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行使其职能，不仅需要消耗相当数量的物质资料，而且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供它支配，为它效劳。国家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是从社会强制、无偿征集的，它所需要役使的劳动力，也是从社会强制地、无偿地征集的，这就是古代的劳役，又称徭役。劳役包括兵役和力役。国家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军队，百姓必须按照规定服兵役。力役则是为国家从事各种劳务，如修建宫室、城池、官府，运送官物，追捕盗贼以及官府差遣百姓从事的其他活动。赋税是对人民财产的直接榨取，是对人民劳动产品的掠夺。而劳役则是对劳动者人身的直接奴役和驱使，是对人民的生产劳动时间的直接侵占。
战国更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过春秋时代，兵役和力役也比春秋时期更加繁重。各国用兵动辄几十万人。例如，秦赵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之战时，赵国出兵40万。为了击败赵国，秦昭王亲临河北，征发15岁以上男子，全部到长平战场，断赵救兵及粮草。一个国家，有时甚至让百姓全部从军，都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秦国当时就遇到这样一个矛盾：如果让百姓种地，发展农业生产，战场上兵员就不足。如果让百姓去当兵打仗，田地就没有人耕种了。所以，有人就提出徕〔lai赖〕民主张，即实行优惠的赋役政策，吸引韩、赵、魏的百姓来秦国务农，而让秦国人去服兵役，这样就可以做到农与战两不误。除战争之外，和战争相联系的修筑城池，运送军需物资，制造武器等力役自然也随之增加。据汉代董仲舒讲，秦自商鞅变法，建立封建制度以后，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仅法律规定的力役就是古代的30倍。农民每年要服劳役一个月，称“更卒”，一生中还要担任“正卒”一年，到边疆“屯戍”一年。而实际征发的劳役，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征发百姓修造的各项工程，如果一年之内损坏，各县必须重新兴发民伕修建，但不算在应服徭役天数之内。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绵不断，加上各国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百姓所负担的兵役和力役都极为沉重。以齐国为例，“民三其力，二入于公”(《左传·昭公三年》)。如果把百姓的全部劳动分为三份，就有两份为国家所占有，可见当时赋役的沉重。各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大量修建宫室、台榭、苑囿、钟鼓，经常在农忙季节征发民伕，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徭役，经常被迫起义造反。例如，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梁国统治者不顾人民反对，大兴土木，劳苦民力，多次修筑城墙宫室，实际并没有人居住。又借口外国要来侵犯，围绕王宫挖掘堑沟，百姓疲惫不堪，结果暴动而逃，梁国因此被秦国所灭。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由于长期服役，不得休息，忍无可忍，也举行暴动，投入了反对卫侯的斗争，把卫侯赶跑。
古代役重于赋。夏朝和商朝劳役的具体规定不详。据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就是因为穷竭民力，赋敛无度，人民无法生存下去，才招致其统治的灭亡。商朝建立后，兵役和力役也非常沉重。商统治者经常对四夷用兵，每次用兵都有数千人，甚至过万人。据说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抵抗周武王的进攻时，商纣王军队倒戈起义的就有17万(一说70万)人。西周的兵役又称军赋，包括当兵和贡纳军用物资两个方面。军赋以“甸”为单位征收。每甸是64井(据《周礼》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每甸576户)，每年要为国家供备军马四匹，兵车一乘，牛12头，甲士三人，步卒72人。武器装备也要服兵役者自己准备。据《周礼》规定，西周的力役一般是一户出一人。服役年龄，城市居民自20岁到60岁，农村居民从15岁到65岁。服役天数根据年景加以区别。丰年，“旬用三日”即10天中要有三天为国家服劳役，一年中有将近1/3的时间从事国家力役。中下等年景，“旬用二日”。颗粒无收年头，也要“旬用一日”，只有大饥荒、大瘟疫年头，才免去力役之征。西周的徭役无休无止，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项沉重负担。《诗经》中有许多诗篇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繁重徭役的怨恨。他们说，国家的劳役没有完了的时侯，征夫就像旷野上的野牛，奔走不停，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他们登上山顶，遥望家乡，想起妻子不得团圆，父母没人侍养，田地荒芜，得不到耕种，经常泪如雨下。他们想回家却不能回家，转念役夫蒙受的各种痛苦，过的非人的生活，他们甚至发出了“生不如死”的惨痛呼号。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贵族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的需要，劳役剧增。例如，大修从咸阳到燕、齐、吴、楚的驰道，筑九原(今包头西北)到咸阳的直道，又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造攀越五岭的新道，开掘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数十万人修阿房宫，70万人修骊山陵，50万人大规模修筑长城，发兵30万打匈奴，50万攻百越，死伤不计其数。军粮30石才能运抵一石。大规模的力役、兵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行者不还，往者莫返”(《汉书·伍被传》)。秦王朝刑法极为严酷，应役误期，要受严厉处罚，戍卒失期，要被处死。沉重的徭役和残暴的统治，使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9年，秦征发本来免除徭役的闾左穷人远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一行900人走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担任屯长的陈胜、吴广动员戍卒说：大家遇雨误期，依法都得处死，即使不被斩首，戍卒应役死而不还者，本来就有十之六七。反正是一死，不如造反还有一线生路。愤怒的群众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揭竿而起。秦王朝终于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点燃的农民起义的烈火埋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