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吻与诉说 作者：阿兰·德波顿 （英国）

2.感情的反义，令人想起传统家庭的二元性：她妹妹是感性的，她是理性的；

但我和伊莎贝尔不仅对地貌的感知不同，而且所使用的感知方法也往往不同。我们俩生来都是伦敦人。我们可以谈论拉塞尔广场的停车情况，谈论骑自行车去滑铁卢或在桥头堡剧院看戏，然而，由这些地方引起的联想和活动却反映出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历史。从肯辛顿西区萨拉的家去瑞士式农舍，伊莎贝尔设计出了一系列捷径，其中包括从布鲁克盖特的停车场出发，穿过格罗夫纳广场，继续往前走，到汉诺威广场，然后从北出口去卡文迪什广场，穿过波特兰大街，然后再绕过摄政王公园。她还热衷于走A40公路。她坚持说，从东向西走，可以不走贝斯沃特公路，而走A40公路。而这两种方案我都反对。去瑞士式农舍我会选择走埃德格瓦尔大街；从东往西走，我会从韦斯特瓦尔大道走，创造性地选择一条曲折的路线。我说这些，是想证明一个冒险盘旋在肤浅与深沉之间的断层线上空的论点，那就是：虽说实质上只有一个伦敦，但一个人眼里的伦敦一个样。有多少个伦敦人，就有多少个伦敦。

即便是从发型的角度看，从1881到1973年，毕加索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照片显示，他十五岁时留的是平头短发；十八岁时的自画像上是从中间分开的长发，并留着小胡子；二十岁时他蓄着惹人注目的大胡子；中年时他的长发改从右边分开，常有几缕头发垂下来遮住左眼；1944年巴黎解放时，他的头发变得稀疏起来，而且已白了许多；到了1949年的巴黎和会期间，他已成了秃子。他的衣着也经历了重大变化：早年穿茄克衫，中年穿套装，晚年穿蓝白相间的条纹T恤衫。

但后来伊莎贝尔既没有做砌墙工，又没有做挤奶工，难怪她不愿在聚会时谈论她的职业。她通过网络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不愿将自己的身份降低为文书。大学毕业后，她先去一家电台找工作，但因缺少必要的经验而遭到拒绝。于是她决定注册学习广播课程，并申请政府贷款，但当时申请政府贷款需要提供经济担保，她可悲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她不得不同时寻找工作。她送去文书工作的申请仅仅一天之后，她现在的老板便给她打电话，向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要求她第二周上班。伊莎贝尔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拒绝那份工作。

成年人喜欢用粗暴的方式对待青少年，而粗暴则可能导致两代人的彻底分裂。这表明，一个单一的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变与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颇为相似，同一个队的队员要跑一圈中的不同路段。这一比喻既指差异性，又指连续性：变换赛跑运动员象征前者，接力棒的固定不变则象征后者。

3.盖伊曾用这个词侮辱过她。

“如果要你猜的话，你会把它们摆在哪里？”

“啊，我不知道，反正有许多粉红色、红色、蓝色的花。”

——发财的人都是坏蛋；

伊莎贝尔小时候显然很喜欢洗澡，常常缠着忙碌的母亲给她洗。有一天晚上，罗杰斯太太答应五岁的伊莎贝尔，说六点钟给她洗澡。可是，六点钟到了，罗杰斯太太偏偏有别的事要办，第二天又是答应了没办到。到了第三天，伊莎贝尔没经过母亲允许，索性自己去洗。然而不幸的是，热水水箱刚坏，伊莎贝尔伸进脚丫子试试，浴盆里的水冰凉。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心洗一次等待已久的澡。她躺进冰冷的浴盆里，结果被母亲发现，骂她昏了头了。

——度假的目的就是晒黑皮肤；

这些原本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偏偏又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法理解环境的征兆。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对环境大喊大叫，而不是去解释它。以“理性”一词为例。在伊莎贝尔的词典里它是一种意思，而在我的词典它又是另一种意思。所以，当我赞扬她多么有“理性”时，她以为我是在侮辱她，因为在她的词典里，“理性”一词的定义如下：

“我只是有点吃惊而已。”

“不知道，我想我会把它们漏掉。我说，你能不能把你脸上的那种表情去掉？”

