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以及校部警卫连共六个连队、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上午八九点钟，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竟残忍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连队发现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担任正面阻击的三个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村休息待命。
在反磨擦战斗中，抗大师生也表现得十分英勇。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出动二十万兵力，与日、伪军互相配合，进攻我新四军第四师活动的豫皖苏边区。五月二日晚，抗大第四分校奉命随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通过安徽省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不料，三日清晨突然发现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正渡过涡河向我苗庄逼近，情况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从全局考虑，令第一大队一队钳制敌人，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向十一旅靠拢。一队是军事队，一百一十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还有十几名老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敌骑兵运动，对我非常不利；而且战斗刚打响，扼守村口的全队唯一的一挺机枪就出了故障，火力大大削弱。面临一场激战，一队同志坚定沉着，发扬“有我无敌”、“人在阵地在”的大无畏精神，以屋顶、树干和墙基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顽强地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耗尽了。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杨致平带着以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手枪班，甩掉手枪，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带头跳下屋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霎时，士气大振，同志们个个犹如猛虎扑食，刺刀见红，在麦地里与敌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校部直属队和女生队安全转移。此时，因敌众我寡，一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个重伤的同志在敌人撤走之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才被抢救回来。抗大第四分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五月的反“扫荡”和反磨擦战斗中；全校伤亡达二三百人，损失很大，但师生们经受了一场严峻的战斗考验与锻炼，更加坚强了。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是《抗大校歌》中一句很重要的歌词。它表达了抗大同志愿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
一九四三年秋季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斗中，抗大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六百多名师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带领当地民兵机动灵活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有一次，他们侦察得知离驻地三十多公里的赤瓦屋驻有伪蒙疆驻屯军黑须联队的一部和伪军共约六七百人，每天清早都分成三股外出“扫荡”、抢粮，早出晚归。他们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之后，连夜派出第四队一百多名师生奔袭赤瓦屋，拂晓前在赤瓦屋后山埋伏好。清早，两股敌人先后出动，他们都不惊动敌人，待第三股敌人集合准备出发时，他们才突然开火，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乱成一窝蜂，死伤数十人，而我却无一伤亡，创造了长途奔袭的成功战例。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在战斗中，既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又具有硬骨头的战斗作风。有一天，他们在转移途中，突然在栗树槽村与日、伪军遭遇。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形势下，师生们打得十分顽强，有的两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下颚被炸掉还顽强抗敌；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当三个敌人包围学员郑洪年时，他英勇地拉响手榴弹扑向敌人，把敌人炸死，自己也负了重伤，后为我打扫战场的同志救活，军区特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虽然付出了牺牲十四人、伤十余人的血的代价，但一被俘，还歼敌数十人，粉碎了敌人的搜山阴谋，掩护了隐蔽在附近山沟的数千名群众和地方干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边休息边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又朝我三十亩村方向推进。这时，第一团第三、六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村，只能由第二团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村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七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头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马随后，偷偷摸摸地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村悄悄逼近。我阻击连队严阵以待，待敌人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打得敌人乱成一团，毙伤敌指挥官以下六七十人。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同志英勇牺牲、壮烈就义以及在艰苦斗争中鞠躬尽瘁，被饥饿、疾病夺去生命的烈士数以千计。