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得最佳效果，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对练功的方位有了规定，在马王堆导引图上，人们就已经看到，当时的练功者都以面南背北为基本方位。练功的取位，与传统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八卦、干支理论有直接关系。近代武术家在练功时，主张“早不朝东，晚不向西，午不朝南，永不向北”。其中不向北则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意为不向来自北方的满清称臣。
对练的目的不在于胜负，而是通过对打发现习武者的薄弱环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此外，武谚说：“练拳不习打，临阵少方法”，对练就是要着意创造一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练艺环境，使习武者积累实际格斗经验，提高应变能力，而不至一旦遇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空有一身的拳势却无所施用。古代各类武术都有自己的一套对练对打的训练方法，如“枪有对札梨花枪，刀有大刀擒枪，单刀破矛，拳有连拳，而剑亦有对劈剑也。”
古代练功没有表，民间练功时，点燃炷香，以香焚化的长度(或炷数)来计算练功时间，如《易筋经·初月行功法》就要求行功持续一个时辰，“时不能定，则以大香二炷为则”。
古代武术还要求根据大自然变化的规律去练功，因此习武者需要分阴阳，辨八卦，知五行，明经络，依时调节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对练功的时间和方位也有很多讲究。什么时候练功为宜？古代养生理论认为，一昼夜可以分为12个时辰，即子(23—1)、丑(1—3)、寅(3—5)、卯(5—7)、辰(7—9)、巳(9—11)、午(11—13)、未(13—15)、申(15—17)、酉(17—19)、戌(19—21)、亥(21—23)。其中，从夜半子时到正午前，为六个阳时，是天地万物处于“生气”的时候，这时练功，可以受益。而从午后到子时前，是六个阴时，自然界处于“死气”，练功无益(《抱朴子内篇·释滞》)。气功武术家们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并根据传统功法的功理和气血子午流注的运行规律，确定各门各派的练功时间，如少林武术强调卯功：“初起空腹，先行卯功”，继而作中饭前的午功，最后是日入时的酉功(《少林拳术精义》)。
另外，由于武术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出现了大量的武术谚语。这些谚语用语通俗，言简意赅，既是习武经验的总结，也是练功习武的指导。中国武谚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练功习武的各个方面，如关于习武与练内功关系的，有“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外练手眼身法步，内修精神气力功”，“内不动，外不发”；关于眼法的“眼无神，拳无魂”，“手眼相随，手到眼到”；关于步法的“手到脚不到，鬼也打不着；手脚一起到，金刚也跌倒”，“步不稳则拳乱，步不快则拳慢”，“步大不灵，步小不稳”；关于腿功的“打拳不溜腿，必是冒失鬼”，“只压不溜不中用，只溜不压笨如牛”；关于习武宜少而精的，有“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百看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专”，“一招鲜，吃遍天”；关于以巧制胜的，有“打拳在劲不在力，在巧不在勇”，“四两拨千斤”；关于武术器械的，有“单刀看手，双刀看走”，“枪怕摇头，棍怕换把”，“钩走浪势，戟扎戳势”；关于苦练不辍的，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拳三年，丢拳三天”，“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古代武术习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习武者日常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
古代武术没有教科书，人们练武的文字依据是拳谱。拳谱记录着拳势名称及用法，一句或两句一势，一般为七言或五言句。拳谱对于武术传习固然很有价值，但普及性却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能够读懂拳谱的必须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如《武编》的作者唐顺之就存有《温家拳谱》，晚年尚能背诵拳名10余势。可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传授武技的武师，还是习练武术的学生，大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甚至目不识丁的社会下层人物，且不说拳谱数量很少，大多数人与之无缘，就是有了也看不懂。为了便于传习，中国的武术家们除了从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了许多武术歌诀，如“拳诀”就是其中的一种，包括习练各门拳法的拳势要领、技术动作标准、拳路的用法要义等。