——她永远不会原谅父母，因为他们强迫她必须在十一点之前回家，而人家劳拉和萨拉却可以在外面玩到半夜；

“伊莎贝尔，你不可能会掉进大西洋里。”

这种由不一致引起的小冲突表明，人们对一个单一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表现在传记上，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惊恐的现象：一份单一的生平能够衍生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故事。

“可能有，我说不准。有一群日本游客。他们当中好多人不是在看景，而是在用摄像机拍摄，见什么拍什么，新式摄像机，取景器是彩色的。”

“耸人听闻，”伊莎贝尔激动地说。很显然，这种反应属于上面提到的断层线的肤浅一方。

但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伊莎贝尔很清楚她生命中的事件意味着什么。我对她了解得越深，越是注意到她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故事。她哪一天高兴了，童年的故事就会朝着乐观的方向冒出来；有一天她和老板闹翻了，两手捧着脑袋坐在那里哭了一阵（她喜欢宣泄式的短暂痛哭），最后得出结论：她从落地以来就没有走顺当过一步。

“我不想夸张，但我觉得最近我跟别人交往时变得自信多了，”她举例子说，“就从我学会对人进行卢牌测试以后。”

据说，感情移入的典型是能够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世界。尽管我们对这个星球的观察大部分被我们歪曲的视角扭曲了，然而，由于走运或机灵，我们也会获得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观察这个星球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断言我们能够——起码一时能够——超越自己的相对性。

无论一个没有飞行恐惧症的人会不会同情有恐惧症的人，我最终还是明白了，这里面也许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需要更多地了解地理，而不是心理。

因而，我需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使自己暂时从自己的思维倾向里走出来，以便理解以下两点：一，伊莎贝尔心目中的地图的形状很可能与我们常见的地图有很大差别；二，按词的最基本意义说，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很有可能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死亡是隐性选择的大敌。它能够使我们忘记如何像从内部观察事物一样从外部看待一位死者的生活目的，使我们忘记为什么推断的情节往往会超过死者真实的经历。

“因为，哎呀，飞机从伦敦到雅典根本就不从大西洋上空飞。”

伊莎贝尔的性格上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待她不太了解的人过分认真。孩提时代，她在小伙伴中间超前地自信，而在一屋子生人中间又极其羞怯。在幼儿园的头两个星期里她一句话也没说。直到老师煞费苦心地把她介绍给别的孩子，她才融入了班级生活，还带头搞过一系列反叛式的恶作剧折磨她们的园丁，而那些园丁们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哦，确切地说是想做挤奶女工。你知道，我既喜欢牛奶，又喜欢送牛奶的工人开的电动小货车。所以将两者合二为一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我还跟给我们送牛奶的工人交上了朋友。那人名叫特雷弗，从特立尼达岛来的。他对我说，他给我们送的牛奶是他养在果园里的一头名叫戴西的母牛产的，因而味道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牛奶都好。”

然而，内心里的不同形象并不总是随意堆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与截然不同的感受，与一个人能够和谐相处或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能够获取的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无论伊莎贝尔如何努力区分她不同的自我与它们的生活，这种区分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一次，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她宣布今后将不再从感情上关心公司的命运了。她躺在泰晤士河边的草地上，眼看着一架喷气式飞机冒出的烟雾在天空划出一道条纹。她说：“今天我有一个非常振奋的想法。就在大家都在叫喊、邮件还没有来到、电话铃丁零零作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世上的一切到头来都可以说一声‘那又怎么样？’今天该做的事我没有做完，那又怎么样？我的汽车跑起来不太顺当，那又怎么样？我的钱不够用，那又怎么样？我爸妈不怎么爱我，那又怎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样想叫人很轻松。这将是我今后看待世界的新方法。”