为了纪念这些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抗大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韩信台与大庄之间的树林里修建了一座“抗大烈士纪念碑”，在高大的花岗岩石上镌刻了二分校过去三年间在战斗中、工作中牺牲的烈士芳名录；孙毅校长亲笔题词：“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我也题下了“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八个大字，表达了我们缅怀英雄、敬仰先烈的心情。纪念碑落成那一天，全校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革区聂荣臻司令员还亲临会场，并向全校师生讲了话，宣扬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号召全校师生向烈士学习。揭幕仪式十分庄严、肃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悲悼、痛楚的眼泪，因为在烈士芳名录中镌刻着一位我的亲密战友——我的妻子胡翼同志的名字。她出生于湖南省湘西永顺县一个土家族农民的家庭，自幼勤奋读书，中学时接受党的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毅然跋涉千里投奔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一九三九年四月毕业后与我结婚。她表面看来很文静、温顺，待人也很诚恳，实则外柔内刚，内心颇为倔强。她对工作对事业兢兢业业，好胜心很强，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从延安挺进晋察冀敌后办学，她虽已怀孕，仍不愿留在校部机关行军队伍中受到照顾，甚至连背包也不肯让我的骡子帮她驮，始终坚持与学员队一起背着背包行军，直到九月底到达河北省灵寿县的陈庄驻地，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二千五百余里，渡黄河、越封锁线，都顽强地坚持下来。
抗大的教职学员不仅具有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更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历次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都打得十分出色，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抗大十分重视气节教育，要求人人树立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一九三九年九月，总校挺进敌后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时，第三梯队遭到日军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在这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同志们表现无比坚贞，指导员常柏等同志英勇地用砖头砸死敌人哨兵逃离虎口；有的同志在被敌人押往太原的途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跳离火车脱险；赵德馨等六位同志被敌人残酷地用铁丝把双手、耳朵贯穿在一起，押往太原，他们忍着钻心的疼痛，傲视敌人，宁死不屈，壮烈就义。
一九四一年十月，秋季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后，晋察冀军区把“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葛振林、宋学义两位英雄送到我们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来学习。我们召开了全校人员参加的欢迎大会，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号召全校师生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中，抗大第二分校抗三团的同志们在日、伪军的围捕“清剿”中临危不惧，餐风露宿，忍饥挨饿，顽强地坚持战斗，有的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军事教员崔家河被敌人包围，堵在茅厕里，他拉响手榴弹与搜捕他的敌人同归于尽。学员王安福是党支部委员，身负重伤后唯恐所带文件落入敌手，便用自己的鲜血把文件浸湿搓碎，最后停止了呼吸。共产党员董志森带领文印组隐蔽在献县宋房子村，突然被敌人包围，他掩护大家突围，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三个敌人，自己不幸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心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此时，隐蔽在他身旁的炊事员老郑怒不可遏，举起大铁铲砍杀刺死董志森的日本强盗，自己也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第三大队二中队赵副队长和通信员小周在过铁路封锁线时迷失方向，不幸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大部队的去向，他咬紧钢牙，一语不答，宁死不屈，就义前还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中国共产党万岁！”抗大第四期女生队学员、共产党员张露萍（原名余硕卿）在一九三九年秋被党秘密派回四川工作。她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六个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他们七个人不幸全部落入魔掌，先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后被转送“军统”的息烽监狱。张露萍身陷囹圄斗志益坚，不管特务如何刑讯逼供或利诱收买，她始终守口如瓶，不泄露党的一点机密，顽强地坚持斗争四年多，直至一九四四年冬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这座“抗战烈士纪念碑”虽然在此后日、伪军大“扫荡”时被破坏了，现在仅留下一幅珍贵的照片，但那万人敬仰的丰碑却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日，即我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日酋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名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扬言要“消灭共产主义大学”，妄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我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以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战斗开始时，敌人原以为我们是“土八路”（指游击队），当遭到我沉重打击后，才惊呼碰上“老八路”，慌忙向黎城方向逃窜，洪岭战斗打得漂亮，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掩护了校部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
