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朝轻徭薄赋政策实行的时间都不长。一般政局稍见稳定，封建统治集团的贪欲就会放纵开来，横征暴敛现象就会重新出现，这是封建国家的剥削阶级本质决定的。中国历史上轻徭薄赋的呼声之所以不断，就是因为封建国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来也没能在较长时间内杜绝过。横征暴敛始终不断，轻徭薄赋的各种具体主张从来也没有完全实现过，这是轻徭薄赋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赋税思想史上贯穿始终的客观原因。
封建赋税和劳役是地主阶级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从社会无偿集>中一部分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涉及到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不仅广大农民、工商业者要承担国家赋役，根据封建法律，除特权官僚和贵族外，一般地主也有纳税义务。因此，封建赋役不仅反映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和非统治集团、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利害关系。赋役按什么原则征收，国家应实行什么样的赋役政策，不仅关系到封建国家能否有效地行使其职能，而且关系到封建统治本身的存亡。自从国家赋役出现以来，特别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关于封建赋役的职能、作用和征收原则等问题，一直是历代思想家探讨和争议的最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之一。
横征暴敛是中国古代赋税和徭役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古代劳动生产率较低，一夫一妇，男耕女织，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养活数口之家，剩余产品极少。封建赋役不仅征走了百姓全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而且经常侵夺百姓养家糊口所不可缺少的必要产品和必要劳动。农民一年劳动收获的粮食布帛，纳税之后，往往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据说战国时期李悝〔kui亏〕曾对农民的家庭收入算了一笔账：一个劳动力，养五口之家，耕种土地100亩，亩产1.5石，共150石。向国家缴纳1/10的田赋，共15石，剩135石。每人每月吃1.5石，五口之家，全年吃90石。剩45石，每石卖30钱，可得1350钱，社闾春秋祭祀用钱300，剩1050钱。穿衣每人用钱300，五人全年用钱1500，结果还短缺450钱，已经是入不敷出了。而这笔账中还没有包括农民家中意外疾病及生育嫁娶死丧之费和国家的额外征敛。在当时被视为轻税的什一而税条件下，一个五口之家已经难于维持生计。第二，正常税制经常被统治者自己肆意破坏，封建国家经常因各种临时需要，任意向百姓加征钱、粮。如东汉田赋规定为三十税一，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由于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因而下令加征田赋每亩10钱。如按李悝的计算，亩收1.5石，每石30钱，每亩合45钱，加征10钱，加征税率已超过2/10，三十而税一至此已变成一纸空文。桓帝还卖官鬻爵，买官的人可以先交钱，也可以暂不交钱，到任后再加倍付款。为了捞回买官所花的钱，这些人一上任，就拼命对百姓进行搜刮和勒索。所以，汉代三十而税一的制度，名义上虽然始终未改，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这种正税之外的额外加征，历朝不断。它如火上浇油，使正税之下本来已难以维持生计的人民群众变得无以为生，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直至起义造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国家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危及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都是由于封建国家赋役沉重引起的。因此，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们普遍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
封建社会中后期，一些思想家还对封建国家旨在抑商的重征商税政策进行批评。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人建议扩大关市之税的征收范围；凤阁舍人崔融认为，关市科税，必致货物不通，商人失利，造成商业衰落，民不聊生，影响社会稳定。明朝邱濬也反对征工商税。他认为关市的设立，是为了互通有无，满足社会需要，国家征关市之税以充实财政，违背创立关市的本意。他认为工商税极不合理。比如酒，是以粮食制造的，国家对粮食已经征税了，现在百姓用粮食造酒，又征酒税，这是一物二税，重复征课，是地道的暴政。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赋役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赋役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发展变化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了解了历代赋役制度发展变化过程之后，再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的赋税思想和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古代赋税和劳役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丘一次路过泰山，听到一位妇女在墓前哭得非常悲痛，就派他的学生子路去问是什么原因。妇人回答说，以前我公公被老虎吃了，后来我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我儿子又被老虎吃掉了。孔子说：为什么你们不把家从这里搬走呢？妇人回答说：因为这里地处深山，可以免受官府苛征厚敛之苦。孔子听后十分感慨，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官府暴政比老虎还凶狠啊！孔丘主张国家给百姓恩惠应该尽量厚一些，而赋敛民财则应该尽量薄一些。战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也把“薄税敛”看成是他主张的仁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家有城郭宫室建筑、百官有司俸禄和诸侯往来币帛之需，赋税不能取消，但国家取财于民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征税之后，必须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有能力养活一家老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管子·权修》篇的作者指出，土地生产财富有季节的限制，百姓从事劳动有疲倦的时侯，而君主的贪欲却没有止境。如果对君主的贪欲不加以控制，取民之财，用民之力没有个限度，必然会激化君民之间的利害冲突，导致臣杀君、子杀父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认为，如果能做到薄赋轻徭，取民之财有度，用民之力有止，国家虽然弱小，也会稳定。相反，如果横征暴敛，取民之财不加以限制，用民之力无休无止，国家虽然强大，也难免灭亡。《管子》的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轻徭薄赋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汉初统治者提出并实行“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史记·平准书》)的量出制入的税收原则，即赋税以能够支付官吏俸禄和政府费用为限，不再于“吏禄”与“官用”之外去为满足君主和贵族的奢侈需要而增加百姓的纳税负担，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政策。
历代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些轻徭薄赋的具体主张，如“什一而税”，即对田赋实行1/10的税率。“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礼记·王制》)，即百姓每年为国家服劳役的时间不超过三天。“关市讥而不征”，通商关卡和市场，只检查，不征税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轻徭薄赋思想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封建社会一些开明君主，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开国之君，由于他们亲眼看到了横征暴敛如何导致人民起义和前代朝廷的灭亡，因此，能够注意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一些轻徭薄赋政策。如汉初统治者掌握政权后，立即废除了秦王朝的各项暴政。汉高祖规定田赋实行较什一而税更低的十五税一的轻税政策，百姓生儿育女，可免两年徭役。汉惠帝时，又免除努力务农百姓的终身徭役。文帝时把田赋减为三十税一，免收天下田赋12年，徭役也从一年一征减为三年一征。由于汉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所以五六十年间，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极为富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