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召开党代表会议，我受党委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提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朝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强大的，朝鲜停战协定是在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签定的，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它还要不断增强它的力量，伺机再战，因此，停战是很不稳定的。我军的任何松懈麻痹，都可能给敌人造成破坏停战、重新发动战争的可乘之隙。这个报告有效地解决了停战后部队中滋长起来的和平麻痹思想，对树立持久斗争思想，加强战备，粉碎美军和李承晚伪军一次次的武装挑衅，保卫和巩固停战协定的成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会后，我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通过文电、指示和报刊将经验加以推广。我根据夏季攻势可能遇到的新问题，要求参战部队要发扬军事民主，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在不泄密的原则下，在战斗动员中充分地向指战员讲明敌情、任务、地形、打法以及有利条件和困难；引导群众面对任务、面对现实，大胆找困难，积极想办法，以便及早发现漏洞，群策群力加以解决，使战前准备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战斗方案更加全面和切合实际。重点解决在接敌运动中如何减少自己的伤亡，尽量避开敌人炮火的阻拦；如何消灭据守坑道中的敌人；如何在敌人的防御体系的战术纵深内穿插渗透作战等问题，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春，敌我双方经过两年多的激战，在三八线一带形成了对峙。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敌人消耗越来越大，内部矛盾越来越深，处境日趋被动；而我军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增强，斗志越来越高昂，处境日趋主动。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和第九兵团王建安司令员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反击作战的建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发给志愿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人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
直至今日，两家孩子虽都当了爸爸、妈妈了，但这种亲热的称谓依然不变，两家关系仍十分密切。事有凑巧，杨得志司令员刚走四个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调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工作，我又奉调志愿军总部任政治部主任，再次与得志同志一起工作。
夏季进攻战役从五月十三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七日两方停火时胜利结束，历经三个阶段、七十六天，共歼敌十二万三千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军以二十兵团指挥五个军，同时九兵团以一个军与二十兵团协同，担负金城战役的作战任务；同时，集中了一千多门火炮，支援步兵作战，从而在步兵、炮兵的数量上压倒了敌人，占据了优势。
夏季攻势战役第一阶段（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是我军对敌前沿支撑点的战术性进攻，共进行二十九次战斗，每次战斗歼敌目标不超过一个营，共歼敌四千一百三十余名。第二阶段（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六十五次战斗，创造了一次歼敌一个团的范例，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向前推进六公里，歼敌四万一千余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歼敌数的十倍，达到了歼敌“由小到大”的预期目标。
参战部队在准备阶段，都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发扬军事民主，重点解决步炮协同和穿插渗透、打敌坑道中的战术问题，提高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金城战役发起，各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一小时内就突破伪军四个师的二十一公里正面阵地。至十四日黄昏，经过二十一小时战斗，即突入敌阵地纵深九点五公里，活捉了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十五日，我军乘胜继续向南发展，十六日，敌人急忙纠集了五个师的全部和三个师的残余兵力，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的配合下，向我进行反冲击，我军随即转入防御，至七月二十七日停火时止，先后击退了敌人一千三百七十一次反扑，大量杀伤敌人，固守了阵地。这次战役共歼敌五万二千多人，连同各军对敌反击的胜利，第三阶段共歼敌七万八千多人，超过预定歼敌数量的五倍以上，将金城以南战线向南推进了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造成了我军有利态势。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夏季攻势便开始了。这次战役的许多战斗是我攻击部队与敌人从对峙的我方阵地出击，攻占敌前沿阵地的。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减少接敌运动中的伤亡，保持突击部队体力，争取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有时就要采取潜伏手段，在战斗发起前一天晚上，将数十人甚至多达三千多人的突击部队，秘密开进到离敌阵地前沿几百米甚至只有几十米预先选好的冲击出发地，在敌人炮火的威胁下潜伏一整天，待第二天傍晚之后突然发起攻击，出敌不意突破敌人的阵地。这么多人大白天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十几个小时，只要有一人暴露目标，不仅作战计划难以实现，而且会遭到惨重伤亡，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担负潜伏任务的部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选择了与攻击目标相似的地形地貌，进行了再三再四的演习。每次演习后鼓励群众将遇到的困难和发现的问题大胆提出来，例如，开进中怎样避免蹬掉石头、咳嗽、瞌睡打鼾、工具武器互相碰击、折树枝做伪装等发出的一切响声；潜伏中要吃饭、喝水、解溲和通讯联络怎么办；怎样避免武器走火；遇到敌人的小分队巡逻活动和空袭、炮火袭击怎么办，等等，然后发动群众研究解决的办法，集中群众的智慧，各种办法都出来了。这样，经过“演习——提困难，想办法——再演习”如此反复多次，不断发现困难，发现漏洞，不断排除困难，堵塞漏洞，使战斗方案更趋完善。