伊莎贝尔从未去过俄罗斯，当然更没有去过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所以，她心目中的伊万·伊里奇的住所是她凭着对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的记忆想象的。十五岁那年她曾随父母参观过那个博物馆。那是一栋不起眼的资产阶级住宅，黑色的木门，破旧的波斯地毯。伊莎贝尔并没有用这栋房子完全取代伊里奇的住宅，因为在她的想象里，伊里奇的书房又像是她爷爷的书房，房间里摆满了军事书籍，一个角落里放着个地球仪，沉重的绛紫色窗帘，靠墙放着两把宽大的安乐椅，写字台上的一只罐子里插着一组羽翎笔。她经常把这种房间布局运用于俄罗斯文学作品。她记得曾经将这一布局移植进《罪与罚》的章节里。至于伊里奇和他妻子的相貌，在伊莎贝尔的梦中他们都不止一种长相。伊里奇既是她的美国表兄，严厉、拘谨、正确，而且在托尔斯泰揭示了他的慈悲之后，伊里奇又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画廊里悬挂的后期自画像上的伦勃朗。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则得到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中年时的相貌，跟伊莎贝尔办公室的档案室里悬挂的一幅照片一模一样。

就这个抽象的问题，我态度和蔼地反驳她说：“别傻了，从甲地到乙地，坐飞机是最安全的。起飞前他们检查得可仔细了。飞机从天上掉下来对谁都不好。”

在我们俩的拥抱预示着一种更加经典的亲密形式即将到来且我们开始讨论伊莎贝尔预定的雅典之行以前，这种可能性看起来也许是抽象的，而且显然是怪诞的。她的公司正准备往希腊发运第一批产品。她和她的老板以及公司的营销主任即将赶赴希腊，与当地的经理讨论交货安排。那次旅行诱发出伊莎贝尔的出发恐惧症的明显症状。她不知道该带什么，她陷入了困境：是带一条裙子还是两条？是否需要带一些不那么正式的衣服周末穿？带两条牛仔裤还是一件布连衣裙？另外，她还有一种担心：飞机在飞行途中可能会发生可怕的情况，因为伊莎贝尔特别害怕飞机会出现机械故障，尽管她对那些机器的工作原理一窍不通。

2.乔治·艾略特、玛丽·居里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是理性的；

“我知道，可我讨厌在海上飞行。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大自然的节目，讲的是大西洋里的鲨鱼。据说那种鲨鱼非常饥饿，专等着吞吃旅客。”

但我所使用的这一词条在我的词典里的释义是：

伊莎贝尔曾大胆地声明，她“今后决不再跟感情受压抑的男人有任何瓜葛”，今后“决不再因为我自己的过错责怪他人”，或今后“午餐只吃有益于健康的食物，晚餐决不喝白葡萄酒”，但性格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尽管伊莎贝尔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因而，伊莎贝尔至少有两部童年传记并排摆放着：

然而，假如传记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一个人一生的经历，那么死人的传记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人死以后，我们很难断定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是否真实。

形容词

3.适合并能够增进感情。

她对惠特福德的感情部分建立在两人具有相同的文学爱好的基础上。她对他的文学反应的重视表现在如下偏见上：《傲慢与偏见》里的一对情人要比萨克雷小说里错配姻缘的夫妻和睦相处的机会更大一些；体验对同一个人的相同情感是一种心理亲和的标志；理解一本书意味着以某种方式理解该书的其他读者。

伊莎贝尔孩提时代的羞怯一直延续到成年，直到她参加工作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发现了卢牌测试法为止。她跟她的老板去找银行经理，商量贷款购买地皮兴建新仓库一事。事前，老板要求她根据她计算出的管理费用在会上概括陈述公司的策略。她的数学差是出了名的，那些数字都是她从相关决算表中搜集的。她很担心完不成任务。但马上就要轮到她发言时，那位肥胖的银行经理告退，出去了一会。于是只好休会，直到他从洗手间回来。不料，他回来后刚坐了十分钟，便连喊倒霉，说他头天晚上吃了变质的海鲜，不得不再次告退。说来也怪，银行经理的麻烦非但没有影响伊莎贝尔的陈述，反而使她顿时信心倍增。银行经理突然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肠胃咕噜噜作响。一想到他裤子褪到脚脖子上，条纹变成乱七八糟的褶子，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五脏六腑在倾斜的笼子里扭动的狼狈相，他那细条纹套装似乎也不那么令人生畏了。

“是的，半是实干，半是美学。你知道，我当时想，盖房子的人都是英国最有钱的人，因为房子那么大，那么贵。这是孩子们的逻辑。后来我很纳闷，不知道房子上的每一块砖是怎样一块摞一块仔细垒起来的。那时候我很喜欢观察墙壁，然后想象垒成那些墙花了多长时间。”

