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在卫生间里呆一会儿，再收拾收拾，”伊莎贝尔在里面喊道，“也就一小会儿。冰箱里有葡萄酒和啤酒，想喝自己拿。”
“我只是想，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半个脑细胞，或者半只眼睛，都会一下子看出来我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刚花了两个小时和二十五英镑在发廊里理了发。我现在的头发比原来短大约两寸半。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而联合国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可我还是希望你能注意到发生了点什么变化。”
传记的传统写法是毫不犹豫地跨越时代、阶级、职业与性别界线。一位城市贵族会过上乡村贫民的生活；一位五十岁的人会遵循年轻的兰波的经验；一位胆小的书生会把自己同阿拉伯的劳伦斯联系起来。令人钦佩的忠实就隐藏在这些冒险精神的背后。尽管有细微的表面差别，但男人和女人还是能够互相理解的。
伊莎贝尔笑了笑，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两个装满幽默的酒窝。然后她说：“算了，忘了它吧。走，咱们喝点什么去。”
“于是，我轻轻地在脸上扑一层古铜色的粉，比皮肤的颜色稍重一点。它可以避免颜色刺眼。你得用一个大刷子刷，先擦去手背上多余的润肤露。如果不嫌麻烦，我还可以擦上点腮红，以突出颧骨。”
“不是挖苦，我想知道。”
“女士要橙汁，”他很懂事地说。他所表现出的老练的演绎能力比我还要强。
“哎呀，别挖苦人了。我说过了，马上就好。”
作决定的过程似乎结束了，于是我们朝门口走去。不幸的是，过厅一侧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不知伊莎贝尔从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她赶紧跑回起居室里，还一面解释说：“我的鬓角上有一座火红的火山。”
“我希望你不要只图自己方便就随便撒谎，”说着，她便向卫生间走去。
“时髦？”
然而，我们刚坐下片刻，她又重新问起了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快点。”
“怎么了，伊莎贝尔？别生气呀！你想我看见什么了？我一向是不会猜心思的。”
“你觉得短裙好还是长裙好？”
我们可以设想，任何经历都不是独一无二、不可类比的。总有一些经历是相近的，我们可以借助它们获取原来经历的信息。当我们的想象力枯竭时，我们可以利用隐喻进行推断。我从来没有吃过鲨鱼，然而当伊莎贝尔对我说鲨鱼肉的味道半似鳕鱼半似金枪鱼时，它对我也就不那么神秘了，因为鳕鱼和金枪鱼我偶尔都买过。当我们说一部书能把我们带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度时，我们也是在说，它成功地使我们联想起了那些我们所熟悉，但从来没有联系起来想的地方，尽管这样说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我不是要催你。忘记那该死的园丁协会吧。我只是对你在卫生间里做什么感兴趣。你已经化过妆，穿好衣服了呀。”
“你到底在里面做什么？”我问伊莎贝尔。我的声音里已不再有原先提问时的那种怨愤。
“你听着，我何不马上换一换呢？然后听听你的看法。”
但这种枕头模式的含义也有灰暗难解之处。枕头下面隐藏一点东西又有什么关系呢？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无意间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难题：“因为我们没有别人感受到的直接经验，因而，我们无法仅凭设想我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感受对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形成看法。尽管我们的兄弟正处在极度痛苦之中，只要我们自己心情舒畅，我们的感官将永远无法告诉我们他受的是什么苦。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对他的感觉形成某种概念。通过想象，我们能够设身处地设想自己正在忍受同样的折磨。
“我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伊莎贝尔问。
“那当然。”
“我还没站够时间哩。”
“没什么，”我再次安慰她说。