一九五四年二月，我调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三月任政治委员，与杨得志、杨勇等同志一起，为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为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工作。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战斗、工作了七年，直至一九五七年十月才回国，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因韩先楚司令员忙于西线工作，一时未能到任，杨得志司令员推迟到八月十八日才离开兵团赴任。杨得志司令员自一九四七年秋天从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调晋察冀野战军任司令员，到野战军改为兵团，他在这支部队工作了五年多，为加强部队建设，为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多战功；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全体指战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同志们都舍不得让他走。兵团党委研究，兵团机关要开一个大会为杨司令员送行。他非常谦虚，再三谢绝，但按党委意见，欢送大会仍如期进行。这次大会除兵团机关和直属队的排以上干部参加外，还请了几个军的负责同志参加。
会上，我和几个军的负责同志都讲了话，回顾五年多来杨司令员的功绩，希望他临别时，留下对兵团的宝贵意见和指示，到志愿军总部后，经常回兵团来视察，多多给予指示。个个发言，情真意切，表达了大家依依惜别的心情。最后，请杨司令员临别赠言。他在表达了对兵团的留恋之情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六点很中肯的意见和希望，言词诚恳、真挚，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大会发言后，我们特地邀请了刚划归十九兵团指挥的三十九军、四十军两个军的文工团作了精采的表演，使欢送大会更加热烈。
在动员教育中，还加强整体观念和纪律教育，号召大家向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学习，自觉遵守潜伏纪律，为了整体的安全，为了战斗的胜利，自觉地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一切。六月十日，六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进攻北汉江以东八八三·七高地、九零二·八高地及其以东以南诸无名高地的伪五师二十七团（欠两个连）阵地。该军为了争取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于九日夜间预先将突击部队三千余人秘密运动进入敌阵地前和侧翼不足二点五公里的冲击出发地，隐蔽潜伏一昼夜，敌人毫无觉察。十日晚，在迫击炮以上火炮二百五十九门的支援下，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分别从北、东两个方向突然发起冲击，经五十分钟战斗，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攻歼敌一个团的范例。这次战斗的胜利与他们搞好政治动员和发扬军事民主是分不开的。在潜伏中，他们三千多人没有一人说话、咳嗽，没有一人睡觉、抽烟，大家自觉地忍受着饥渴和蚊虫、蛇鼠的侵扰。战士张保才双腿被炮弹打断，仍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不哼一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士张志福被敌机扫射打伤后，强忍着伤痛坚持到发起冲击。似此事例有三十多人，他们的英雄精神十分感人。战斗结束后，我立即派人帮助六十军总结经验，整理英雄事迹，在全军宣扬。
金城战役是我军对具有现代化装备和坚固设防的敌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金城以南，从上所里至金城川和北汉江汇合处，是敌人战线向北的突出部。这个地区山峦起伏，河水湍急，敌第一防御地带前沿为一横断山，山势陡峭，居高临下，整个地形对敌有利。扼守这一带正面阵地的李伪军主力四个师，构筑了以坑道结合地堡为骨干，由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还在阵地前沿没有三至十几道铁丝网，网前埋设大量杀伤地雷和照明地雷，并修筑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以便于兵力的机动，确是易守难攻。
各参战部队认真传达贯彻志愿军党委会精神，在认真察勘地形、反复研究敌情的基础上，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诸葛亮会议”，广泛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我与得志同志自一九四六年冬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共事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调到十九兵团工作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一起率部千里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并肩率部奔向抗美前线，参加第五次战役，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建设地下长城，守卫钢铁防线，蹙眉共筹破敌良策，举杯同饮祝捷美酒。这种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战友情谊，随着战斗岁月的增长而日益浓烈，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惜别之情，更难以言表。所以，得志同志临走的前一天——八月十七日，正是个星期天，我利用刘平同志放假的时机，在家里为得志同志和他爱人申戈军同志“饯行”。所谓“饯行”，并没有什么丰盛佳肴，只是在我的宿舍——一个有几根木头和一些树枝、茅草搭个顶蓬的小土洞子里，四个人围坐在用树桩、木板钉起来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点祖国人民慰问的酒，别无什么下酒的菜肴。大家边啜口酒边谈谈心，虽很简陋，但情意却比美酒更甘醇更浓郁。因为不仅我与得志同志俩情同手足，刘平和申戈军也是从二纵开始几年来很少分开的，加之她们都是河北老乡，更加亲密。
