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西坑地处穷乡僻壤，外地妇女一般都不愿嫁进山沟里来，所以，当时家家户户都有养童养媳的习惯，这样把童养媳养大了就可以同儿子成亲，不必花大钱到外地去娶。我养父家三兄弟只有我一根“独苗”，养父母和两个叔叔都象对待亲骨肉一样疼爱我，祈望我能尽快传宗接代，因此四五岁时就按风俗为我要来一个童养媳。她比我大一两岁，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同她成亲，只知道她娘家在冯家湾，姓刘，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我们山沟里很多妇女只有小名，不起大名。小时候人家叫她“妹子”（女孩子多就叫几“妹子”），出嫁后称她是某某人的“堂客”（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又称她是某某“伢子”他娘；即使有资格写进家谱、族谱，也只写姓氏，什么黎氏、巫氏、刘氏，不写名字，如果她在家曾起过名字，人们也不大知道或早已忘记了。
我和所有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六岁就开始放牛，每天拉着牛到山上放牧，有时还同童养媳一起上山采猪草、拾柴禾，夏热冬冷，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到人生的苦味。有一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天气很热，牛蝇（学名叫牛皮蝇）特别多，我站在山上一棵桐树下看着牛在吃草，突然飞来一大群牛蝇围着老牛飞来飞去，在老牛身上叮咬。开始时老牛摇着头、甩着尾巴拚命驱赶，可是怎么赶也赶不开，牛蝇越叮越狠，叮得老牛乱蹦乱跳。我急了，折了支树枝赶过去想给老牛驱赶牛蝇，没料到老牛被牛蝇叮疼了，暴躁起来，低下牛头就用牛角来顶我，我赶忙往后退，不料背后坡下是刚砍伐过的竹林，一枞枞竹头上露出一支支尖利的竹茬。我一个踉跄，一脚正踩在竹茬子上，赤脚板一下子就被尖利似剑的竹茬子刺穿了，顿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起来。在附近放牛的牧童小朋友，赶紧跑到我家去报讯，父亲（养父）得知后马上赶来把我背回家去，用盐水洗净伤口，敷上了草药才完全止住血。为这事，母亲（养母）心疼得直掉泪。伤好后，每当我上山放牛或打猪草时，她都再三叮嘱我要小心。
香文叔父本来胆子就小，给他一唬，吓得打哆嗦，拉了我一把说：“伢子，跟他走吧。”
歌声、掌声、欢呼声激荡着我的心扉，把我的思绪带回到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带回到那久远的风雨如磐的年代……
全国人民仰望的北京天安门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显得更加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白天，红旗如林，人潮如涌；入夜，礼花彩灯与繁星银河交相辉映，欢歌笑语同鼓乐管弦共响齐鸣，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一连三天，首都人民同来自全国各地的观礼代表欢聚在天安门广场，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热爱共产党、热爱毛泽东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
那个采买上士把眼一瞪，恶狠狠地吼道：“他妈的，人家买得老子买不得？少废话，快挑上跟老子走！”说罢，就去解腰间的皮带要打人。
我原名李凤瑞，祖籍广东省梅县，是世居粤东山区的客家人。大约在三百多年以前，祖先永兴公逃荒来到湖南省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安家立业。浏阳县按地理位置分为东、西、南、北四乡，船仓乡位于例阳县城东北约三十多公里处，属于浏阳县东乡，是湘赣交界一个极其偏僻的深山区。我的祖辈刚逃荒到浏阳时，平原地区早已被本地人开发完了，只好进入这深山老林安家。在这穷山僻壤，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无所有，全凭着辛勤劳动的双手，开荒造田，砍树搭屋，男耕女织，艰苦创业。但这里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犁耙耕耘，仍难得温饱；加之这里山路崎岖，交通闭塞，出山进山，全靠肩挑背驮，与外界基本隔绝。所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三百多年间进步缓慢，经济、文化仍十分落后，祖祖辈辈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
