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开始更投入地与哈佛大学的校友加强联络，并最终筹集到了资金。哈佛校友俱乐部是特别好的听众，因为不论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还是作为校友俱乐部的一员，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团体意识。这些人总是不停地寻找并推荐优秀人才加入哈佛大学，有时候还提供经济支持，这使哈佛受益良多。而对于一名教授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时间，因此如果能够贡献自己的时间肯定会令人感激不尽。而如果从教授那里传出男女同住在一个宿舍区会让教育更加有效率这类信息，那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规章制度的退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洛厄尔之家（Lowell House）的管理人员并不会去询问一位业余摄影师他的暗室为什么总是需要一名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学生协助工作。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规章制度简化为早上8点钟进行检查，以此证明学生还在这里居住，其他时间便可自由行动。
接下来的娱乐表演在肯尼迪中心举行，整个表演混合了乡村音乐与铜管乐器和鲁道夫·塞尔金（Rudolph Serkin）的节目。表演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走上舞台对演员丰富多彩的演出表示感谢。邓小平抬头打量一位哈林环球旅行者篮球队的队员，这位篮球运动员的身高是邓小平的两倍。他还亲吻了一位女学生歌手的额头。随后，他来到得克萨斯州，坐着公共马车，头上还戴了一顶宽边高顶帽。很明显，改变未开化地区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难。
在卡特总统举行的宴会上，我一直为错失机会而烦恼。然而，1979年8月我获得了补偿的机会。当时我应邀陪同副总统蒙代尔前往北京、西安和广州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以庆祝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圆满成功。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二次晚宴中，副总统陪同副总理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邓小平对我促进恢复中美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对此并不十分惊讶，借机提议为纪念周恩来而干杯，我们碰了杯。
此时，我不得不寄希望于通过与“外交部”副部长钱复共进午餐来解决这个问题。钱复的父亲曾担任过“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本人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有一位貌美如花、打扮入时的妻子。此外他还善于用美国方言来表达个人想法。他对我接受北京提出的废除1954年美国与“中华民国”签署的安全条约的行为十分愤慨。为此我表示，如果华盛顿与北京能够达成切实可行的正常化交往，那么台湾的安全将得到更好的保障。经过了28年后，如今所谓的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想法早已失去了任何效用，我强烈要求“制定一些平衡举措，而不是任其自然发展，但他显然对此深表怀疑”。
我们在新建的中山纪念堂会面，到会者有20人，其中有四五人曾接受过国民党的政治再教育（牢狱）。有一人特别表示他曾在监狱待了10年进行思想改造，但并未向我们举例说明。陶希圣和我性情都很温和，具有学者派头，但是说话语气过于学术化，让人有些腻烦。
对我进行谴责的公开会议在自由之家（Liberty House）召开，与会者大约有200人。哈佛大学语言学专业一位大胆的学生也参与其中，并作了会议记录。我的主要批评者是胡秋原，他向我发起挑战，用10万美元的赌注与我进行辩论，辩论中他使用英语，我使用汉语。如果我赢了，这笔钱将用于我的研究中心，而如果他赢了，这笔钱便用于支持一项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计划。除去所谓的太平洋国际学会“阴谋”一说，他们对我的谴责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缺乏事实根据。例如，他们指控我散布魏特夫的观点，即中国采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导致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既不是魏特夫的观点，也非我的观点）。批评家们有关费正清的指控大多属于虚构。整个会议主要是出于义愤，此外还有媒体发表的大约50封对我的谴责信。
1972年，周恩来临别赠语，用英语对我说：“明年或晚些时间再见。”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在表达中国的大门随时向我敞开，但我并未打算立即重返中国。一回到坎布里奇，我们立刻制作了大约400张幻灯片，并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宴会厅放映，向人们展示中国社会的现状。此后，我们又在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的布兰迪其宫（Brandegee House）进行了幻灯片放映，还经常在那里举行研究中心的夏季研讨会。幻灯片主要概述了我们的中国之行，结尾是威尔玛在华清池拍摄的一张照片，据说唐代美人杨贵妃曾在此沐浴。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在中国的处境因此也有所不同了。1月份，精明干练的邓小平副总理到访华盛顿，我、威尔玛和白修德应邀前来参加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行的晚宴。