接军委电示后，邓华代司令员即由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赶回志愿军总部，开始进行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四月三十日，志愿军党委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邓华作了夏季反击作战计划的报告，我作了反击作战政治工作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当时国内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要求部队加强形势教育，说明反击作战的重要意义、胜利条件和困难，教育指战员提高战斗意志，克服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生长的麻痹松懈情绪，继续完成备战工作，搞好军事训练，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去展开战役反击。接着，我要求各部队必须全面他讲清楚这次战役“稳扎狠打，又要放手作战”的方针，并解释说：“稳扎就是战前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保证攻必克、战必胜。因为敌人也已筑成了巩固的防线，所以，我们进攻时不要贪多，口不要张得太大，小打、多打、长打，积小胜为大胜，从连续的小的胜利中创造更多的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在整个战役中，必须防止轻敌、急躁、打冒失仗，这是最要注意的。”“狠打就是凡属地形工事有利于我的条件下一定要扭住敌人不放，进行反复争夺，连续作战，求得大量杀伤敌人，一直打到敌人服气，不来反击才罢手。”“而在战士中则应着重强调树立英勇顽强，连续战斗，狠打、痛打敌人，把敌人打服、打怕的精神。”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绝不能只限于动员鼓动工作，必须“钻到战术、技术和各项准备工作中去，要了解作战方案，了解和学习战术技术，保证对要攻歼的敌人的阵地情况（兵力、地形、工事、活动规律等）有充分的了解。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充分地开展军事民主，提出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情况，一一加以解决，做到指挥员、战斗员都有信心、有办法。”同时，我还要求对部队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和整体观念的教育；要组织干部认真地学习各个成功的反击作战的经验，接受那些失败了或未能完全成功的反击作战的教训；要求机关必须深入下去，帮助营、连干部去进行工作并深入检查，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备战工作中去。此外，我对加强敌军的政治工作以及防特保密工作也作了布置。
夏季攻势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的节节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并于六月中旬就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然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无理扣留我方战俘，阻止停战协定的签字，并疯狂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六月二十日，彭德怀司令员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的签字事宜，途中得悉这一情况，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立即发电向毛主席建议，在夏季攻势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二十一日，毛主席答复彭老总：“再歼灭伪军万余，极为必要”。据此，彭总与金日成同志研究后决定，夏季攻势第三阶段以金城战役为中心，第一线其他各军和朝鲜人民军各自进攻当面之敌，与金城战役相配合。在志愿军总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我又布置了有关政治工作问题。
在金城战役中，我六十八军在七月十三日二十二时左右突破敌人阵地后，其右翼二零三师预先以六零九团一个加强营组成的一支渗透迂回支队，即大胆向敌纵深实施迂回。该支队的先头一个侦察班，化装成南朝鲜部队勇猛穿插，于十四日二时直插至二青洞附近，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白虎团）团部。敌人因失去指挥而溃乱，该支队当即乘夜暗迅速堵截溃逃之敌，又歼灭了位于敌团部附近的美军第五五五榴炮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伪“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取得很大胜利。这个侦察班的指挥员杨育才副排长荣立特等功，荣获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此后，“奇袭白虎团”的故事还搬上了舞台和银幕。这个侦察班的成功是与战前发扬军事民主、作好周密准备分不开的。战前，侦察班用小分队伏击敌人的侦察队，抓了五名俘虏，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据此“提困难，想办法”，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研究出各种对策和打法，还想出用磷火当识别记号，既保密又不暴露目标，防止夜间失去联络的妙法。全班人人胸有成竹，因而混入虎穴个个应付自如。这件似乎是十分危险的事，然而由于发挥了群众的智慧，终于创造出奇迹。
我们两家在西安就同住在一排平房，入朝时，她们二人都怀有孕，不得不留在安东的后方留守处，一九五二年春分娩不久，便把仅几个月的孩子交托儿所，并肩奔赴朝鲜前线。申戈军在兵团司令部工作，刘平在兵团政治部工作，两个部门隔个山头，但节假日有时还可团聚。由于大人间的深厚情谊，两家的孩子们也似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他们自己按年龄大小排下来，杨荣华、李新生、杨柏华、李新星、杨秋华，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杨京华、李京生，都象同胞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称呼，我们到前线以后，他们同在太原的后方幼儿园，年长几岁的杨荣华、李新生，严然是个大姐姐、大哥哥，爱着、护着弟妹们。他们往前方给我们写信，都统称“爸爸妈妈们”；要是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因开会或公务回国，到幼儿园去看望他们，他们都会一齐欢快蹦跳着围拢过来，亲热地喊“爸爸”或“妈妈”，让你应接不暇。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总回国治病。军委决定他在志愿军中的一切职务由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代理；六月十一日，陈赓奉调回国，又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继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七月十一日，又调我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调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十九兵团司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