我开始读初小已经十一岁，逐渐懂事了。我家离学校好几里地，上学要自带午饭，虽然还是红薯饭，但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做点好吃的菜，如鸡蛋、咸菜，有时还有几片自家腌制的腊肉带到学校。父母亲对我这样疼爱，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还给我准备好吃的午餐，心里感到过意不去，暗暗下决心要发奋读书，长大了好报答双亲的恩情。所以，我上学从不迟到早退，总是规规矩矩地听老师的话，用功读书，从而也得到老师的钟爱。当时因为我有两年半私塾的底子，语文水平较好，毛笔字也写得端正，国文老师胡万程特别喜欢我。有一次，大约是我在初小第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考试作文，题目是“桃花”，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题目的散文，一时破不了题，便胡乱写了一篇交了卷。胡万程老师一看直摇头，以为我不用心写，很生气地把我叫回去，用手拍着我的考卷责备说：“你自己看看，都写些什么东西？好好用心重写一篇，写不好不准你去吃午饭！”
没等叔父再说下去，那个家伙便抡起手臂，狠狠地打了叔父两个耳光，骂道：“给钱？你也不睁眼看看这是啥个地方。快滚！”
永和市是浏阳县东乡的一个重要集镇，水陆交通方便，附近乡村的土特产大多在这里集散，市场十分繁华。当时，离闹市街道三四里地的水府庙里驻扎着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这支部队象土匪一样，经常到街上酗酒闹事，敲诈勒索，甚至明目张胆地拦路抢劫来往客商，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有一天，我和香文叔父到永和市卖柴，不料遇到吴佩孚部队的一个采买上士说要买柴。我心想：不好，八成是白拿不给钱。急中生智，顺口撒个谎说：“老总，这柴已经卖给人家了，客人去买肉，马上回来带我们挑他家去！”
养父李奇文也是个世代务农的庄稼汉。他为人豪爽、刚直，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识几个字，而且从小练习过武术，练就一套娴熟的“铁骨桩”拳，还会舞枪弄棒，好打抱不平，所以在村里有些威望，经常参予小宗族的“祀会”议事，村里发生些民事纠纷，往往都请他出面帮助调解。他有两个弟弟，二叔李福文是个裁缝师傅，但在那贫穷落后的山沟里，除婚丧喜庆外，没有几户人家有钱做件新衣服，平时只能帮人家缝缝补补，而且全凭手工缝补，做得很慢，工钱很少，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没钱娶妻，一直同养父一起生活。三叔李香文也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只知埋头种地、上山砍柴，挑点柴禾到集镇上卖，换回一点盐巴、豆豉、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维持家庭生计，也无力娶妻，同养父一起生活。这样三兄弟相依为命，家庭的贫困程度即可见一斑。可是，因养母游氏没有生育，养父李奇文年过半百还没有子嗣，所以把我过继来继承他这一户三兄弟的“香火”。
我要上前同那个家伙讲理，被他一推，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下。叔父赶忙把我扶起来，拉着我，忍气吞声地走了。回家以后，气愤、屈辱的心情塞满了我幼小的心灵，好几天，心里老是郁郁不乐，逐渐萌发了一种长大了要报此仇的思想。我父亲是村中的拳师，他的“铁骨桩”拳在远近乡里都有点名气，村中一些青少年争着拜他为师，跟他练拳习武。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练武术，早晚时间和假期，我也跟着父亲的徒弟一起练拳或操枪弄棒、舞狮子。但小时候我只是感到练武好玩，不大在意，永和市卖柴被抢挨打这件事，激发了我练拳习武的自觉性。我想，要不受欺侮，就要拳头硬。从此，我积极跟着父亲学武术，逐渐练就了一身比较过硬的“铁骨桩”拳，并学会使棍棒、大刀、盾牌和“流星锤”。以后，父亲年纪大了，经常叫我给徒弟作示范，带着徒弟们操练。