于是我们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来到白宫东侧入口处，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低调而具有商务风格的入口处站满了目光锐利的年轻人，我们穿过走廊，走上楼梯，经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管弦乐队，这时我们发现走廊两边每隔10英尺便站着一个身穿饰有金穗制服的年轻男女接待人员，其中男士英俊帅气，女士美丽大方。尽管如此，与英国皇家骑兵卫队不同，这些接待人员并没有眺望远方，而是礼貌但敏锐地注视着我们每个人。我意识到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接待人员的数量超过了宾客的数量，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人立刻就能把我们全部打倒在地。我把这些想法告诉护送我们前往白宫东厢的那位热忱而帅气的军官，他回答说：“是的，还有一些你不会理解的事情。”
我在《纽约时报书评》（1973年11月1日）发表的评论指出了60年代初期中国的监狱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这里的守卫和管理人员清正廉洁，老囚犯也不会组织专横的地下社会，唯一的鸡奸犯被发现后立即处决。同时，监狱长表示在饥荒年代他们的伙食条件也同样地差。这种比较足令中国增光，尽管对于美国读者来说整个体系都令人高度反感，这在以前从没有具体地暴露出来。
费正清：“72岁。”
仔细剖析就会发现，我为人们所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亦或这样一种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双方的不同历史背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两种策略同样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实上，1979年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至今依然关注这个问题，它将继续伴随着我们。
这是一次没有主人的奇妙晚宴。我们处在一个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但我们席上连非正式的敬酒都没有。突然我想到了卡特政府整个体系面临的灾难。卡特总统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思索着什么，并没有将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来照顾。罗莎琳·卡特就坐在他的一旁，美丽知性且十分善于交际。如果她能够帮忙处理她丈夫小团体的情况，或许他能够获得连任。
真是错失良机啊！我们本应该斟酒一同追忆周恩来，随后再举行一场中国式的聚会。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1977年，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漠地拒之门外，来到台湾遇到的又是喧嚷的媒体抨击。显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双方都在试图告诉我什么。
为筹集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的资金，我们于1976年夏天前往檀香山、香港、新加坡、台北以及东京，并通过与各地的哈佛俱乐部取得联系，为从新生的中国海事工商业界筹到资金打下了基础。
总的来说，1977年夏末我在台北受到的冷遇似乎是多年前麦卡锡主义癔症自然的延续。就如中国汉字，自古以来它就有多层的含义，而我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也被赋予了不同含义。我意识到，在公共环境当中充满了误解与被贴错标签的人物，在形势迫切需要之下，他们甚至会被虚构出来。
对我而言，由于极为关注中美关系以及互相之间的影响，因而促使我对美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切游戏。1941年后，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生活的重要性，我于1946年开始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经过30多年的研究，我被称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泰斗”，这个词在我的书中会成为一个不好的称呼。泰斗一般都是指曾经的教授。（据说老的泰斗都是永存于世的。他们只不过脱离其院系罢了。）
费正清：“但您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
圆山大饭店宽敞的大厅，有如同位于太平洋的卡纳卡（Karnak）神庙一样巨大的红色圆柱，这里突然冒出一位勇敢的台湾记者，她就是弗罗拉·傅（Flora Fu），曾有一次在哈佛对我进行电话采访。她告诉我有9位相关人士，包括3位“立法院”的成员，其他则是曾提到过我的一些书籍的作者，在《中央日报》发表了共同声明，警告人们提防费正清的亲共思想以及想要把中国引入歧途的企图。两天后，他们召开了一个公开会议，邀请了大约60名学者和记者参加讨论。消息传开，继任郭廷以出任近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是位保守派人士，他发来消息说不能见我。而街对面另一个研究所一位较开明的自由派学者想要和我预约会面，为此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副部长，但会面并未获得批准，最终不得不取消。而这次公开会议的组织者影响力颇大，不仅能干预研究机构的预算拨款，同时还具有“立法委员”的调查权。
