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骑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应用于军事训练、作战，也作为杂技演出供人娱乐。在《盐铁论》和《西京赋》中均记载了马戏演出活动，在山东沂南出土汉墓石刻壁画像中，有杂技艺人表演马术和戏车的精彩图像。据《南齐书·礼志》记载，晋代中朝元会时，设有“卧骑、倒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进行马戏表演。唐太宗李世民因是在马上打天下的，因此极精于骑术。唐玄宗李隆基精于多种技艺，也是骑术高手。李隆基手下的梨园弟子，为他训练了不少“舞马”。这些“舞马”可以在乐曲的旋律伴奏之下，足踏着节拍，表演出激烈的动作。有时还命令一壮士举“一榻”，让“马舞于榻上”，而乐工数人则立于左右、前后，为其伴奏。据《旧唐书·乐志》和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等书记载，李隆基宫中训练的“舞马”，在“安史之乱”后有些散落到军阀田承嗣手中，田承嗣不知这是宫中舞马，将其混杂在一般战马之中。一次，田承嗣在军中召开大型宴会，演奏散乐，“舞马”闻弦歌不禁翩翩起舞，田承嗣是个粗人，不懂得艺术，误认为是妖孽，令手下武士当场将“舞马”打死。关于唐代“舞马”的事，在诗文中记载颇多，武后时大臣张说作《舞马》诗六首，其一云：
贾昌在骊山温泉宫前指挥“斗鸡”表演，最为动人。他头戴雕翠金华冠，身穿锦袖绣襦斗鸡服，手执铜铃、鞭子指挥群鸡，分成若干对相斗。斗鸡在贾昌的鞭子下，动作时高时低，时急时缓，极有法度。斗罢，群鸡排成大雁飞翔时的队列，随着贾昌回鸡坊。贾昌的表演令同来为宗亲贺节的伎艺人叹服不已。斗鸡之风，一直延续到唐末，昭宗时大臣韩偓，见藩镇割据，连年混战，唐室岌岌可危，遂作《观斗鸡偶作》：
此诗又题作《开元杂题七首》之一，是追忆唐玄宗在千秋节时命马舞于勤政楼下事。
描述了驯犀由海蛮贡献至长安，在大明宫拜舞表演的情况，说明在唐代驯犀、驯象，也像驯马、斗鸡、玩猴等一样，都是杂技的一种。
垂衣受金册，张乐宴瑶台。
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
象戏和犀牛戏在唐代也有较大的发展。我国古代驯象技术渊源甚长，传说在舜禹时代就有象、鸟耕田的事。东汉人王充《论衡·书虚》中记载：
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
杨坚病逝之后，由他的次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杨广喜欢杂技娱乐，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他为了向来朝的突厥染干夸示中原的昌盛，“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招待来宾。演出后，使“染干大骇之”。此后每年的正月，在“万国来朝”之日，他令人在端门外、建国门外或天津街前表演“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往往“绵亘八里，列为戏场”。演出从早上直至深夜，时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才结束，耗费国库的钱“巨亿万”，“百戏之盛，振古无比”。隋炀帝觉得自己每日高坐在看台上观看演出，不能满足兴趣，有时还要换上便服，混入人群中“往观之”(《隋书·炀帝本纪》)。
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
李渊、李世民父子，乘隋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在太原起兵，他们镇压和收降了各路义军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建立了李唐王朝。他们震慑于人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了让步政策，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又加上官方的重视提倡，使杂技艺术得以大幅度发展，出现了百戏繁荣的局面。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wan晚〕丧车。
杂技艺术在先秦称“角抵”，汉代称作“百戏”，在唐朝受北齐影响称曰“散乐百戏”。唐朝初建时，没有比较完备的杂技组织和训练机构。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唐高祖李渊登基后，起初“享宴”时沿用隋朝旧制“九部之乐”，后来又分为“立坐二部”，即立部伎、坐部伎。演奏乐曲归坐部伎，杂技为立部伎。唐初宫廷内伎艺人，由太常寺别教院掌管，人数不过数百，要想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活动，还要根据具体所需，从各地征调伎艺人入京。在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宫中设置内教坊，由“中官人”(太监)掌管。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改内教坊为云韶府，仍以“中官人”掌管(详见《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盛极将衰的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享乐，将教坊机构加以扩大，除了在皇廷蓬莱宫侧设立教坊外，又在西京长安光宅坊设右教坊、仁政坊(一作“延政坊”)设左教坊，在东京洛阳明义坊南、北两面设右、左教坊。