一九零六年七月九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我就出生在这个穷山沟的船仓乡双坑村的一户贫农的家庭。生父李庆文、生母黎氏都是纯朴忠厚的贫苦农民，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大哥李凤彝是个漆匠，娶妻刘氏，生了几个孩子均未成活，一九三零年初因病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大嫂被生活所迫而改嫁，由堂兄李风标（瘸子）照顾其生活，一九三一年病故；大姐李桂华，九岁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嫁给文家市农民陈昌金，生有三个儿子，现已八十多岁；二姐李梅香，嫁给高坪沿甸铁炉冲苏慈石，苏慈石曾参加红军，去无音信；二哥李凤廷，一贯务农，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任浏阳第五乡苏维埃主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我党地下组织的石印局（即地下印刷厂）路过双坑时，将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据说反动派将二哥凤廷的心脏挖走，无人敢去收尸，惨不忍睹；二哥娶妻钟氏，生过一女儿，也先后死了。我排行第五，还有个六妹名叫春香，从小跟生父念经吃斋，十八时患肺病夭亡。我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列强侵凌，天灾、战祸连年不断，民不聊生；加之我家人口多，收成少，虽然父母亲和哥哥劳累操持，仍难得温饱，所以，我刚满周岁，生父就把我过继给堂伯父李奇文为嗣子。
我的少年儿童时代，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乱时期。当时，大小军阀各自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在日、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下，拥兵称雄，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进行连年的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湖南省是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连年天灾兵祸，民不聊生，这是我童年苦难的根源。
在庄严、雄浑的乐声中，熊伯涛少将满怀激情地朗诵：“我们一群红色老战士，来自农村，来自工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坚强更坚强。别看我们的双鬓沾满了征途的冰霜，战火的硝烟熏黑了我们的脸庞，可是我们的思想永远放射着光芒，我们的精神永远欢乐地跳荡。为了社会主义明天，我们积蓄着无穷的力量。在这红日照耀的节日里，我们纵情歌唱，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百战百胜的人民武装，歌唱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这个启蒙老师叫李辉潘，五十多岁，治学有方，要求很严格，但不轻易地打骂学生。他从《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讲，主要是识字。我对念书很感兴趣，背书背得快，字也记得牢，老师对我很好。一年后，李辉潘老师“辞馆”走了，来了个叫李日旺的新老师，也是五十多岁的塾师。他比较严厉，谁书背不出来就用竹板打小腿肚子，学生都怕他。但我没有因读书的事挨过他的打。有一天，一个调皮的同学恶作剧，趁李日旺老师还没来上课的时候，把捉来的一只癞蛤蟆拴在老师讲台的桌腿上，老师开始没注意，不一会，发现讲台桌子底下一只癞蛤蟆在蹦跶，想用脚把它踢走，才发现是有人故意用绳子拴在他的桌底下的，马上大发脾气，追查是谁干的？没有人敢承认，我和其他同学又不敢检举，怕被报复，结果全班十几个学生每人都挨三板子，不过平时调皮的学生挨的板子重，我挨的板子轻。这桩“冤枉”案，几十年我老记得。我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调查审实，弄清情况，特别是对人的处理，更要持慎重态度，决不能“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不分青红皂白，冤枉好人。
十月三日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华灯灿烂，鲜花芬芳。这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庆祝国庆十周年文艺联欢晚会，出席晚会的中外来宾共一万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晚会；来华参加庆典的外国贵宾也应邀出席了晚会。这次晚会的规模很大，参加演出的有来自全国的三十五个艺术团体，二千五百多名文艺工作者。我们“将军业余合唱团”是其中一个业余演出团体，有陆、海、空三军的上将、中将、少将二百三十人参加演出，盛况空前。