我又一次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大使韩叙，他与周恩来一样是一位有着超凡魅力的外交官。他向我表示说，为《毛泽东的囚徒》撰写评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反驳道，在美国的观念中作为一名教授，他的职业责任要优先于友谊关系。这本书的意义重大，为此我无法躲避对其评价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如果因为担心冒犯他人而拒绝评论，那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我极力表示这本书对中国评价比苏联好很多，但是韩叙对此并不以为然，最终我们不欢而散。
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大概是被视为30年来积极提倡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如今一切如愿以偿。然而我并没有为此制订计划，所作贡献还不足。然而能坐在著名女演员和第一夫人中间，觉得自己如沐春风，如鱼得水。
邓小平：“我74岁。”
实际上，与多数国家一样，外国记者想要发挥效用也不得不站在政府一边。驱逐出中国的威胁也被用来当作影响生计的决定性刺激。外国教授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他们看来，美国记者和教授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因此在不当权时与他们友好的人一旦当权就成为他们批判的对象。这是一种极其不友好的行为。
1979年4月我们重回北京，这次旅行十分顺利，因为与我们同行的是泛美航空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而我也曾在其国际顾问委员会供职两年。威尔玛和我拿到了让我们与加拿大驻华大使在北京多待两周的签证，就像1977年的计划安排的那样。此时，英俊潇洒的韩叙任职于外交部，他特意前来与我们共进晚餐，我曾经的罪过，不管它们发誓如何，算是一笔勾销了。
而我们在台北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再次见到前“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他依然个性好强，仍然被束缚于一个无权的部长职位上不可动弹，个性孤僻，却被安排去做财政预算工作。在他外出时秘密警察会对其进行跟踪，而当他生病入院后，蒋经国又会前往探望他——一种对顶级人才奇怪的愚弄。
我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对话如下：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史沫特莱健在的话，她会对最近被揭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的劣行作出何种反应。我猜想，以她反政府的倾向，假设她在1957年还没有发现毛泽东是如此专权，她也定会骂不绝口。或许，在合适的时间去世是保持“中国人民之友”称号的唯一方式。
众所周知，西方人在建立友谊之前会附带其他的注意事项，从而使友谊看上去不够真诚可信。特别是对于记者，他们有责任对发生的事情如实报道。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墓碑上刻着如下内容：
一位区域研究专家以教师为职业发挥作用，但他可能轻而易举地越界成为一名权威人士。我所谓的权威是指对于那些引起大众传媒的兴趣但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可以作出明确判断的能力，至少对此一时能够有所判断。这种源于萨满教的公共职能常常被行使，甚至是凭借一些麻醉品和欺骗的手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真正的公共职能呢？有点智慧总比完全没有好。
我们在东京稍作停留，看望了朋友，同时我还在国际之家作了一场报告。对于学者来说，国际之家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我们曾6次居住在这里。随后我们来到汉城为资助我们此次出访的报业巨头《东亚日报》作了演讲。由于无法前往北京，于是我们决定在台北待10天。我先给之前的一位学生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打电话，如今他是驻台湾联络处的公共事务官员，希望可以从他那里探得一些消息。他向我表示“外交部”并未反对，因此我们获得了“中华民国”的签证，比尔为我们在圆山大饭店订了房间。
随后镁光灯亮了，媒体记者进入房间并聚集在房间的末端，于是我们便被推在众人面前。我较早通过了迎宾队列。经翻译（哈佛大学1952届毕业生）提示，邓小平想起了我的名字。进入宴会大厅后，我找到了我的座位号和席位卡。我位于宴会贵宾桌首桌，我座位的右边是“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左边则是“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
我之所以对台北能否同意有些担忧是有原因的，当时台湾已经出版了有关费正清（我本人）的一些著作。大约在1966年，“立法院”的一群反共分子可能受到参议员富布莱特于1966年召开的对华政策听证会的启示，发现了麦卡伦委员会的14本有关1951年至1952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听证会的出版物。当他们读到太平洋国际学会如何将自由中国出卖给赤色分子时候，一定毛骨悚然，极度恐惧，这些出版物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经过15年的沉寂，随时会被引爆。在1968年至1969年期间，6本巨著用中文出版，诸如《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费正清集团》（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John K.Fairbank Clique）、《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The Great Conspiracy of the John K.Fairbank Clique in Taiwan，长达792页！）、《费正清与毛共》（John K.Fair bank and Communist Mao）等。1972年，我们的访问非常简短，1976年，我们是以团体身份前来寻求台北哈佛俱乐部的支持。但是如今，台湾似乎又隐含着一场灾难，20年前策划“失去中国”的那一小部分中坚力量，如今作为潜伏的幸存者突然再次出现，其目的显然又在“失去台湾”！
