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是个道德家，像其他所有最伟大的道德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幽默家。难以想象、任何人仔细地读蒙田，聚精会神地注意他讲的什么，而不在大多数时间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喜欢搔着自己的耳朵，说，“搔痒乃是大自然最甜美的恩赐之一”。
我曾经磕磕绊绊地读过弗洛里奥（Florio）的译本。那个本子由于文字古老而极其难啃，可费的事还是值得的。直到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的美式英语本面世，我的阅读也起步腾飞。我有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写的佳胜处，都要把那一页折了角，知道日后还会想回首重温。我记性差，不得不作这种事。如今，八年多过去了，有一半多的书页握了角，所以，书墩在案上，变成两倍厚。而我则对蒙田生出一种新的兴趣：在那些未折过角的书页上，我读过又忘了、有待重新发现的，是些什么呢？
发现了并面对所有这一切，他却丝毫没有为之烦恼。他平静地，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自己的、也接受人类的局限性和不坚实性。“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我们的疾患中，最猖狂、最蛮横的，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存在……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蒙田在书的开头几页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成了你的朋友里最要好、最密切的朋友。当然，他只是一味说着他自我，不过，那个自我后来也变成了读者的自我。此外，他从不装腔作势。没错儿，他喜爱他自己，可他从来不像讨厌鬼那样洋洋自得，忘乎所以。他喜爱他的头脑，他的头脑里的所有一切都叫他爱恋而快乐。
赞颂自我是蒙田毕生的事业。不是自我的成见，也不是自我陶醉，几乎也从不是自我期许的。顶好的意义上，是一种有限制的自我满足，是令人费解的决心，决心要跟内里的我和平共处。对蒙田来说、自然界一切事物中，最接近，最让人埋头热衷的物事，是蒙田。不是最亲的，却是最近的，因而是最便于了解的。
他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并进而认为，不一致性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活物的普遍生物学特性。“我们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他说，“如此不成形状，构造各界，至于每一小块、在每一时刻都在玩自己的游戏。”
蒙田的作品从未绝版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他死后第一个十年，他因当年曾在政争的两端取中间道路而在政治上失宠，但即使在那一时期，他的随笔集还是出了四个版本，并已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到今天，从地球上所有书面语言都可读到他了，各国的学者们都靠他那三本书干起了红红火火的事业。
每逢周末，屋子里没有新书可读，外面又下着雨，也没有多少东西去想去写，长长的午后凄冷空虚，这时，没有什么能像蒙田一样令人感觉好些。
这些随笔，愿意的话、你可以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就像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然后，“顺便说一下，”他说。这时，你正在椅子里俯身向前，而他又开始告诉你作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本来，这应该，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注定要成就一个大大的厌物了。可蒙田却不是，在所有那些书页中的任何一页，都一点不令人生厌，这是为什么？甚至那篇噜苏个没完的“向雷蒙·塞邦德致歉”也不令人生厌。有几年，我是把那一篇当作干燥的论文翻过不看的。我知道他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翻译过塞邦德写的一篇神学小册子，而在这冗长的经历之后，他的随笔还是包含着他的思想的。所以，我每次阅读都越过它，或一目十行翻一遍，什么也吸收不到，没有一页握过角。后来忽一天，我读进去了，从此就再也没钻出来过。原来，雷蒙·塞邦德是蒙田最不关心的；在最初几个段落里，他对他的父亲和塞邦德尽职尽责地点头示意，还有一段义务性的说教，说为达到真理，推理是有用的，此后，蒙田干脆信马由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最要紧的，他想说，理性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并不能使人类与大自然其他人物分别出来。蜜蜂更善于组织社会。大象更关心其他大象的福利，并且更富想象力；它们会用木头和泥土填起人挖的陷阱，把陷进去的大象弄回到地面上。他甚至拿不准，人类语言是否就比野兽间手势和气味的交流更复杂，更微妙。他列举一长串生物，喜鹊，豺，狐狸，鸣禽，马，狗，公牛，龟类，鱼类，狮，等等，引用古典里的轶事，说明它们如何有理性，更重要的，如何温和可爱，满意地证明了“这些动物如何比我们优良，而我们对它们技巧的模仿又是多么低能。”简直妙不可言。
就这样，他写下去，一页又一页，表露着自己的思想，而不让自己受制于任何一致性的律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他写道，“是一个人懂得如何作自己的主人。”结果，跟他自己的预言相反，结果竟是，一切都是他，都是完整的一体，像石头一样坚实，一样完整无损。正如他到处讲的那样，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在每一页里都让你相信他是平常的。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相信他。他首先是个诚实率直的人。而他的书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如果蒙田是一个平常人，那么，一个平常人是怎样的令人鼓舞，说到底，是怎样的杰作！你不能自已地充满希望。
他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他写道，“从我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矛盾……羞怯，蛮横；贞洁，淫荡；健谈、寡言；坚强，纤弱；聪明，愚鲁；暴戾，和蔼；撒谎，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又奢侈：所有这些，我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就看我偏向哪方……关于我自己，我不能讲任何绝对、简单和坚实的话。这样讲时，我不能不感到混乱和混杂，也不能一言一蔽之。”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向你讲述关于他自己一切的一切。他也真的这样作了。用了最长的篇幅，在弗雷姆译本的所有八百七十六页里，他讲了又讲，关于他自己。
他那时候还没有精神病医生，但假如有，蒙田会向他们提出警告性的劝告：“在我看来，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坚持从我们当中找出原型，塑造出一致的坚实的虚构人物。他们选择一种普遍的特点，进而安排和解释人的所有活动，使之适合他们的画面；假如他们不能使这些特性足够扭曲，就动手把它们异化。……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相信人的一致性，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相信他们的不一致性。”他声明，我们自身在这么多时刻变成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结果，“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不同，就像我们跟他人的不同一样多。”这件事分析起来太复杂；他承认、可以作这样的努力去“探索内里，找出是什么发条驱使人们去行动。”但是，他警告说，“由于这一行当又难又危险，我希望更少的人去参加。”提醒一下，这话是四百年前说的。
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作新闻报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着的。他写道，“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著……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
那就像跟一个交往了很久的朋友任心交谈。有时会出现沉默。这种沉默不但被允许，而且还得到鼓励。本着当时的风尚，每一页上都有摘自经典作家的语录，这些摘录打断了文本，对这些地方的作用通常是让人歇口气，不要求多么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