我在私塾读了两年半，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尔后学《集韵增广》、《理言增广》、《幼学琼林》、《论语》、《诗经》等等。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天，辛亥革命胜利成立民国已经六个年头，区政府才下了一道禁令，把私塾全查封了。我父亲也没办法，只好送我到马栏坳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插班，从初小二年级开始念。但马栏坳离我家五六华里，还要爬一道山梁，山路崎岖，天黑、下雨更不好走，所以只念了一年就转学到双坑私立李氏山枣国民小学。双坑离西坑才三四华里，不要爬山，小路也较平坦，而且靠生父家近，还有个照应。在这里读了三年书，直到初小毕业。
童年时除了盼过年，就是盼一年一度祭祀祖先的春祭。我们散居高坪一带山区的“客家人”，从广东逃荒到浏阳三百多年间，传下几十代子孙，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宗族支系。由于经济落后，仍然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的习俗。我们西坑和双坑是个小家族，历代祖先开垦的耕地按照族规祖训一直保留下来作为公田，没有分给子孙耕种，而是租给外家族的人去种，把地租积累起来，叫做“义谷”，由族内选出有威望的长者组成“祀会”管理。子孙们要耕种，就要自己开荒或租种外家族的公田，所以我们这两个小村都比较穷，没有地主、富农。“祀会”收入的租谷有三个用途：一是接济子孙度过春荒，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按各家人口多少和上一年收成的情况，借谷给本族子孙度荒，春季借一石，夏收早稻时还一石一斗，这样二三百年积累下来，积谷就越来越多。我家每年都要借三四担谷子才能度过春荒，否则就得挨饿。二是兴办教育，清朝时是办私塾，一九二零年以后创办了一所私立李氏爚兴初级小学；同时，经过“祀会”议决，补助到外乡上高小的学生助学金。三是春祭，每年春分至清明时节，“祀会”都要择日隆重举行三天春祭：第一天，打扫、布置祠堂、摆设香案，做祭祀的准备。本家族的子孙每户要来一二个男人（妇女没有地位，不能参加），迁居外村的子孙也要派男人回业祭祖。当晚就可以吃一顿大米干饭，菜肴也丰盛。第二天，给祖先扫墓，参加春祭的子孙都要去。到了祖坟时先要打扫墓地，拔除坟墓周围的杂草，用红笔描画清楚墓碑上的碑文，然后子孙齐跪在坟前，焚香秉烛，烧化纸钱，听赞礼人（即司仪）的口令，跪拜磕头。因为祖坟散落在好几处山头，从高坪、船仓到马栏坳、双坑各处都有，拂晓出门，要到下午才能回村。回到宗祠后祭奠仪式才正式开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日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到处喜气洋溢；各族同胞，亿万人民，都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度国庆。
在旧社会，我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满崽满娇娇，带大满崽砍柴烧；一日砍一担，十天砍一礁（堆），又有卖来又有烧。”农家的伢子长大了就应该上山砍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放学后，星期大，特别是寒暑假期，都要参加地里劳动，上山砍柴，有时还要和香文叔父一起挑柴到永和市去卖。他能挑一百多斤，我只挑四十来斤。每次挑柴走十几华里山路也是够辛苦的。柴卖掉后，叔父总要到饭铺里给我买一碗米饭吃，他自己却只吃自带的红薯丝饭；我要同他分着吃，他也不肯。
九岁时，父亲送我上私塾读书。本来那时候已经有了“洋学堂”，可是父亲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洋学堂”得不到学问，私塾才能“知书识礼”，学到真本事。第一天上学是父亲亲自送我去的。按照老规矩，父亲要我在香案前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灵牌磕了头，又跪拜了老师之后，便嘱托老师说：“我把这伢子交给你，请你严加管教，他要是不好好念书，你尽管打，我不会心疼的。”
我五岁时，不幸养母游氏病故，家中无人料理家务，养父不得不续弦，娶了寡妇巫氏为妻。继母巫氏当时已年近五十，为人勤劳朴实，贤慧温柔，和蔼可亲，对我特别疼爱，是抚养我长大成人、使我终生难忘的慈母。可惜她老人家在一九三一年我全家亲人因瘟疫先后病故、只留下她孤身下一人的情况下，苦熬到一九四四年就去世了，没能盼到湖南解放、当年的红军和我凯旋归来的时候，这是很遗憾的。养父家住的西坑是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生父家住的双坑是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大村，同在一条山沟里，相距仅三四华里。养父家因只有我一个小孩，劳动力多，生活比生父家稍好一点，但也很贫寒。