此外，我为鲍若望（Jean Pascalini）所著的《毛泽东的囚徒》（Prisoner of Mao）撰写评论似乎也被看作不友好的行为。鲍若望出生于北京，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他本人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效力，1957年被捕入狱并在劳改农场待了7年之久。1964年戴高乐承认北京时，鲍若望以法国公民的身份获释。鲍若望是一名真正的老北京，年纪轻轻，且适应性很强。他不仅精通思想改造的术语，而且能够在繁重的工作任务和1960年至1961年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生存下来。他的故事由美国的一名记者记录并整理，内容似乎非常真实可信，并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国内就如同苏联古拉格群岛（Gulag）。后来这两位作者来坎布里奇访问时，他们著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邓小平：“显然您用脑过度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的暴行不胜枚举，而我们对此难以想象，更无法理解。毒打致死不像枪决那么简单，一个人必须要承受皮肉之苦。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将这些无辜的人毒打致死仅仅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他们这样做无异于残忍无情的大屠杀。当纳粹打开毒气罐实施“最后解决”方案时，基督教精神在哪里？在这样一个以礼仪著称、追求教育事业的国家里，中国的“平均主义者”却将其私愤发泄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儒家思想又在哪里呢？这些都需要一些解释。即使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理解中国也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一些。
不久，房间里聚集了众多的社会名流，有些人有些面熟，而有些人则彼此认识。如同在任何一次东亚秘密会议上一样，我开始介绍朋友们互相认识，诸如将鲍大可介绍给比尔·西华尔（Bill Seawall），后者是泛美航空公司的总裁。但我发现温斯罗普街的行为方式都是喜欢避开法律合伙人和参议员。他们都不是研究生。
例如，我们的老朋友、政治学家钱端升，他在1947年至1948年曾是我们的房客，在50年代初期曾几次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国访问。1954年他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帕格沃什（Pugwash）参加会议时给我打过电话。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钱端升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随后便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从此他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部分房间依靠微薄的补贴度过了22年，他的才能更是无用武之地。1979年1月他的名誉得到恢复，但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这类他可以培养的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人才。1979年8月，我很荣幸能够陪同蒙代尔拜访钱端升及其家人，作为对开明人士的一种表示。
王世杰和他能言善辩的儿子也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其间我们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所有的国民党领导人物中，王世杰给我的印象是最具有政治家的风度，能够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谈话中，我坚持认为如果剔除安全条约的影响，那么台湾和美国未来在非正式基础上的发展前景将是一片光明。在我看来，1977年由台湾保守派组织的两次会议都是旨在探测我的意图。我是台湾的敌人吗？正如我所声称的，作为华盛顿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一部分，台湾自身将会有更好的发展，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同意在团体论坛或是系列讲座活动中发表演讲时，我经常也会安排与当地的哈佛俱乐部进行交流。总体来说，我想我已经在大约40个不同的俱乐部作过讲座了，有的还不止一次。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对“中国人民之友”访华团的中国式照顾和饮食款待是十分慎重且微妙的。然而，中国人观念中有效的朋友分类对外部世界的人们并不会起到类似的道德约束。追本溯源，儒家思想所谓的气节显然是对某位庇护人和统治者的忠诚。如果旧王朝的官员情愿效忠于作为征服者的新王朝，便会被视为对已故者的背叛，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而中国人在看待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时是一样的，都会牵涉道德的范畴，不同人民之间的友谊如同家人之间或是个人之间的友谊。友谊被尊为一种责任，体现为双方之间的权力要求和义务承担。被视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必须进入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并忠实地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算作中国人可靠的朋友。