“不知道。”我一边说，一边犹犹豫豫地回过头来看，仿佛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就坐在邻桌上。“我没注意到什么。”
“难道你真的没注意到什么？”
在任何一位女性看来，这一程序之枯燥乏味与其重大意义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对于一个被认为古怪的人来说，最大的乏味恰恰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枯燥乏味——即使他碰巧会对别人的化妆大吃一惊，他也会相信这种东西不值得她感兴趣，也不会激起他特别的好奇心。
她又叹了口气，并刺啦一声撕开纸包，抽出一根紫色的麦秆吸管，然后说道：“可我想，你是个男人嘛，所以对此我真不该大惊小怪的。”
“哦，很抱歉，我还没准备好呢，”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七点四十分，伊莎贝尔这样说。那是我们约好从她那里出发去基尔本出席在一年一度的业余园丁协会会议上举行的颁奖仪式的时间。伊莎贝尔因为在阳台上栽种了一种绿色植物而获得了该协会的一个奖项。
我在起居室里一边看电视上的娱乐节目一边等她，时不时地扫一眼手表和关闭着的卫生间的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瑞士公民就像在8：03等待8：02的火车，心中充满了怨恨。此外，我还像伊莎贝尔几星期前那样叹了口气，悄悄地脱口说出了一声“女人哪”，然后沉浸在电视里的观众粗野的大笑中。其中一位观众因为吃完了一罐蚯蚓而刚刚获得去夏威夷度假的奖励。
“噢。”
“你身上穿的这件衬衫就很好，”我撒谎说，就像一个色盲侈谈马蒂斯运用红色颜料的技巧一样，目的无非是借此吓唬人。
想起来令人沮丧，除非在理发行业受过熏陶，否则我们对他人外表总不及对我们自己的外表那么敏感。有些日子我们发现头发垂到眉毛上很吸引人，但奇怪的是，有些日子头发垂到同一条眉毛上却会扫得眼睛直流眼泪。我们无法明白其中类似的复杂性，只知道那些唯一的敏感通道支配着他人与其外在的自我的关系。其实他们只须保留他们的本质，我们就会忽略那些偶然发生的面部浮肿、前额皱纹或肚子隆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可能会导致那些不幸的人们极度憎恨自我。
“变化？啊，没有，真的没有。我是说，今天是周末，所以你可以说每个人都比平时轻松了一点。我猜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联合国的决议会是个好消息，尽管……”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不清楚她问的什么。
“卡普契诺咖啡？”服务员问道。
她走进卧室，慢慢腾腾地换了半天，出来时差不多还是老样子。
“你真想听我解释？”伊莎贝尔一开门，露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微笑。
“这么说你认为什么变化也没有？”
“这是如今比较有女人味的发型。是戴夫的主意。你知道，关于发型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我想改变点什么。一开始他想弄成一绺一绺的，但我认为他后来给我剪成这样是对的。”
“那是什么？”
“不，很好。咱们走吧，不然要迟到了，”我回答说。
“伊莎贝尔，别傻了。”
“我知道没有，可我还是想知道。”
“我觉得长裙好，你说呢？”
我为大衣柜暗示的自我意识和有形意识感到震惊。它使伊莎贝尔得以区分什么是随便，什么是高雅，而这种区别仅仅在于诸如一条牛仔裤的颜色或者一件毛线衫的口袋样式之类的外表细节上。衣柜里有各种各样的裙子、上衣、衬衫、裤子和套衫，用以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出席园丁协会会议需要穿这一件，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需要穿那一件。
“好的。”
于是，我便在她的脸上寻找那座维苏威火山，然而经她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红点，一个皮肤病历史上比较小的红点潜伏在她的左鬓角上。
“当然。”
“你觉得这件衬衫时髦吗？”
“真想。”
“啊，你对着镜子站那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