“那可说不准。”

“那是一种同羞怯作斗争的最佳办法。”

1.指一个人令人讨厌，迂腐；

那么，伊莎贝尔的决定性转变是在哪里呢？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是很好的一课。它不仅讲述了一个人内心的地图具有多么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且讲述了这种个人色彩在相互作用中可能会处于休眠状态。我和伊莎贝尔很可能会整夜讨论雅典和伦敦，而意识不到两人对这两个城市的定位会有多大差别。这就像两个耳背的人在哐啷哐啷的火车上友好地交谈，一个人说的是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米什莱，而另一个人说的是法国伟大的导游米什兰，结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反应不协调而怀疑地询问对方。

弗兰克·惠特福德是一位退休教师，曾经帮助伊莎贝尔准备英语高级考试，包括辅导她阅读《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荒凉山庄》和《无名的裘德》。吸引伊莎贝尔的不是他的相貌，因为他的牙齿咬不动一个略微青一点的苹果；他的皮肤像纸灰一样苍白，活像阴间的死人。但他的谈话充满尖刻的睿智；与伊莎贝尔的同龄人的缺乏反思相比，他对人性的理解深刻、透彻。有一次他建议去国家政府的统治中心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她在新政府机构大院外面的一个早餐馆里向他的勾引屈服了。

这就是伊莎贝尔的性格：蔑视年轻时的自我以及当时的幼稚想法，将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

然而到了八岁，伊莎贝尔又想做送牛奶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不幸的是，根本无法断定这就是她去雅典时的困惑，因为去雅典时的困惑起码有一个大地图册能帮助她在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于是，罗杰斯太太离开了公寓，将女儿的解释斥之为“纯粹是胡说八道”（同时建议她“收拾一下那些吓人的耳环”）。

尽管这种探索人们性格的方法无疑有其优点，但雅典到伦敦的飞行同样也会间接地提醒我们：两个人可能会喜欢同一本书，但他们脑海里的形象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一问题决非文学课所讲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是不是好人或伊莎贝尔·阿彻是不是愚蠢之类的陈腔滥调。这一问题也不是一本书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思维形象问题，即一本书在读者的脑海里放映出的思维电影。提问“当你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或《一位女士的画像》时实际上你看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和提问“在你的心目中的地图上雅典究竟在哪里？”具有相同的意义。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飞机飞行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可怕情况。这时，她第一次提到一个大洋的名字。

“嗬，你说得倒轻巧，你到霍尔本的一家公司去干吗老是乘地铁？”

她过去提到过，她的地理知识严重不足。她曾经说过她缺乏方向感，因而曾将汽车丢失在一家电影院附近。她甚至还谈到过，她曾经因为如何读地图与安德鲁发生过争执，而那场争执成了她和安德鲁关系最终破裂的催化剂。然而我显然未能理解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为直到现在我才弄清楚，有迹象表明，伊莎贝尔对地球上那一部分的想象与现有的一切地理概念都不一致。

——她决不愿像格雷斯·马斯登那样漂亮。

在伊莎贝尔的公寓里用午餐时，罗杰斯太太吃完后讲述了一件轶事，以说明她的女儿是多么固执，但一个不那么片面的观察者可能会对那件事另有看法。

1.对有教养的人的赞美话；

“是吗？”

形容词

“我后来认为，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打算到电台工作，我的其他几位朋友现在就在那里干，但他们有的签过合同，有的具有我不具备的经验，”伊莎贝尔说，声音里流露出回首往事的辛酸。这件往事提醒人们，带有个人责任心重负的偶然事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一个人的职业是由神明安排的，容不得自己选择，不是靠再坚持一下、再巧妙一点能够改变的。这样想事情就简单多了。

“至于说印度和中亚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伊莎贝尔说。

她现在同父母之间的关系似乎仍不是一种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其原因与她越来越聪明关系不大，而跟她有自己的住房有关。她去看望父母就像是出于礼貌拜访朋友，从不跟同一屋顶下的一家人唇枪舌剑。然而一个圣诞节周末发生的事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从深层讲，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那天，她使出青春期的所有活力同母亲大吵大闹一通，还跟弟弟因为一卷透明胶带发生了口角，如同两个小学生一般。父亲以屈尊俯就的口吻对她进行了一番说教。那口气似乎是说，她那么大火气大概是因为回家时买火车票遇到了麻烦。