随后由于其他工作项目的原因导致我重返中国的计划推后了好几年。从1972年9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们开始环球旅行，途经伦敦、巴黎、慕尼黑、莫斯科、东京和台北。而1973年，我发现手头排满了编校工作，要出版单卷本的教科书《东亚：传统与变革》和编辑专题论文集《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者系汇编1972年1月在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召开的会议论文而成（197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开始召集大家进行《剑桥中国史》第十卷的编撰工作，该书于1976年完成。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从此结束了我们长期而脆弱的合作关系。从1927年毛泽东发动革命以来，他为我自1929年开始研究的中国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逝世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媒体都在四处搜集相关的信息，而我也被列入中国问题时事评论员的候选人名单当中。但是我坚持开车去了魁北克省北海特利（North Hatley，P.Q.），拜访了我们亲爱的加拿大朋友弗兰克·斯科特和玛丽安·斯科特（Frank and Marian Scott）。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位足智多谋的制作人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他驾驶水上飞机带我们直接从马萨维比湖（Lake Massawippi）到达蒙特利尔，在那里我可以在与华盛顿和帕萨迪纳联合举行的公开讨论节目中露面。我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逝世对于他本人以及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同时，我也借此机会表示台湾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此次讨论会正发生在1977年我准备申请访华签证之前。
我以越来越高的频率撰写并宣讲有关台湾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会加入联合国，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必将有所改善。1960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之时，中美却并未恢复邦交，如果不是固执使得中美双方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尼迪和拉斯克）仍然各站一边，那么这就是一种无可指责的消极迹象。
1977年7月我前往莫斯科参加美苏联合委员会召开的学术会议，尽管我将相关情况通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但还是可能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由于时间将至，我将我们的护照从联络处取回来以便办理前往日本和朝鲜的签证。一位年轻的中国秘书在门口将签证递给我，当时他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随后立刻将目光移开了。他似乎比我还要觉得拒签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情。然而是否失了面子还值得商榷。加拿大驻华大使明明德早前就已经邀请我们前来北京（每个人都必须有个住的地方），他曾在哈佛大学读书。原本邀请宾客是一种外交特权，而我们的签证被拒明显是对加拿大的冒犯，特别是在大使去外交部为我们辩护的时候。
我同时遭到两个“中国”的谴责，至少这代表了人们对一个局外人的愤怒之情。在美国人继续坚持“两个中国”的政策之时，作为局外人的我虽不甚了解情况，但一直不停地发表意见表示这种说法的必要性，即“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
此时我备感压力，因为钱复还邀请了台北哈佛俱乐部的秘书参加这次午宴。秘书说，为了兑现俱乐部许诺的20万美元捐助，他已经向哈佛大学寄送了18.5万美元。显然这是一种真正友谊的表达，然而中国的互惠政策要求我放弃反对安全条约的提议。但是，他们也承认美国人在公与私、政治与教育上分得很清楚。次日，报纸刊登的一篇关于我的社论少了一些责难的声音，似乎暗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946年我和威尔玛在张家口见到的左翼作家也都遭受过类似的不幸。当时我们见过文联主席周扬、女作家丁玲以及诗人艾青。1957年周扬带头攻击丁玲，称其为“右派分子”，丁玲被迫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于是她被下放到了遥远的东北养鸡场，在那里劳动改造了20年，之后又在监狱关押了5年。1979年丁玲恢复名誉之后表示，造成这一切苦难的根源是文学界“宗派主义”当道。艾青被下放到遥远的西北，在那里度过了16年。如结局所示，文联主席周扬的运气不错，他在60年代末期才遭到监禁和批判，进入了受害者的行列，1979年恢复名誉后再一次成为文艺界的“教皇”。
外国人因此不得不面对这些美国的圣人，他们装作本行，自以为是地向世人发表他们的看法。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这些外国中国通或汉学家习以为常了，这些人在中国是中国的学生，回国之后向人们传授有关中国的所有知识，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位。
叶公超对一个现代舞剧艺术团颇感兴趣，于是他带我们来到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中山纪念堂观看艺术团的表演。这场表演是一种很好的尝试，观众似乎也从内心彻底感受到西方国际化的影响。台北的文学和艺术方兴未艾，这也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
