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在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拥有10万军队和追随者的中国共产党杀出重围，离开江西省，被迫踏上前往西北的长征之路，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经历了在国外11年的成长过程后，蒋廷黻于192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这所著名的学府最初由张伯苓在天津创办。新近有信息显示，他受聘南开大学是受到了成志会（Ch'eng-chih hui，一个实现个人抱负的组织）的支持。这是中国学生在外国组织建立的最有效的秘密兄弟会，其中包括张伯苓和其他几个南开教授。在国外求学期间，每到暑假大家就会聚集起来给予彼此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方面，很值得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向其学习：20世纪20年代，海外归来的年轻人回到中国，想要重建这个被军阀割据的国家是需要相互帮助的。一旦付诸实施，他们就发现，教授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少，没有任何可利用的资源，也没有中文参考资料，更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研究。
1922年4月，面对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华新教传教团出版了一本无比愚蠢的书，书名不是《基督护佑中国》（Christian Help to China），而是《中华归主》（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书里附有大量的挑衅性插图和统计资料，完全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的真实态度。这让许多中国基督教徒感到他们早有预谋。自此，蒋廷黻像其他人一样，不再关注中国的基督教，而是更多地关注国家主权。
由于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像那个年代许多取得进步的领域一样，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也遭到威胁。从此以后，问题不再是如何取得进步，而是如何生存下去。1931年，研究英国中世纪的史学家R.H.托尼［R.H.Tawney，著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来中国访问，写下他的经典巨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时，他提倡用一种现代化的规划来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权稳固并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国家。托尼比约翰·杜威晚10年来到中国，他给予像蒋廷黻这样从美国返回的学者许多支持，这些海外归来的人信奉稳步的改革而不是激烈的革命。托尼提议从长江下游的中心地区开始逐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意味着以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为中心，因为国民党始于广东地区而在华北一带并没有多少势力，南京——上海地区起到的作用就像普鲁士对于德国、皮埃蒙特（Piedmont）对于意大利的作用一样，这也暗示了以蒋介石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托尼还是作为国际联盟的教育顾问来到中国，他的报告指出了中国一系列的不足并提出了补救措施。在他的两篇关于经济和教育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从当前准备开始的现代化的全部事项。而托尼1931年的“处方”和50年后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非常接近。
回到美国之后，他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一名活跃的学生领袖。他编辑《中国基督教》（Christian China），撰写社评，并研究如何将整个“社会基督教”“中国化”以符合自己国家的需求。这里是两种不同方式的重叠——既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大声疾呼，又代表了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大声疾呼。当凡尔赛和约签订者默认日本占领山东省时，蒋廷黻的巡回演讲也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等同于北京的五四运动。他也投入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了。
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政治学理论的抽象性使得他最终改变了研究方向。他转投卡尔顿·J.H.海耶斯（Carlton J.H.Hayes）教授，跟随他研究现代欧洲历史。他渴望一种“实际参与的政治学知识”。
在南京政府统治下，毕范宇还是坚持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看来，毕竟这个唯一的政府依然强大且信守承诺，以权力来控制地方强权势力并建立政府机构，此外修建铁路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也是一定程度的进步。
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强盛起来以反抗日本侵略，这是蒋廷黻和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就如它想要实现的目的，无可避免地要改造这片土地上农民的生活。1934年末，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威尔玛和我看到了南京周围的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正在进行。之前，11月初，我们与安迪和玛格丽特·罗伊（Amdy ＆ Margaret Roy）曾在当地的美国长老会教团住过一阵。
1935年12月，蒋介石邀请蒋廷黻加入国民政府。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术领域。1935年12月21日，他从南京行政院政务处写信给我：“你可能会对我的工作变动感到惊讶。当我离开北京来南京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转变。但是当我得知提供给我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而且我利用这个职务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接受了。这个职务就好比法国内阁会议中内阁大臣的首席顾问，在内阁会议上有席位。工作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有日常事务，也有一些重要事务。我和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即行政院秘书长成为行政院院长手下的两名政治监察员。