“我宁愿飞机掉在陆地上，也不愿它掉在大西洋里，”伊莎贝尔说。“掉在地上活命的可能性也许会大一些。”

——爱一个人意味着你老想和他生活在一起；

“现在看起来，那些东西统统是荒唐可笑的，”她解释说，“我宁可出一大笔钱，也不愿同那个十五岁的傻瓜一起吃饭。想想那些争论吧，有人会说：‘不，亲爱的，资本主义并非一无是处，’还有：‘你知道，伊莎贝尔，帕台农神庙要比宾馆里的游泳池有趣……’”

宣布某些日子是性格的转折点是很有诱惑力的，就像历史学家确定这个朝代的衰或那个朝代的兴是在1850年、1500年或是1066年一样。然而，要确定发展与倒退的真实年代却要困难得多，因为总能找到工业化以前的村落一直存在到所谓现代的证据，或者一个王国早在下一个五十年前就本应最后灭亡，但却表现出了巨大的复原力的证据。

但我心目中的伊里奇的住所与弗洛伊德的房子毫无共同之处。在我的想象里，伊里奇的住所显然跟贝尔纳多·贝尔托卢奇导演的电影《守法者》里男主人公的妻子的居室一样。读《伊万·伊里奇》前几周我看过那部电影，现在它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尽管故事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则是伊莎贝尔将枫丹白露前面的马厩与一本《房屋与花园》杂志里刊登的一家瑞典宾馆的内部照片缝合在一起弄成的一所房子。我心目中伊里奇的住所来源于布莱顿附近的一所半独立式房子。那所房子是我原先的一位女朋友的父母的。她如今在布里斯托尔做旅游公司的代理人。

我记得有一次参观毕加索作品回顾展。毕加索一生的作品的多样性令人惊叹不已。接力棒从一个用蓝颜色画骨瘦如柴的人物的天才年轻人手里传给一个画柔和的粉红色景物的人；过了一个时期，那人又把接力棒传给了一位将透视图切割并自称为立体派的画家。这样跑了一圈之后，接力棒又到了一个心里老想着《格尔尼卡》的人手里。这一过程的进展比我听说的还要顺利，因为我当时溜出来到自助餐馆去了。

同样，我和伊莎贝尔对他人的敏感之处也是不一致的。假如她要写一部传记的话，里面肯定会描述一番人们出手汗多少的差别，而我对那一点向来是不注意的。她记得她们的老校长手掌总是湿漉漉的，而她的父亲的手总是干裂；保罗夏天里老是搓手，而圣艾夫斯的一位客户的幽默感则像他的爪子一样糟糕得令人难以忍受。

“为什么不会？别那么肯定。”

“于是，我便开始对我所畏惧的所有人进行这种卢牌测试：警察、服务员、学者、出租车司机、天然气管委会的人……结果我发现，他们似乎和我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人。这一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

伊莎贝尔最近刚刚读完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我们就这部杰作如何感人交换过意见。尽管我赞同她的看法：以往还没有任何一本书使她如此接近死亡的现实，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向她提出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事实上她是如何想象伊万·伊里奇、他居住的房子、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的相貌的。我想超越一般文学讨论的范围，不是简单地谈论道德、象征意义和小说的结局，而是讨论一个人如何看待小说里的风景、人物和房间，以及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这些舞台道具是如何布置的。

“你不会掉进大洋里。”

四岁那年，伊莎贝尔想做砌砖工人。

然而，当她透露说她每次开车经过大本钟的时候都禁不住会想起她父亲的一个朋友、许多年前在去议会两院途中勾引她的弗兰克·惠特福德时，我意识到，我的这种关于个人独有伦敦的过激观点是正确的。八百万个居民每人都有一个伦敦。大本钟乃是这个国家的国际象征、临近政府议院的报时官、生殖器崇拜的换喻词。大本钟之于伦敦犹如帝国大厦之于纽约，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而对于伊莎贝尔来说，大本钟则是她十七岁那年与父亲的朋友的一次接吻的私人象征。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那些传记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包括主人公临终时的忏悔、遗嘱里谁得到了什么、某一位老兵是患肺病死的还是被失手的高尔夫球棒打死的。死亡给一个人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死人不会站起来驳斥作者的分析；他们离开活人生活的土地，为作者提供了将一部书写完的便利条件。