凡是比较成熟的武术门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拳诀和拳歌，如《拳经总歌》、太极拳的《打手歌》、《十三势歌》、《杨氏太极拳谱歌》；形意拳的要领歌诀《九歌》；翻子拳的《站桩翻拳歌》；少林点穴法的《二十六要害穴点打法歌诀》；修炼气功的《胎息铭》、易筋经的《十二段锦图诀》等。这些歌诀，通俗易懂，合辙压韵，抑扬顿挫，易背易记，为普及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南北朝时养生大家，也是武技高手的葛洪就是在武师的指导下，学过关于射箭、刀盾及单刀双戟的口诀要术。拳诀拳歌是各门武术的精华，常以极精练的语言，画龙点睛地提示出武术的核心，如“敬、紧、径、劲、切”五字为内家拳的“心诀”；“敷、盖、对、吞”是太极拳的“四字秘诀”。也正因为这一点，古时候武师们绝不轻易以诀示人，正如拳师常说的“古人传艺不传诀”。
如练习武功有“练拳宜早起，早睡体不亏”之说，这就涉及到习武者的起居作息；练功要求着服装既宽松舒适，以利气血的通畅，又紧凑利落，不妨碍动作的洒脱，这就涉及到习武者的穿衣；吃什么东西才有助于练功，也有一套讲究，这又影响到习武者的饮食，如在练外功时，体力消耗很大，就要饱食足睡，保持充沛的体力；而在练内功时，则要减食省眠，以便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功习武还要求养精爱气，“爱精如爱金，才算武艺人”，这又与习武者的性生活有关。不仅如此，习武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国武术理论认为人的身、心和道德是不可分的。要想取得良好的练习效果，练习者必须不断地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如襟怀豁达、与人为善、以礼待人、心平气和、从容沉着等等。心理修炼与武德培养也是中国武术极其重要的习练内容。这样，练功习武对练习者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起居制度、服装饮食到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均有深刻的影响。练功有“易骨、易筋、易髓”的说法，这就是说，练习者要经历脱胎换骨的磨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功夫。习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武术家们常说的“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当一个人决定练功习武时，他就踏上一条长期的自我规范的生活道路，按照练功习武的要求去调节自己的日常生活，把练功习武贯穿到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真正的武术家看来，要练就上乘功夫，对于行坐卧走、饮食乃至大小便都不可不注意。(《太极拳谱》卷八《杨谱：清代杨氏传钞老谱》)因此，真正的武术家在日常的坐卧行立中，也不松懈，要求自己“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如弓”。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习武者，随时随地都在练功，如太极大师陈长兴，坐着时，也是虚灵顶劲，上体不偏不倚；走路也以意作圈，就是平时拿笔放杯，也都暗含太极劲。八卦高手程廷华，以做眼镜为业，人称“眼镜程”。为了练习腿功，每天打磨眼镜片时，总是一腿呈半蹲姿势，另一腿横置于支撑腿的膝头。清代河南武术家李政，学成心意拳等武术后，以保镖为业。为了练习武术步法，他在走镖途中时常以鸡形步行走于镖车前后。至于枕砖头、睡木板的练功人更是多见。少林拳法有“三要五忌七伤”的要求，也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三要”是：“一要深沉慎重，二要确实精当，三要节欲爱名”；“五忌”为“一忌荒惰、二忌夸矜，三忌躁急，四忌躐〔lie猎〕等，五忌酒色”；“七伤”是：“一近色伤精，二暴怒伤气，三思虑伤神，四善忧伤心，五好饮伤血，六懒惰伤筋，七躁急伤骨。”
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代代宗师巨匠之所以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武技境界，是与他们善于择师、勤于学习分不开的。如著名武术著作《手臂录》的作者，武术家吴殳就是投师到了明末武术家，精通枪法的石电(？—公元1635年)(字敬岩)门下，技艺才突飞猛进的。同样，前面提到过的杨露禅从师于陈氏太极大师陈长兴，李飞羽从师于形意大师戴文雄，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们常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古代文人的为学之道。其实，古代习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古代习武者有着从师学到一定程度后，离师出游，寻访天下名师，以武会友的习俗，正像一句武谚说的“一处磕头，百处学艺”。这种武术“游学”对于习武者技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要“百处学艺”，不仅是由于中国武术文化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拳种功法因地而异，而且当时社会的通讯手段不发达，一个人想博采众家之长，就必须跋山涉水，四处求学，还因为武术的许多精妙之处不可言传，非得面对面的示范教学，切磋讨论才能悟得其中三昧，正如太极拳家陈鑫所说：“每一势拳，往往数千言不能罄其妙，一经现身说法，甚觉容易。”(《太极拳谱》卷十二《陈谱：清末陈鑫太极拳论著》)