其中右教坊善歌，左教坊善舞，立部伎大多在左教坊。在开元初年，教坊已不隶属太常寺，由宫廷派中官为教坊使。渐渐地太常寺变成了专门主管礼仪祭祀乐舞工作的机构，而娱乐性演出活动则由教坊来负责。由于教坊从严肃的祭祀法坛解脱出来，所以它服务的对象也由先前的皇室逐渐扩大为贵族官僚统治集团。内教坊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它的演出活动直接听命于皇帝，不过教坊中伎艺人也有一定的自由，他们可以接受王公大臣的邀请，出宫参加演出活动，甚至还可以请假到外地去演出，类似今天的“走穴”。
马戏从唐代大发展之后，至宋朝在马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有“騗马”“献鞍”、“倒立”、“拖马”、“镫里藏身”、“豹子马”等难度惊险的动作，最后还要双方“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技巧惊人。清代上接唐宋元明，下启今世，在马戏上贡献更为突出，清代郎世宁画的《马术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八旗子弟从事骑射训练的情景。
图12 戏鸟婴童(见《中国民间传统节日》)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唐代象戏最为发达，外邦藩国进贡大象极多，仅在唐文宗时，藩国进献的大象累计就有32头。唐穆宗时，曾命人将这些大象释放到荆山之南。大臣独孤受作有《放驯象赋》记其事，受到了穆宗的赞许。诗人陆龟蒙有《杂技》诗记驯象、驯犀事，云：
图14 《晋书》“驯象”图(见《三才图会》)隋文帝杨坚用武力统一了北方和江南，使当时社会由“乱”而走向“治”。他为了表示自己励精图治，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明令“禁杂乐百戏”。他为遵“圣人遗训”、“制礼作乐”，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更斥“鱼龙杂戏”为“郑、卫淫声”，要将其残存于“乐府之内，尽以除之”(《隋书·高祖本纪》)。因此，他将官方太常寺所辖的百戏艺人全部解散，放逐到民间，令其自谋生路。隋文帝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扼杀杂技艺术，使其自生自灭，但在客观上却迫使许多著名艺人走向民间，对杂技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凡戏，辄〔zhe哲〕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
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xiang湘〕轻步应金鞞〔bing丙〕。
图13 斗鸡图(见《三才图会》)……
描写笼马人穿着彩衣，执鞭于床上，小步往来，马蹄皆能应节奏作舞姿。晚唐时诗人陆龟蒙也作《舞马》诗云：
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
唐玄宗李隆基本人酷爱歌舞和杂技艺术，又喜欢纵情娱乐，据《新唐书·礼乐十二》记载：
唐代驯犀戏也很发达，大诗人白居易有《驯犀》诗记其盛况：
驯鸡、斗鸡这种杂戏出现于先秦时期，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季，年轻时就喜欢驯鸡、斗鸡。在《西京杂记》中还记载，汉成帝刘骜时，交趾国(今越南)献“长鸣鸡”。这只鸡报时非常准确，“长鸣则一食顷不绝”，还有一种本领“长距善斗”。汉代鲁恭王也喜欢驯养“斗鸡、鸭及鹅雁”等，每年投资“二千石”，相当于九卿、郎将、京兆尹、知府郡守一年的俸禄。在《太平广记》卷四六一“祝鸡公”条记载，汉代洛阳城外有位祝鸡公，是位驯鸡、养鸡的大户，他养鸡“千余头”，“鸡皆有名字”，“暮栖树下，尽放散之”。因为他驯鸡、养鸡的时间很长，经验极丰富，达到神妙的程度，只要他一叫鸡的名字，“即种别而至”，后来传说他登吴山成仙，常有“鸡雀数百”出其左右。此事出自东汉年间成书的《列仙传》。魏晋之际斗鸡颇盛，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在京师郊外建斗鸡台，为娱乐的场所。曹植作有《斗鸡》、《名都篇》诗文，记载了他与曹丕斗鸡，以及曹睿建斗鸡场的情景。建安七子之中的应玚、刘桢都作有《斗鸡诗》，描写了“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翅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的斗鸡情景。六朝时的刘孝威、肃纲、庾信、王褒等都写过观看斗鸡的诗文。此风至唐代大盛，斗鸡活动多在农历寒食前后举行。唐高祖时任吏部尚书的重臣杜淹，曾陪同当时为秦王的李世民观看过斗鸡，并应命作《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诗云：