诸如此类的自我观念与外界判断的矛盾冲突有许多都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差异所要求的纠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意大利卤汁面条好极了，尽管厨师认为糟透了；晚餐后的演说很成功，尽管演说人认为自己放了个受潮的哑炮。然而，其他误解就不是这样无害了。传记作家经常得罪主人公的亲属和崇拜者，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经常往相反的方向调整传记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就好比告诉伊莎贝尔，说她的舞跳得不像她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法语讲得不像她自己声称的那么流利，或者说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她应该再谦虚点时，她多半会皱眉头。
“今儿外面天气不错，”我说，因为雨一连下了十二天，今天是第一次停。
“不好吗？”
这种差异还是另一个象征，它是对传记的客观性概念发起的又一次挑战。且不论火山专家小组会怎么说，假如有人试图理解伊莎贝尔，他真的能把她本人对那个小红点的感觉误认为跟维苏威火山的大小无关吗？换句话说，难道他不应该考虑这种客观上荒唐可笑、主观上真诚可信的看法吗？
然后再画眼睛：先用睫毛膏刷睫毛，用眼影刷刷上眼皮（褐色，与她的眼睛相匹配）；接着轻轻地把眉毛梳理整齐。多余的眉毛可以在这时候拔掉。整个过程苦不堪言。
“说我傻我就傻，随你说去，”她突然痛苦地回答说。
无论一个人如何注意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世界，他总有某些东西看不清楚，尤其是当他不幸身为人类（尽管这是很平常的事）、站在人类的位置上观察的时候。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不是。”
就在我继续用手指轻轻叩击玻璃咖啡桌，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已经演完、换成了较沉闷的节目——燕子的筑巢方式考察时，我认真反思了自己脾气暴躁、无法理解伊莎贝尔呆在卫生间不出来的问题。我以亚当·斯密的名义问：女人究竟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不用化妆品的人能理解一个用化妆品的人呢？一个连四天的黑眼圈都不怕的人为什么非要理解别人鬓角上的一个红点的意义呢？一个从未穿过裙子的男人如何会对一个柜子里有五六条裙子的女人表示同情呢？
“天哪！”伊莎贝尔大叫一声，用双手捂住脸，叹起气来。仿佛在说：“男人”可能原本不过是“糊涂虫”。服务员的到来破坏了她的这一悲哀的姿态。
“知道什么？”
我跟随伊莎贝尔走进她的卧室，只见抽屉大开，柜子门大开，仿佛有一个毛手毛脚的窃贼刚刚忙乱地搜寻过金锭或手枪。
“我拿不定主意是穿米黄色的还是穿淡蓝色的，你想不想看看？”
“祝你们好胃口，”他又加了一句，并对我们这哭丧着脸的一对儿报以讽刺的一笑。
“干吗不现在就走呢？你看起来挺好的嘛。”
尽管与别人同甘共苦是一种美德，但枕头理论的严重后果在于，它需要切实地贮存足够的经验，用以想象别人的经验——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经验贮存将永远不足以回答我们所遇到的自身无法理解的情感问题。
假如我过去从来没有痛苦过，那会怎么样呢？看到我的兄弟遭受不可想象的痛苦命运的折磨，我会有何感受呢？我会不会想象上一次在拥挤的地铁火车上的情况，然后把这一经历扩展一百倍，也许再把它跟拔牙或尖刀的穿刺的痛苦回忆混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自己不曾经历过的经历呢？
“配上裙子？”
但也有些情况，我们既不能断定是鳕鱼，又不能断定是金枪鱼。也许有人会反对仅凭想当然便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因而没有让人家讲清楚就主观地断定他们的经历的性质。愠怒者的想象不需要说话、比喻或解释就可以明白，因为话语意味着对一次重要的和较高暗示程度的交际的理解的失败。当我们的直觉能力受阻，需要清清嗓子的时候，当我们的声音有可能会使我们想起自己的孤独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只研究我们没有感受过的东西。
“嗯。”
“不，不是这个。”
“先用遮瑕膏盖住红斑或红点，然后打肉色的粉底，然后再……你真的还想听我说下去吗？”
“我要的，”我回答说。