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战斗。一九四四年春，抗大总校太岳大队被日军围困在山西省介休县的绵山上，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好坚持战斗和学习，开始时，他们组织小分队半夜里去袭击敌人，夺取粮食。后来，敌人加强戒备，他们为避免无谓伤亡，保存实力，动员全队同志挖野菜，采树叶、野果，捕捉野猪充饥，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环境虽然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一直坚持到胜利。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调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胡翼不愿留在二分校工作，认为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了领导干部的家属，同志们处处会照顾她，自己工作也要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大胆工作，还是分开为好。于是，请求组织把她安排到陈庄附近的农村小学当教师。她去农村既教书又开展群众工作，颇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一九四零年春，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她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卜克”，这是英文“Book”的谐音，意思要他长大后好好读书，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才华。她带着小卜克住在农村，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非常清苦俭朴，只有星期六放假时才到校部来。我们夫妻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反“扫荡”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她因怀孕第二个孩子将要临产，隐蔽在群众家中，分娩时没有条件好好消毒接生器械，得了“产褥热”，没几天时间就连初生女儿一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我还带着抗一团挺进冀中地区进行教育训练，她临产时我无法照顾她，甚至临终前也来不及见她一面，直到我从冀中返回分校后才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我真后悔，临去冀中之前没能把她安顿好，但是，在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医疗卫生条件那样差，即使我在她身边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不久，我的儿子卜克又传染到白喉，也夭折了，真是雪上加霜，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时，我站在烈士碑前，悼念抗大的战友，追思与胡翼的一段夫妻恩情，霎时，胸中燃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破坏我和亿万同胞幸福生活罪行的炽烈怒火，更下决心为报国仇家恨而狠狠地打击敌人！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伪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空前残酷、持久的秋季大“扫荡”。抗大二分校决定孙毅校长带领直属队和抗二团留在韩信台一带山区与敌人周旋，由我带领抗一团越过敌人平汉铁路封锁线到冀中地区与抗三团汇合，继续进行教育训练。我与抗一团团长唐凯、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率部冒着敌人林立的碉堡封锁和铁甲车日夜巡逻的危险，先后两次试图越过封锁线均未成功，好不容易第三次才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冀中平原。可是，队伍刚到冀中的定县“油味村”隐蔽休息仅半天，傍晚，哨兵突然来报告：敌骑兵向“油味村”方向逼近。我立即命令部队分散隐蔽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待部队疏散开后，我才和唐凯带着五六个机关干部在离村庄不远的一片玉米地里隐蔽下来。不久，敌骑兵已分两路从东往西逼近，把我们隐蔽的青纱帐夹在中间，两边的敌人距离我们都不足一百公尺，人声、马蹄声听得很清楚，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不料，分散隐蔽在离我们不远的冀中部队骑兵连的一匹战马因受惊动而嘶鸣起来。敌人听到马鸣声，立即停下脚步四外张望，有的还咋咋呼呼地喊叫：“哪里马在叫唤？”“八路的，我们看见了，快快出来投降。不出来？开枪了，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我心里明白，敌人是在吓唬我们，如果真发现我们，早就冲进来了；但是，目前的处境确实危险，如果敌人判定马嘶声的方向，闯进这片青纱帐，势必有一场恶战，由于敌众我寡，牺牲在所难免。所以，我示意周围的唐凯等几位同志向我靠拢，压低嗓门严肃地对大家说：“眼前的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如果闯进青纱帐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打，能消灭他多少就消灭他多少，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决不当俘虏，这是对我们每个党员、革命战士的考验！现在，大家分头先把文件坚壁起来，准备战斗！”同志们听了我的话后，没有多言语，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向身旁的同志握一握手，以示“告别”，便分头进行战斗准备去了，这时，我又单独交代身边的警卫员，要他多留两颗子弹，检查一遍是不是大家都牺牲了，万一有负伤还没有牺牲的，要补上一枪，最后再自杀。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便深情地紧靠着我，卧倒在我的身旁。不一会儿，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的战马嘶鸣引起了连锁反应，南路、北路敌人的骡马也此伏彼起地嘶鸣起来，片刻，青纱帐南北的马嘶骡啸声便混杂一气，分不清哪里有马嘶鸣。大概是敌人误认为刚才第一声马嘶是自己部队的骡马在叫唤，也就不再生疑，放心地继续向西而去，我们也才转危为安。这次与敌遭遇虽然化险为夷，但在生死考验面前，大家那种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勇气仍是十分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