1933年，威尔玛和我在北京住了整整一年，我们的积蓄也即将用光，而此时蒋廷黻帮我找了一份在清华大学教学的工作，我第一次走上了讲坛。1972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我重返北京，当时我应邀作一次演讲，现场有90多位听众，我相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我开场就讲道，在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受到老师蒋廷黻的帮助。在最近20年他担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抗之前，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不承认这种恩德，我不可能继续讲下去。这是我在1972年于北京饭店顶层完成的很无礼的开场白。但是我认为，我把我的听众首先看作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逐渐和农民结交，改进他们的农业技术，争取将农民培养成基督徒以作为对他们帮助的回报。诸如此类的事情开始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后院的巴克夏（Berkshire）种公猪体型如此巨大，如果农民不是基督的信徒，那他们对我们就不会有足够的信任，是不会让他们的小母猪与之配种的。
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带领下成为其他12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头兵。而清华大学则是一所国立大学。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堪与北大匹敌。在1908年美国退还回来一部分“庚子赔款”后，1909年清华开始派遣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大概1000名留学归来的学生分散到中华民国的大学和政府机构中任职。但是几乎没有美国学生被反方向派到中国留学。
在我们找到毕范宇之前，突然看到他所面临的困难的象征——两尊梁朝时期（502—557）的石狮子——
它们蹲在稻田里，栩栩如生。我们走上前去仔细地观察它们的身形，球状的眼睛，张开的大嘴以及像袋鼠一样的尾巴。总之，这真是令人敬佩的动物，而你可能会问，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不管怎么说都远远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历史。
清华建于1908年以后，比燕京大学要早大概15年，校址所在地曾经是皇家园林。它的建筑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但仍然不能与燕京大学相提并论。燕京大学的现代混凝土和传统琉璃瓦屋顶结合的设计来自耶鲁的设计师亨利·齐拉姆·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有着极强的新式对称型宫殿风格。他甚至将燕京大学的自来水塔也修建在钢筋水泥的宝塔里面！（旧燕京大学校园规模大概是今日著名的北京大学的四分之一。）
受到这些鼓舞，蒋廷黻提出的方案是从真正的土地改革开始做起，并最终改造国人的国民意识。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做什么，而是如何才能做到。他公开推崇强硬的甚至带有独裁意味的领导，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担此重任。1934年蒋介石派正在欧洲度假的蒋廷黻改道去莫斯科，目的是要试探苏联政府是否能够帮助共同抵抗日本。于是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蒋廷黻有一部分时间在莫斯科，一部分时间在伦敦。当时查尔斯·韦伯斯特写信给我（1935年11月2日）：“我们很高兴他的来访，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我们了解到更多以往所不知道的中国政治的内幕。我们希望可以将他精彩的演讲刊印在《政治周刊》（Politica）上，随后你也有机会读到他在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演讲。”
他们认为，在这50个村庄，那里未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神学院学生们表现得很积极，村庄背后彼此有一些串联。
1929年，蒋廷黻来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清华大学进行了改组和扩建。其中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可以确保每年有来自庚子赔款退款中的40万美元的收入。蒋廷黻开设了研究亚洲主要地区的课程，包括举办研讨会培训班。像查尔斯·韦伯斯特一样，他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和平。因此他渴望建立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体系，以此超越仅仅以英国历史资料为依据的马士博士的“历史蓝皮书”。同时蒋廷黻惊讶地发现，清王朝在1842年根本不知道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知道英国想要干什么。清政府几乎不知道他们自己应该怎么做。之后蒋廷黻对几个年轻人进行了培训，并将其安排去研究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关系。他给英国和美国的学术期刊投稿，以此证明如今的中国文献能够提供什么素材。
我在哈德门街上的基督教青年会乘公交车准备去拜访蒋廷黻。穿过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到达西直门，从那里出发，经过大概5英里的平坦的路程到颐和园。我们先路过燕京大学，再往东1英里处就是清华大学，远处是依稀可见的西山。我们还路过了圆明园的遗址，这里原是夏宫，1860年英法侵略中被毁掉。
我们对南京政府实行现代化管理的努力成效也略有些了解。戴德华（George Taylor）靠联邦奖学金而从英国来到哈佛大学，之后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来到燕京大学。如今他在蒋介石创建的中央政治学校培训行政人员。他带我们参观了斯巴达式的一尘不染的兵营，每个房间住8个人，双层床铺，每天生活中充满了纪律训练。一所类似的学校在训练陆军军官。还有军人道德励志会（The Officers' Moral Endeavor Association）对军官进行激励。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试图将包括纪律和忠诚的儒家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混合物传播到广大城市民众中去。与此同时，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的江西省也需要传教士的帮助，然而，他们发现那里的农村极为贫困，德育教化很难扎根。