于是她就解释起来。我们错过了整个园丁会议，然而作为回报，我被带进了伊莎贝尔的生活。她的生活与我本人生活的差别通过亚当·斯密式的想象是推断不出来的。我了解其他一些女人的卫生间，但却忽略了她们的面部化妆；我能断定，女人的梳妆袋里总是装着这个露那个剂的，还有什么睫毛膏、眼线笔和润肤露，但我不知道女人每天有哪些面部例行公事要做，也不知道这会给两性的经历造成什么差别。
也许有人会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合格的男性传记作家需要在内心形成一种异性装扮癖，以便理解女性的经验。亨利·詹姆斯戴假发的故事如今似乎成了类似于研究鳕鱼和金枪鱼的资料，而不是什么属于精神病分支的东西。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男性传记作家来说，寻找她的信件和穿着爱德华式的袜子在贝德福德广场转悠一整天同样重要。
“那好吧，我们只好等仪式结束后才赶到了，”我生硬地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打扮太过分了？”她问。
“真想象不出她把自己关在里面对那个红点做了什么，”我问自己，并再一次看看卫生间的门和我的手表。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瑞士公民16：45仍在满腹怨恨地等待着8：02的火车。“她已经在里面关了大约两个钟头了。”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约伊莎贝尔在考文特花园车站外相会。她迟到了几分钟。在道过歉、骂过火车之后，她问我：“哎，你觉得怎么样？”
难道伊莎贝尔不傻吗？话说回来，我讲句心里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怎么能把一个小红点看成可怕的火山呢？面对苛刻的自我观念，别人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处呢？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约翰生博士认为：“我们都被相同的动机驱动着，都被相同的假象蒙蔽着，都被希望激励着，都被危险阻挠着，都被欲望纠缠着，都被欢乐引诱着。”约翰生提出：人类属于同一个既独立而又统一的大家庭，都持有进入人类社会的护照，因而他们是能够相互理解的。我能够理解你的动机，那是因为如果我从枕头下面看，也会发现相同的动机；我能够理解你的经验片段，因为我也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相同的经验；我能够理解爱情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因为我也曾在一个又一个晚上忍受过没有电话的折磨；我能够理解你的妒忌，因为我也了解自身的缺憾造成的痛苦。
这种程序横亘在我们中间的十字路口。它使伊莎贝尔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好莱坞伤感电影里的女主角不到上床睡觉是不会卸妆的；还有，在葬礼上，没有一个女人眼上浓重的睫毛膏会流下来——我对电影的真实性的看法同样是谴责性的，但男性的迟钝使我忽略了这些细节。
现在我能够正确地看待伊莎贝尔了，也就是说，由于了解了她今天的不同，现在再看她，的确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先她那栗色的头发低垂到肩膀以下，现在只达到肩胛骨上边。她的脸型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颧骨更加突出，人显得更成熟了。
“你是在开玩笑。”
“都好，”我以一个男人的观点预言说。而我这个男人空闲时间老穿棉布裤子，因而连一条黑裙子与另一条黑裙子之间的细微差别也搞不清楚。
“你等待片刻好不好？别再打扰我了，不然我会花更长时间。跟你说，我会尽快出来的，”她回答道。很显然，她根本没有发现我的语气已从烦恼变成了哲学研究。
伊莎贝尔的一天是从洗面奶开始的。那是一种由娇韵诗公司制造、装在蓝色瓶子里的白色液体。她先把一个棉絮垫用水龙头里的热水冲一冲，挤出水分，然后把洗面奶倒在上面。这样，用它擦脸的时候毛就不会掉在脸上了，而且垫子的热量还能使皮肤上的毛孔张开。擦完之后再用爽肤水，那是一种清澈的液体，用以清除脸上残留的洗面奶和彩妆。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使毛孔关闭。接下去是使用妮维雅公司生产的管装润肤露。伊莎贝尔总不忘在脖子上涂一些。那是他妈妈教给她的，目的是防止以后脖子上起皱纹。伊莎贝尔每周洗过澡之后会用另一种润肤露涂抹双腿（这一次用的是一种大粉红瓶子装的），而涂抹双手时再换一种（装在一个淡蓝色的管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