早在春秋时期，武士就有在春秋两季切磋武艺的竞技活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竞技场上集中了天下的豪杰，这些人技艺高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管子·七法》)。早期的比武是非常残酷的，如前面提到过的战国时的击剑，可以“上斩颈领，下决肝肺”，赵惠文王的剑客们一年就有100多人剑下伤亡(《庄子·说剑》)。到了宋代，比武仍有相当的危险性，如《水浒传》的落难英雄杨志与周谨在校场比武，主持人梁中书就直言不讳地说：“武夫比试，何虑伤残？但有本事，射死勿论。”(《水浒传》第十三回)
就是民间的比武，伤残死亡也是比武者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如梁山相扑好手燕青在泰山与号称“擎天柱”的大汉任原打擂比武，部署(裁判)看他是个“俊俏后生”，想让他“留了性命还乡”，劝他不要比了。想不到燕青技艺高超，采用“鹁鸽旋”的招势，将任原抛下台去，“跌得昏晕，倒在献台边，口内只有些游气”(《水浒传》第七十四回)。这种与实战相差无几的比武，虽然常常会演化成为以生死为代价的拼搏，但却也起到了武术试金石的作用，筛去华而不实的虚套，留下质朴实用的精萃，使武术习练紧扣攻守格斗的规律发展。
清末太极大师陈鑫对于古人的习武练功有这样一段话：“理不明，延明师；路不清，访良友；理明路清而犹未能，再加终日乾乾之功，进而不止，日久自到。”(《太极拳谱》卷十三《陈谱：清末陈鑫太极拳论著》)这段话道出了学习武术最重要的三件事，一是要拜高明的老师，授业解惑；二是要结交武友，切磋技艺；三是勤学苦练，自我完善。
古代武术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极其强调实用，强调技击。古代习武者“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绝不是为学三拳两脚的花架子，而是为遭受凌辱时能有效地自卫，惩治邪恶时能有力地出击。与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武术表演相比，古代武术可能得不到多少看客的喝彩声，但是临机试敌，却锐不可当。为了保持武术在实际格斗中的威力，防止它演变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必须有专门的方法对习武者掌握武术的真实程度进行检验，比武和对练就是对习武者的技艺进行检验的最有效的方式。
中国古代武术有许多门派，武林中实行家族式的封建宗法管理形式，对徒弟来说，他要拜的是“师父”，而不是仅有一技之长的“师傅”，拜师收徒意味着此后徒弟要“事师如父”，而师父则要“视徒如子”。对于有志武学的习武者来说，择师是踏上学习武艺的第一步，决定着能否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习武者如果择师不当，就会像《水浒传》中的史进一样，在遇到名武师王进以前，虽然跟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习武，最终却发现“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或者像前面提到过的与魏文帝曹丕以甘蔗为剑比武，狼狈败下阵的奋威将军邓展一样，得不到剑技的真髓。
中国古代练功习武者这种“游学”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开始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携剑周游列国的武侠，人称“游侠”。这些人身怀绝技，豪气冲天。他们之所以四处漫游，固然是为了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是为了寻师访友，切磋武技。如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悲壮诗句，行刺秦王的荆轲在遇到燕太子丹前，就曾到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邯郸与剑侠鲁句践比武(《史记·刺客列传》)。寻师访友，四海为家，这一中国武术优良为学之道数千年来，一脉相承，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集大成的武术巨匠。这种游历四方的学习方式，不仅使习武者避免了“近亲繁殖”对武术发展的不良影响，而且使他们了解社会，了解人民，从而使武术与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同时，也使武术在各地的平民百姓中传播开来。所以，中国武术史上许多著名的武术家都来自社会底层。如前面提到过的形意大师李飞羽曾是菜农；八卦掌武术家山西的车永宏，幼年家贫失学，给有钱人当车夫；八卦掌武师河北的尹福(公元1841—1909年)早年在京城学做剪刀，后以卖烧饼油条为业，从师董海川学艺后，在朝阳门设馆授徒；著名的义和团首领和梅花拳拳师赵三多(公元1841—1902年)，青年时以贩碗为业；“大刀王五”王正谊(公元1844—1900年)，12岁在烧饼铺学徒，艺成后开镖局和教武；形意拳武师河北的李存义(公元1847—1921年)，出身贫困，曾以帮人赶车为生，从师刘奇兰习武，艺成后开镖局并收徒教授武术；河北深县的八卦掌武术家程廷华(公元1848—1900年)，是京城的眼镜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