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作风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抗大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越抗越大，优良的传统作风确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它也成为抗大师生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师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干部，有本地干部也有外来干部，但大家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犹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延安的机关、学校都有个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当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候，抗大师生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斜照的延水河畔，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古老城墙，或指点江山，或纵情高歌；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温情，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特别是延水岸边一处刻首“宛如云霞”四个大字的长方形石窟，顶部岩石经过千百年风化，自然呈鱼鳞状，当它被落日的余辉染红，酷似晚霞，与延水泛起的粼粼波光相辉映，显得分外绚丽。许多青年很喜欢攀上此处古迹胜地，俯瞰如带的延河滚滚奔流，心潮起伏，都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要携手并肩为拯救中华而奋斗。而今，许多抗大同志还经常追忆“宛如云霞”古迹上的激扬文字，怀念那豪情满怀的如花年华。
“拥政爱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平时，抗大经常组织教职学员帮助群众生产，抗灾救灾，防病治病；在反“扫荡”胜利后，又帮助群众修复被敌人烧毁的房屋，重建家园，在斗争中建立了鱼水深情。因此，群众把我们看做自己的亲人，积极支援我们作战，使我们到处都有“堡垒村”、“堡垒户”，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九四一年八月敌人“扫荡”冀中时，刚招生组建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遭到敌人包围，在危急情况下，领导决定把这些年仅十四五岁的学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附中二队的一百二十余人，找到安国县崔章村的干部，村干部就把他们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中。乡亲们说，这些孩子就和我们亲的孩子一样，有我们在就有这些孩子，即使豁出命去，也要保全他们。直到反“扫荡”结束，我们才把这些学生集合起来，没有一个人受到损害。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时，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团（简称“抗三团”）的第二大队，由武强县向东突围，要过津浦路，过运河，但运河沟深水满，铁路沿线敌人岗哨重重，铁甲车来往巡逻，这道封锁线难以通过。正在危难之际，一位老乡挺身而出，冒着危险为部队引路，安然通过了封锁线，脱离了危险。抗三团团直机关女同志孙树棠隐蔽在深县护驾池村一位老大娘家中。一天敌人突然包围村庄，把村民都集中到广场逐个盘查，寻找八路军。房东大娘怕孙树棠的外乡口音被敌人查出，急中生智，示意她女儿把怀抱里的婴儿推到孙树棠的怀抱里吃奶，掩护她脱险。抗三团政治教员卫民在敌人搜捕时，拉响手榴弹炸死了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昏迷中被群众抢救，隐蔽在沧石路边一位开饭馆的老大爷家养伤。这位老人慷慨豪爽，每天给他吃鸡蛋白面，直到伤愈归队。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抗大的团结并不是“一团和气”，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对于一些同志的缺点、错误或不良倾向，大家都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更不姑息迁就。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傍晚，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求婚遭到拒绝，竟开枪把她打死，犯下了杀人罪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个红军老干部，长征中立过战功，年轻能干，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抗大领导和大部分干部都认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才能、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校领导当即将案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将黄克功开除出党，并经法院判决，处以死刑。这件事从延安传到西安、太原等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诿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
抗大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即紧张又有节奏。当时住宿的窑洞虽很简陋，但内务卫生都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和国际友人都赞叹不已。
抗大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抗大师生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勃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嚎亮的歌声。每逢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队拉起歌来，更是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叫人热血沸腾。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经常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开展球赛和军事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总校文工团和各分校的文工队、剧社，是一支支文艺轻骑队，他们不仅为学校教学服务，还深入各部队和根据地，创作并演出许多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对普及文化艺术、促进根据地的文艺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刘伯承同志曾称赞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
抗大有着亲密的内部团结，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学员谈话；学员们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毫无拘束，不存戒心，可谓心心相连。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罗瑞卿副校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当时机关的作风也很好，基层干部或学员到校部来，无论白天黑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和机关干部们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倒上一碗开水，请他们坐在炕头上就谈起来，能帮助解决的困难尽快帮助解决，使大家感到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