长翅频扫阵，利爪屡通中。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驯象的杂技，在宋元间仍有一些发展，据《东京梦华录》卷一○记载，宋室遇大礼之年，便在京师教车象表演，“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往来一遭”。一般是大象七只，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pi皮〕鼓十数面，由执旗人戴紫衫帽子，手执短柄铜钁尖刃驯象。至明清之际，驯象仍兴盛，明代大画家、戏曲家徐渭，清代诗人硕亭，均有诗文咏其事。但驯犀牛事，却渐渐失传了，至今已无人能继承此技。
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
象和犀牛都是极大的动物，其体积远在狮虎之上。陆龟蒙在《杂技》诗中称其为“角抵豪”，大概是指艺人们驯练大象、犀牛作角抵戏动作，类似今日西方斗牛的角力游戏，不过不是人与兽斗，而是象与象、犀牛与犀牛之间的角力游戏。
云风休征满，鱼龙杂戏来。
描写了斗鸡浴血拼斗的情景。在我国古代驯鸡、斗鸡规模最大、风气最盛时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在做藩王时，即喜欢“斗鸡”活动。李隆基继承皇位后，在太上皇住的大明宫和自己住的兴庆宫之间建筑了一座鸡坊，又从京师城郊征选雄鸡千只在坊中驯养，并从“六军”中选调500小儿专门为他驯养这些雄鸡。由于皇帝好斗鸡，于是亲王、外戚、公侯、大臣们都争先效仿，不久长安城里的百姓，有不少人也以斗鸡为业。玄宗手下长刀亲卫贾忠之子贾昌“趫捷过人”，“善应对，解鸟语”，是位驯鸡的能手。他小小年纪就被玄宗选入宫中充当“鸡坊小儿”，后因身手不凡，晋升为鸡坊500小儿长，受到玄宗特别宠信。贾忠死后，贾昌扶灵柩亲葬雍州，沿途官吏为了巴结他，竟征派民夫护送，故当时民间流行《神鸡童子谣》云：
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亦云：
白日凫鸣无意向，唯将芥羽害同群。
用斗鸡场上的互相拼杀，比喻藩镇争夺地盘互相残杀。驯鸡、斗鸡在今日已不见了，但在湘西却流传下一种乐曲《竹鸡戏斗》，由许多人用铜锣表演，用音乐声模拟斗鸡时声音，极传神。
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
何曾解报稻粱恩，金距花冠气遏云。
从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唐室就比较强盛，经过贞观之治及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使唐室更加强盛，遂有四邦来朝，举行“观酺〔pu 菩〕”以酬宾。唐初诗人陈子昂作《洛城观酺应制》诗云：
万玉朝宗凤扆〔yi 以〕，千金率舞龙媒。
看来在唐代观百戏时，常常分为两队，以决胜负，带点赌博性质。张祜作《热戏乐》诗记其事：“热戏争心剧火烧，铜槌暗执不相绕。上乐失喜宁王笑，百尺幢竿果动摇。”由于李隆基酷好歌舞、杂技，他手下的伎艺人，“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出任官吏，故罗隐作《感弄猴人赐朱绂》诗讽刺云：“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足见唐室对伎艺人是比较重视的。李隆基为了充实文化生活，专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乐舞机构——梨园。梨园的规模比较大，有300名男艺人住在禁苑的梨园，数百名女艺人住在宫中的宜春北院。由于李隆基经常到梨园亲自参加排练和指导伎艺人演奏技艺，所以凡是入梨园的乐工统称之为“皇帝梨园弟子”，连选入梨园的宫女也被称作“梨园弟子”(《新唐书·礼乐志》)。此外，长安太常寺所属有梨园别教院，传习“法曲”，洛阳梨园新院演出“俗乐”。这两个乐舞机构，虽然也称作梨园，但比起宫中梨园内伎艺人的水平要低一些。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自汉代之后，象被视为吉祥物，有“山出象舆，瑞应车也”的说法。佛教中普贤菩萨，梵语作“三曼多跋陀罗”，他与文殊菩萨，梵语作“曼殊室利”，同为释迦牟尼佛的两胁士，普贤菩萨常常骑着“六牙白象王”(《添品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往来于世上。据《华严经论》记载，“普贤乘香象王者，表行庠序为威德故”，佛门对其甚尊。《晋书·舆服志》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后，“南越”(今两广一带)人献上“驯象”，他很高兴，令人制成象车，一次在“元正大会”上，他让数十人吹吹打打地乘着“象车”“入庭”，进行精彩表演。
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盼鼓凝骄躞蹀〔xie die谢蝶〕，听歌弄影徘徊。
拜象驯犀角抵豪，星丸霜剑出花高。
记叙了东都酺宴时歌舞、杂技演出之盛况。据《旧唐书》内《音乐志》、《玄宗本纪》等记载，每逢年节和皇帝的生日“千秋节”时，唐室要在勤政楼设酺宴招待“贵臣、戚里”，以及各国使节和各民族酋长，并演出散乐百戏“以娱之”，其中“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在《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演出时包含的杂技项目有：舞盘伎、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高縆伎、缘竿、猕猴缘竿、开椀〔wan晚〕、珠伎、丹珠伎等，内容相当丰富，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