怀揣着他往常现实主义的态度，蒋廷黻很快就发现了美国教育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巨大隔阂。归国的学生接受美国的教育，不仅思想上成为有着进步思想的美国式的改革者，同时也是杜威实用主义信徒。但是，蒋廷黻认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些每天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产生的原因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地政府里的中国学者“了解纽约和巴黎的政府，但是他们对于北京、汉口以及成都的政府几乎是一无所知”。
在查尔斯·韦伯斯特的介绍下我见到了蒋廷黻，但是我对于他当时的事业以及他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倡导者地位并不了解。我一直在专心阅读的中国外交文献都是由他主持出版的。由于他的影响，我才知道自己以前过于自我专注，开拓性也极其有限，这些研究如何才能融入他的更加宽广的局面里。
作为一个从小就表现得很有天分的孩子，理所当然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家里希望他成为一名学者，出人头地。他尽职地试着这样做，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化了。他的老师［珍·林格尔女士（Jean Lingle）］几乎像他的养母一样，在她的影响下，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强烈向往西方。17岁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来到旧金山，在林格尔女士的安排下进入了密苏里州帕克威尔（Parkville）的一所小型自费学校——派克学院（Park College）。在那里，他不仅完成了大学预科的课程，还要像美国学生一样在农场割草、洗衣之类的勤工俭学，支付学费。之后他在1914年到1918年进入奥柏林（Oberlin）学院继续学习。1919年他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随中国劳工队前往法国，为期一年。
当查尔斯·韦伯斯特引荐我认识蒋廷黻（1895—1965）时，他显然非常高兴。但是对我来说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虽然是一个成年留学生，但是我的中文只能达到中国小孩子的水平。就像一条已经成年但未被驯服的圣伯纳犬一样，本来应该会充满乐趣，但无法与人沟通。你该怎么办呢？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点头称是，我准备买一套故宫博物馆的影印文献资料《筹办夷务始末》。20年后，当我指导研究生的时候，我仍在研究这些东西，并指导研究生如何使用。
安迪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他骑着自行车带我们去看毕范宇的农村规划，即将长老会神学院的学生派往50个村庄。我注意到他们急切的目标是：
“就生活而论，我更喜欢当一名教授。每当我回想起那时候的悠闲、读过的书和教学相关的著作，不禁会潸然泪下。在这里每天的生活都忙忙碌碌。许多蠢笨的人话不对题，浪费了我很多的时间。跑来求职的人更是让我头疼。一天早上，7点钟就有一个家伙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喊道：‘你在这里啊，好多年没有见了。’后来才认出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本省同乡，中国与美国的同学，南开、清华以及北大的学生，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为他们谋一份工作。但是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如果可以裁掉一半人，我的工作可以更有效率。然而，我的上司反对任意辞退公职人员。他希望给所有的工作表现良好的公职人员一个稳定的保障。在这方面，他甚至比美国的领导更加现代。
我见到蒋廷黻的时候，他只有36岁，但已经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了。他中等身材，有着中国人典型的圆脸，由于反应非常敏捷而显得很潇洒。他的妻子曾在瓦萨（Vassar）学院和布林莫尔（Bryn Mawr）学院学习。他告诉我他求学始于当初在湖南的一位美国长老会的女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在1906年至1911年帮助十几岁的他学习英语，使他最终得以去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他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Columbia Oral History Project）中留下过回忆录，所以我现在要比1932年时更能够理解蒋廷黻。
“在你们离开这里回到美国之前，我恐怕无法再见到你和费太太了。但是不要因为地域、专业的差异而中断我们之间的联系。无论出现什么变故，我始终希望我们永远是亲密的朋友。”
我和毕范宇在贝尔·费恩（Bill Fenn，当时为金陵大学英语系主任）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安迪·罗伊说：
日本人的侵略使得蒋廷黻越来越迫切想要将这种信念实现。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占领热河省，1934年入侵天津、北京地区，1935年试图占领整个华北，日本以上种种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迫切要求中国人开始行动。
在他的演讲中，蒋廷黻简要描述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意识形态的崩溃。“从君主制分离出的儒家思想就像一个缺少大教堂墙壁支撑的飞拱，无法独自发挥作用。”他看到，中国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如何成为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混合体，但无法将它们兼容并包。当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西方失去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却被很多像蒋廷黻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古代中国的思想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极度混乱，此外归国学生的思想也很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与大众脱节是很大的过失……我们阅读外国的书籍，将注意力放在人民并不感兴趣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在课堂上，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甚至来到查塔姆研究所侃侃而谈，然而，我们无法让中国农村的群众理解我们，更不可能被拥戴为农民的领袖。”即使如此，蒋廷黻总结道：“历史让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不会放弃这种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