全家五口人只有六间土坯房屋，一亩自己开荒的旱地，房前屋后有一片小竹山、小茶山和小菜园，种了一些竹子、油茶、茶叶、红薯和蔬菜、烟叶，每年可收些竹笋、茶油和茶叶、烟叶，供全家食用，蔬菜也够全家吃的。养母天天接麻、织麻布挣点手工钱，每年还饲养一头猪、几只鸡，过年时杀猪，除留点腌制腊肉作祭祀和请客人用之外，大部分卖钱，鸡蛋也是攒下来卖钱，补贴家费。因为自家的耕地少，而且是“望天田”，天不下雨就颗粒不收，所以，每年不得不租种外宗族“祀会”二十多亩山田。逢上好年景，一年可收二十多担谷子，夏收后，除交租谷和还清青黄不接时的借谷外，所剩无几，全家口粮主要靠晚稻和红薯。除正月初一和早稻开镰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冬季白天短，农活少一些，只是翻地、整理茶山和打柴，就改吃两顿饭，而且主要是吃红薯丝。当时有首童谣唱道：“三根薯丝一粒米，红薯丝里找米粒，找来找去找不着，鼻碰碗底找一粒。”就是形容当年吃红薯丝饭情景的。到了春耕大忙季节，白天长，农活重，才能吃三顿饭，红薯丝饭里的米粒也多一些。即使这样数着米粒下锅，我们家每年仍然要缺几个月的粮食，等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又得向“祀会”和马栏坳的“义仓”借三四担谷子才能维持生活；如果遇上灾年，那日子就更难熬了。
祭奠仪式非常隆重、烦琐。祠堂正中神龛里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祖宗的牌位；神龛前有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栅栏隔开，前面摆着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和供果；香案前站着一个主祭人，一个陪祭人和一个赞礼人。祠堂正厅前面平时是一个天井，这时都已用木板铺平，中间留下通道，左侧摆着一个大猪头，右侧摆着一只宰好去掉羊毛、内脏的全羊，作为祭品。参加祭奠的众子孙站在天井前面的下厅，按辈份排成几行，每一行面前都铺着一条一丈多长、二尺多宽的竹席作为跪拜的铺垫。仪式开始，吹鼓手吹奏礼乐，随着赞礼人的口令，主祭人秉烛、焚香、烧纸钱、念祭文，什么“左有猪首，右有羔羊，祭奠于祖宗灵前曰”念了一通，然后就是众子孙跟着赞礼人念一些祈求祖宗保佑平安、吉祥之类的词，边念边跪拜叩首；赞礼人喊跪则跪，喊拜则拜，喊起则起，个个虔虔诚诚，不敢大声喧哗。最后宣布礼成。晚上就大摆酒宴，饱餐一顿，这也是我盼一年一度春祭最要紧的一个节目。当时，因为我父亲识几个字，开始当赞礼人，以后又担任陪祭、主祭，所以，我从读私塾开始，父亲就带我参加春祭；待我上了高小，“祀会”选我当赞礼人，便正式参加春祭活动了。那时候当赞礼人也不容易，要背几十句、上百句礼仪口令，唱礼时不许笑，不许念错，都要事先背诵得滚瓜烂熟才能胜任，吃这一盛宴也得花不少脑筋。
我从未在同学面前受到老师这样严厉的责备，一下子脸涨得通红，眼泪也差点掉了下来，我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始脑子里也很乱，理不出个头绪来。过了一会，我突然想起老百姓过年贴春联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的对联，心想：桃花开不是春天到了吗？熬过了寒冬，桃花报春，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春，农夫们就要春耕大忙了题一破，思路开，作文就写出来了，正好赶在午饭前交了卷。胡老师看后点头微笑说：“好了，吃饭去吧！”可是这顿午饭我仍然赌气没有吃。这件事在学校里影响很大。当时我们高坪地区所有的国民学校划为一个学区，称浏阳县第六学区；学区设一个学务委员主管全区的教育工作。那个学务委员叫李石麟，双坑村人，才二十多岁，刚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来当学务委员，思想比较进步，工作也比较深入，经常到各个学校视察“督学”。有一天他到我们学校听胡万程老师讲起我作文考试的这段故事后，便称赞我“学有进取，可以造就成才。”
我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灯油。天黑了，只有厨房里点一盏小油灯，全家人围在一盏油灯下干点修补农具、箩筐的杂活；母亲和童养媳还要在这样昏暗的灯下接苎麻、织麻布或缝补衣服。有时没灯油就点竹片代替。这样，我晚上没法读书写字，就喜欢出去串门，听老人讲鬼神的故事。我爱听故事又胆子小，听完故事要等结伴走，不敢独自回家。有时夜晚单独外出，走到大树下听到风吹树叶响，总觉得背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好象有什么鬼魂老跟在后面，走得越快跟得越紧，越想越害怕，头也不敢回，浑身出冷汗。直到参加革命后，认识到这都是迷信思想作怪，经过锻炼，胆子才越练越大，走夜路、打夜战，什么也不怕了。