——她二十五岁生日前会死；

“怎么个绚丽法？”她问。

她对欧洲大陆的理解与一般人不同。按照她的理解，大陆块似乎曾经经历过一次大动荡，就像倒退到某种原始拼图玩具状态：希腊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位置，将伊比利亚半岛推到了意大利原先占据的地方；半岛的尖端向东漂移，罗马变成了巴塞罗那一条短短的航道。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被扭曲得更加厉害，澳大利亚漂移到了日本附近；菲律宾占据了夏威夷的地盘；更倒霉的是，中东消失了，非洲高傲地站在了它的头上。

“不是不懂，万一出了事故呢？”

从一个角度说，这是一个小孩子盲目任性的故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罗杰斯太太来说，这是极不愉快的），这是一个小孩子在跟一位一再令人失望的母亲对着干、自己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敢于付诸实践的故事，尽管在成年人看来晚上泡在冰冷的浴盆里似乎是不合逻辑的。

“有没有杜鹃花？”

我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鲜花。鲜花能给花园增添色彩，在这一点上它们似乎是有用的。但“鲜花”若能像一个未知的种族那样由“德国人”或“美国人”构成就好了。然而，在伊莎贝尔看来，鲜花是人们迷恋的对象。前面我曾将这种迷恋同那个永恒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当我请她描述一下她祖父母的房子时，她先从花园谈起，足足讲了十分钟。我打断她的话，问她埃塞克斯郡的那所住房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向她描述说吉弗尼的莫奈花园色彩绚丽，她大为震惊。这是可以理解的。

——男孩子第一次邀你出来时，你应该假装很忙；

“何为卢牌测试？”

然而，她刚刚这样宣布完，一场更大的职业危机出现了。于是乎，伊莎贝尔的那种佛教式的智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早期的自我留下的遗迹会干扰后期的自我有条理的推断。如果有人争论说，那样她会躺在床上“像西西里的寡妇一样抽泣”；伊莎贝尔声明放弃自怜自哀的决定可能马上就会收回。她承认说，她经常像坏脾气的婴儿一样有大喊大叫的欲望，只是因为周围的人们似乎早已逃脱了游戏围栏、在他们面前那样做太不合适罢了。在拒绝求婚者时她决定作一番自我解释，然而当一位名叫索蒂里斯的希腊会计师开始追求她时，她又改用原有的办法，从不回他的电话，假装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难怪有的人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在各个安静的图书馆里窥察读者，通过阅读假装跟一些热情好客的生人认识，慢慢地抿白葡萄酒，不动声色地将他们列入神秘的康拉德派、衰弱的菲茨杰拉德派或刻板的卡弗派。

她对我说，十五岁时她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相信下列各点：

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使用着受共同定义约束的语言。我们同别人交谈时，总是设想他们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会具有和我们相同的形象与概念。假如你和我在谈论牙膏，尽管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牙膏品牌繁多，泡沫种类各异，但我们谈论的依据是双方对这种物质的共同理解。谈论的结果，我不必拿出我的佳洁士，你也不必拿出你的高露洁。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地理知识领域，因为假如有人提到从伦敦乘飞机去雅典，另一个人的脑海里就会出现如下的地理形象：

“听着，如果飞机掉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不会掉进大西洋里。”

“有些事你应该懂。”

由于传记的选择取决于伊莎贝尔难以预测的情绪变化，所以不可能用一个阿基米德点永久性地将故事固定下来——起码在死亡的打击到来之前不可能。

“电台只不过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愚蠢而又过分渴望的梦，”她最后说，“许多人在离开大学后，了解实际情况以前，都做过这样的梦。”

——婚姻是反动保守的，孩子是无谓的牺牲品；

用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这部冒险式的传记和比它更正规的传记之间的差别，因为它的着眼点（这样说决无恶意）是伊莎贝尔还没有死。

“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跟空间感有关。我想我不是一个理想的陆路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