1977年，我们的签证申请递交上去，从未遭到拒绝，但并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复。在当时任何因素都有可能起作用。我将乔冠华列入我想拜访的人员名单，尽管当时我知道他因在1976年4月表示反对邓小平而遭到冷遇。黄华接替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长一职。
到1979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为“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平冤昭雪。而所谓的“平冤昭雪”有着传统的言外之意，即消除了成千上万所谓犯了意识形态错误的人身上子虚乌有的罪名。这正重复了孔子当年审定编年史书之际，论述历史人物意含褒贬而记录在案，供后世子孙参阅的“春秋笔法”。刘少奇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10年后他也最终沉冤得雪。在我看来，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这些平冤昭雪的行为是必要的姿态，想要成为天子的继承者，对人们作出道义上的裁决仅是其无限职能的一部分。简言之，共产党是集联邦最高法院与罗马教皇作用于一体。这影响到我的许多受“文化大革命”打击的朋友和熟人。
台湾问题包含着多方面的含义：它是国民党输掉内战的标志，除非台湾能够在废墟中鼓吹民族统一主义；作为一个与祖国分离的省份，它是日本和美国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它是一个试图以1800万人征服10亿人的海岛基地；它还是一个经济奇迹，是我们的六大贸易伙伴之一，是永不沉没的语言学校和研究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宝库，里面有大量从北京盗来的艺术品和档案；它显而易见也是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它也是我们没有恶意、值得帮助的并且过去支持援助的盟友；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问题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能因它的不利影响而低估它的实际价值。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此背景下，威尔玛和我很乐于帮助暑期校友学院作为一个新机构举办开幕典礼。这里有大约100名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珍珠港事件还记忆犹新。同时你也不需要向他们解释谁是乔·麦卡锡。在柯克兰之家（Kirkland House）的10多天时间里，他们一起集中研究中国的历史和艺术，这是一种校友返校活动。威尔玛讲座的一半资料充分利用了福格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藏品。我们在这里经常会遇到前大使和一些中国通，他们能够加入到有关政策的研讨会中。我们也分别在1973年、1974年以及1976年的暑期学校这么做了。
弗罗拉·傅又一次出现，给我捎来了陶希圣想要见我的口信。陶希圣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中国之命运》就主要是由他执笔完成的。1968年，他曾出人意料地来到哈佛大学看我，我们仅仅是进行了简单交谈而已，因为他的英语水平和我的汉语水平差不多。如今与他见面就像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与怪僧拉斯普廷（Rasputin）的一次会面。在我的建议下他带了一名翻译，于是我接受他的邀请参加了他主持的大陆中国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
邓小平：“您贵庚？”
其他人的遭遇更加悲惨。剧作家夏衍，我们曾于40年代在重庆和上海见过面，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导致双腿残疾。著名作家老舍曾于1948年以交流学者的身份来到坎布里奇，这是由威尔玛负责的一个美国国务院项目，当时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然而1966年老舍遭到攻击，连房子也被人毁掉了。第二天他又遭到毒打最终含冤而死。历史学家翦伯赞是一位年长的中共党员，我曾于1955年在莱顿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上见过他，1969年他受到严刑拷打，含冤而死。
在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我来华访问并热情款待6周之后不久，对方就对我失去了好感。随后，1972年秋天的欧洲之行中，我们在莫斯科以及列宁格勒停留了3周时间，并举办了6场学术报告，而这些报告在我看来并非公开性的，也没有任何反华言论。然而，鉴于中苏关系的高度敏感性，我的苏联之行在北京方面看来十分可疑，也有可能是苏联媒体对北京宣传导致的。我的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我是齐赫文斯基的话，我会做什么呢？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于1972年访问北京之后又前往莫斯科和台北，这在别人看来是愚蠢的机会主义者的做法，尽管我自认为只是一名专注于个人研究领域的教授。
雪莉·麦克莱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一直跟进了宴会的准备情况。她曾带领一个美国妇女名流团体前往中国旅行，受到了极大的文化冲击，令其以往所有经历失色。她故意询问“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艺术家种植西红柿的事，以此套邓小平的话，邓小平回答说：“可能他喜欢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