海军军官了。
我在大学上课的时间是9点、10点和11点。我教授的课程是经济史，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我发现很多相关方面的书籍，包括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seff）有关罗马的著作，皮雷纳（Pirenene）有关中世纪欧洲的著作，赫克歇（J.H.Heckscher）关于重商主义的著作，孟陀氏（Mantoux）有关欧洲工业革命的著作以及托尼（Tawney）有关中国的著作。我给学生布置了很多绘制地图的工作和阅读清单，不过印刷的教学大纲概括了课程内容，与课程相关的特殊名字以及专业术语也印在上面。我讲课节奏很慢，发音清楚，强调重点，每句话都会重复两遍。学生们成群地来听我讲课，其实在1933到1934年间，我讲授的课程实际上已不是课程原来的意义。我的许多学生认为上我的课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英语口语的机会。我同样还会绘声绘色地概述莎士比亚的作品或者《晨报》上的新闻。这时我正在学习历史，所以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如果之前我受过适当的培训，那么我决不会采用目前所采用的多条主线组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了。语言培训占用了我全部的时间。准备好的论文研究也会花费我全部的精力。因此我没有时间通过随意的旅行来获得第一手的“领域”经验。可能也仅仅是因为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摸索，而没有沿着其他人的研究方向，才会有我目前采用的综合方法。
清政府官员所据以处理公务的奏折和公文要远远比西方外交文件更有效率。我们西方人编的电话簿和图书文献目录，通常以姓名为序，姓名顺序确实重要。标准的中国姓名顺序正是姓氏在先，名字在后。不需要把“约瑟夫·E.辛普顿”改为“辛普顿，约瑟夫·E.”。一份历史文献开头便是记录者的名字，不需要翻到末页去看谁是“你顺从的仆人”。而他顺从的程度通过名字后面的身份可以得知，通过这些细枝末节你可以了解到这些文档的类型，是来自下级、平级还是上级。中国的文献都是官方性质的，即使它有时并没有实际用处。每个汉字都很重要。因此，日期、引证以及递交方式都有着明确细致的规定，如果有人想含糊其辞，完全可以做到。
我摸到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门槛，然而那时我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后来，我为我的学生列出了已出版的43部清代文献目录［《清季史料入门》（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第三版，1970年出版］，其中39部在1930年或晚些时候出版的。影印使得摹本复制成为可能，而我恰好赶上了这个大量文献资料印刷品出现的时代。如今摹本复制仍在台北、北京急速发展。
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哈佛大学最高质量的学术水平。因此哈佛燕京学社希望由法兰西学院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他是欧洲公认的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领袖人物，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起源与事实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理解。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复兴中国文明，如同19世纪欧洲学者为了希腊和罗马文明所做的一切。与此同时，大家认识到借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将是一个必要的方法。
伯希和没有接受哈佛的邀请，但是他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同事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叶理绥出身于莫斯科的食品批发商世家，早先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并十分精通日语和其他语言，十月革命后加入了法国国籍。他主要的工作在于日本文献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伯希和认为没有法国人会舍得巴黎的诱惑而去如同乡下一般的哈佛，而来自俄罗斯的叶理绥也许是合适的人选。事实也正是如此，叶理绥接受了邀请。不过在哈佛的30年里，他依然保持着他的法国国籍和学术地位。他退休后又回到了巴黎。他的博学、对语言的精通以及批判性的学术标准都表明他能够带领哈佛在学术上走向成功，而且他也确实做到了。他不仅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教师，也是一位逐渐学习如何与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管理者，并取得了成功，虽然他可能与日本人和法国人相处更加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