这篇带着浓烈的泥土硝烟气息和凌云壮志的朗诵词，道出了我们这些红色老战士的心声，也激起了我们奋勇向前的无比豪情。我们先后演唱了《红军纪律歌》、《在太行山上》、《我是一个兵》等歌曲，每唱完一首，台下部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当金黄色的舞台帷幕徐徐拉开时，我们二百三十名曾身经百战、威慑敌胆的将军们身着藏青色礼服，胸佩金光闪闪的勋章，头顶“八一”红星帽徽，足蹬乌光发亮的将军靴，戎装整齐地站在一排六十面大红旗前，在银灯映照下，显得格外威武雄壮、耀眼夺目，宛如一座铜墙屹立舞台。歌声未起，全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作为合唱团的指挥，我代表全体将军向热情的观众敬了个军礼，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转过身去，举起了指挥棒，伴奏的乐队立即奏起了前奏曲。
那个采买上士带着我们来到大溪河边的水府庙，叫我们把柴挑进厨房，既不过秤，也不给钱。叔父上前恳求说：“老总，这两担柴有一百七八十斤，我们家穷，等着卖柴的钱买米下锅，求老总行行好，给几个钱”
老师文绉绉地回答：“是的，是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你放心，你放心！”接着，他便给我起了个学名叫“明阶”。
农村过年（春节）时，农活很少，从正月初一过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民间文娱活动比较活跃。我父亲就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一二十个徒弟到邻近各村庄去舞狮和表演武术，一来可以集中时间练练武，给邻村热闹热闹，添点喜气；二来可以得点赏钱，添置些练武的器械。我们到各村巡回表演时，先舞一阵狮子再表演武术。武术有“铁骨桩”拳的徒手单打、对打，也有刀、矛、棍棒的单打和对打，表演精采时，主人和围观的群众就使劲放鞭炮，鞭炮声越热烈，说明我们的功夫越过硬。我很小就表演“钦骨桩”拳，以后稍大些便表演单刀，一手持盾牌，一手拿刀，砍、挡、跃、滚翻，很有点招数，常常赢得热烈的鞭炮声。我更拿手的是“流星锤”。它也是一件兵器，一条长绳子，两头拴着两个圆的或方形的铁砣砣，外面包着红绸子，用手抓住绳子中间，使劲猛甩，两个铁砣砣便上下、左右飞快地摆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能打伤人甚至打死人。因它如流星闪烁，故名“流星锤”。表演时，场子上放着几张小板凳，板凳上点起蜡烛，同时，敲起锣，打起鼓，笙笛、二胡、唢呐等管弦乐器齐鸣，造成一种紧张、欢乐的气氛。我走上场子中间，使“流星锤”甩打蜡烛的火焰尖，只见火焰闪动，不能打灭，因为打灭了烛火主人家认为晦气，不高兴，所以要特别小心，打得又快又准，上下、左右变着花样打，好似耍杂技一般，这样在鼓乐声中甩打十几二十个回合，常常博得群众的阵阵喝采。我父亲一般都演压轴戏，最后出场。观众见他年过花甲，鬓发苍白，打起拳来仍那么矫健、快捷，跟如猛虎，动如猿猴、拳打脚踢，跳跃滚翻，威武不输壮年，都拍手叫好，一串串鞭炮掷进了场子，使表演达到最高潮。我在少年时期跟着父亲学就的这身武功，直到我古稀之年，有时还可以打一两套拳，这对于我强身壮骨、健康长寿以及几十年的戎马生涯都有很大的好处。
春祭的第三天是“祀会”议事，还是参加祭祀的成员全体出席，由负责“祀会”的长者公布一年的收支账目，提出来年的收支打算，议定聘请小学校长、教员人选和补助高小以上学生多少助学金；有时还议定保护山林、水利的规定和组织修桥铺路的人工，裁决处分违犯族规的不肖子孙。记得有一年，我看到“祀会”处分一个好吃懒做、小偷小摸的跛子，捉到祠堂外面打了三十大板屁股。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天春祭虽然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而且耗费了很多钱、粮（这些钱、粮名为“祀会”所有，实是大家辛苦劳动的积累），但对饥肠辘辘的我和穷乡亲来说，确也是难得的三天饱饭。再者，这种“祀会”议事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农村的一种“民主”形式，虽很原始，但在落后的山区还是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家乡有句民谣：“大人苦无钱，伢子盼过年。”我童年时也是如此，不懂得大人过年发愁没钱买米，没钱买供品祭奠祖宗的艰难，而盼着过年。因为大年三十，大人要给伢子一串压岁钱，也叫长命钱，用红绳子串着十二个或二十四个铜钱，表示一年十二个月或二十四节气吉祥无灾；过年还可以穿上新衣服或整齐干净少补丁的衣服，到长辈家拜年，长辈也要给压岁钱，还给好吃的。我拿了几串压岁钱可以同小伙伴掷铜钱玩，还可以买鞭炮放，很是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