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顿的有些著作很难分类。诚如卡特·凯拉韦所说：“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比如，他的《哲学的慰藉》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哲学著作；《旅行的艺术》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旅游著作。那么《亲吻与诉说》呢？它是小说，是传记，抑或是哲学思辨？难怪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应当把它们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名人——或英名流芳，或臭名昭著，作家与传记的主人公隔世隔代，素不相识。那么，能不能为活着的小人物写一部传记，而且由与主人公关系密切的人写呢？这种设想无疑是对传统传记模式尖刻而辛辣的讽刺与有力的挑战。于是，我们的小说家阿兰·德波顿便以讲述者的身份为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部传记；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这部小说《亲吻与诉说》。
就这些。
“我写的小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是当作小说卖的。我写的都是论说文体的东西，”2002年，阿兰·德波顿在回答美国记者罗伯特·伯恩鲍姆的提问时如是说。
译者积三十年翻译工作之经验深知：翻译难，翻译小说更难，翻译当代小说尤其难。
“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半是小说，半是哲学思辩，庄重而诙谐，诱人而滑稽。”——卡特·凯拉韦，《观察家报》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朱利安·卢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深奥微妙……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加布里埃尔·安南，《观察家》周刊
“那应该把你的书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二是小说作者的思维十分活跃，想象力十分丰富。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认真揣摩主人公的心思，更要认真揣摩作者的心思；不仅要仔细琢磨句子的字面意思，更要仔细琢磨其隐含意义。书中时常出现语言跳跃与思维跳跃——作者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在译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杀个回马枪，突然跳回原来的话题。译者只好跟在作者的思路后面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悖于常理的比喻、有悖于传统的词语搭配、有悖于语法规则的句子或准句子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什么位置都可以。”
主人公伊莎贝尔·罗杰斯二十五岁，是伦敦一家小文具公司的生产助理。她很漂亮，但并不出众；她很聪明，但并不过人；她很有趣，但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她在小饭馆里喝牛奶，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喜欢园艺，善于驾驶汽车，不善于摆弄录像机，每逢星期一都想扔掉她那枯燥的工作，每星期去游泳一次，爱咬指头，爱挖鼻子，想多读些书但又抽不出时间，一生只记住三个笑话，跟十八个人接过吻（第一个是她的妹妹），跟八个半男人上过床（第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只做了些类似的动作）……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还是单身。
完了。
It is perhaps as difficult to write a good life as to live one.
阿兰·德波顿的祖上原居西班牙的博顿（现已不存）的一座卡斯蒂利亚人小镇。1492年，该家族随其他西班牙系犹太人一起迁居埃及的亚历山大，德波顿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又举家迁往瑞士。德波顿于1969年12月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现在住在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任教，并兼任《独立报》星期日专栏作家。德波顿博学多才，能讲法、德、英三种语言，近年来以其六部著作而备受关注，成为英国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就这些？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笔法细腻……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特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绝好的灵丹妙药。”——保罗·萨斯曼，《星期日独立报》
读者千万不可据此认为这部小说必定索然无趣。不，其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风格、睿智的寓意、幽默隽永的语言足于让你开卷难释。《亲吻与诉说》出版之后，评论界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现摘取只言片语以飨读者：
“啊，对。我想是的。它是不同理念的反映。其重点不在于情节，而在于理念。”
目前德波顿正在创作的又一部小说《地位的焦虑》拟于2004年春出版。这部旨在探索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找人生尊严（他认为，人们的尊严往往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小说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完了？
他的第一部小说《爱情笔记》（美国版本书名为《论爱情》）于1993年11月出版并赢得了读者的赞扬。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高速度又连续推出五部著作：他的第二部小说《浪漫主义运动》于翌年9月问世；第三部小说《亲吻与诉说》1995年9月问世；他的第四部著作（第一部非小说作品）《拥抱似水年华》1997年4月问世，并很快成为英国和美国的畅销书；第五部著作《哲学的慰藉》于2000年4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该书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他的最新著作《旅行的艺术》于2002年春问世。
“我读过《亲吻与诉说》，那也是论说文体的？”伯恩鲍姆问。
“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这样一位作家简直能为扫帚把作传，而且能把它写活。”——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观察家》周刊
然而，对于译者来说，阿兰·德波顿的书可不是一根好啃的骨头。有时候，你明明看见有肉夹在骨头缝里，就是苦于无从下嘴，掏不出来。《亲吻与诉说》之所以难懂，难译，原因有二：
这是小说吗？
也许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难译，当代小说好译，其实不然。古典小说语言规矩，因而并不难译；而当代小说则往往蔑视传统语法规则，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因而更难翻译。我相信，凡是翻译过西方当代小说的人都会有同感。
尽管如此，伊莎贝尔的生活同任何标准传记里主人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故事的讲述者决心要读懂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她。他潜入她的生活，用她的眼睛看世界，追踪她的童年、她的梦想、她的兴趣和爱好。然而，要写一部传记谈何容易。他不久便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发现，自己以往对伊莎贝尔的印象是何等片面；伊莎贝尔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是何等迅速；要弄清伊莎贝尔家的家谱是何等的困难；作为一个男人要了解一个女人是何等的不易。他不知道要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个人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她祖上的情况如何？她童年时什么样？她的化妆癖应当如何解释？她读书的兴趣是不是重要？要不要问问她爱收集什么样的音乐磁带？是否需要了解她做饭的习惯、业余爱好、政治信仰、铺床的方式、签字的习惯？她对男人的态度如何？她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意味着什么？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一个单一的个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任何人物传记都是不客观的，而是传记作者对主人公的个性、思想、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断；“我们对别人的评价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由此可见，这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荒诞的浪漫喜剧。它是对人类个性以及传记的性质和任务等一系列本质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沉思。假如你读过这部小说后发誓再不看传记，那也许恰恰证明了本书的成功。
一是内容十分广泛。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应有尽有，不应有亦有。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处处都有典故，处处都有陷阱。译者不是百科全书，不可能既懂哲学又懂心理学，既懂地理又懂历史，既懂《圣经》又懂波普，既懂西方美术史又懂意大利歌剧，因而只能小心翼翼地理解，战战兢兢地翻译。为将原文中的明、暗信息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译者不得不在译本中加注一百多处——尽管我知道在翻译中加注决非上策。
译者
——Lytton Strachey
2003年6月12日于郑州大学
还需要更多方家的评论吗？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即叙述者的口气写成的（关于叙述者的身份，小说中只字未提）。小说一开始，他收到了原先一位女朋友给他写的一封信，信里指责他“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决不会爱任何人”。这使他内疚地意识到，过去的确为了解古人、死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很少注意身边活生生的小人物。于是，为了证明他也会关心别人，他决定为下一个走进他的生活的人写一部传记。这个人就是后来与他双双坠入爱河的伊莎贝尔。
2003年元旦译者在发给作者的E-mail中戏言：“你本该成为政治家或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作者回复说：“我现在想当政治家或哲学家也不晚。”话语间显示出作者的自豪与自信。
“阿兰·德波顿是英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年轻人……这是一本写作技艺高超，内容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书。”——克雷西达·康诺利，《闲话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