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
“巴俞”，即《巴俞舞》，为西南少数民族板盾蛮的舞蹈。“都卢”，又称作“都卢寻橦〔tong童〕”，“橦”是指木竿，“寻橦”，指很高的木竿。都卢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指一座山，有人认为是国名，有人认为指的是缅甸的“甘夫都卢”，那里是热带，竹林很多，人们因此多喜欢练攀缘之技；还有一些人考证为战国时“侏儒扶卢”技的发展。“漫衍”、“鱼龙”，是指化装成鱼龙、鸟兽的舞蹈，其中还夹杂着大型幻术。“角抵”，即表演“两两相当，角力、角伎、艺、射、御”(《史记·大宛列传》文颖注)等先秦时的古老杂技。
跳丸、弄剑、踰锋、投狭、履縆、登幢……
此中除了在总会仙倡、曼延之戏中一些内容为纯正歌舞外，其余几乎都是纯正的杂技。大致包括有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xian先〕锋、跳丸、跳剑、走索、倒立、滑稽表演、马戏等节目，从内容上来看，在当时的杂技演出已经比较完备了。
其三，表演走索。有三个女孩在绳上表演，而绳下却倒插着四把尖刀。左右两个女孩在绳上轻盈跳动，中间的女孩两手握着绳子在两脚朝天拿大顶。这一图像显示出杂技艺术技巧的精妙，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演出还带有较大的危险性。雕像下面和右边是鱼龙曼衍图。有人扮成凤鸟，有人戴着兽形面具，拿着蛇形道具，有人翻筋斗，还有一条用人和动物扮成的龙，驮着一个大瓶子，有一女子正站在瓶口舞动带有流苏的长竿子表演。在龙的前后，各有一人，左手拿短梃，右手晃动摇鼓，似在与这女子配合演出。
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在京师长安举行了一次轰动中外的迎宾百戏大汇演，在“三百里内皆观”，此事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武帝本纪》内均有记载，在《大宛列传》中还记载有西域和埃及的“善眩人”，即精于杂技的魔术师，也被请到中原来参加大规模的演出活动，互相学习，交流技艺。
汉高祖刘邦灭了秦、楚，定鼎兴邦之后，国势并不太强盛，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强敌。经过了文帝、景帝之治，到了汉武帝刘彻时，国势才强盛起来。他两次派兵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入侵的顽固势力，巩固了边防，使社会生活日益安定。汉初在经济上兴修水利，推行了新田器和新耕作法等进步农业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民间舞蹈、杂技艺术也相应得到发展。为了适应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需要和追求娱乐的需要，汉室十分重视杂技与舞蹈的演出活动，使先秦时期的角抵戏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吸收了外国的歌舞、杂技、幻术的成果，使之推陈出新，成为丰富多彩杂有众技的表演方法，称之为百戏。
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汉书·武帝本纪》)。在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招待来京师的“四夷”客人，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汉书·西域传》)。
这巨幅汉代雕刻图画，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杂技表演的形式和规模，说明了我国杂技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汉代“观”很多，“观”是古代的一种有楼的较大的建筑物，仅在长安城内就有24个“观”，用来求仙、观览、宴乐、游戏。其中“平乐观”是专门用来表演各种杂技、舞蹈的场地。由于当时汉室强盛，四邦来朝，因此用杂技、舞蹈来接待外宾的活动较多，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引起文人的兴致。李尤在《平乐观赋》中，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杂技场及演出的情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等杂技项目，足见这些是晋代最常见的、最受人欢迎的节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马戏、猴戏和幻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出现了狮子舞。这些项目不仅发展了先秦、两汉的杂技艺术，还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其二，雕刻着一组乐队，正在击罄、撞钟、吹埙〔xun薰〕、弹琴，也有的敲打着有羽葆的建鼓，用乐声伴着演出，用音乐节奏指挥演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技艺术，在两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在《西京杂记》、《抱朴子》、《晋书》、《邺中记》、《出三藏记集》、《南齐书》、《隋书》、《太平广记》等书中均有记载。晋代傅元《正都赋》中谈到：
其四，马戏表演。左右有二个女子在疾驰着的马上或双手按在马背上双足腾空，一手持戟，或舞动一根长长的带有流苏的绳子。在中间是一辆由三匹马拉着奔驰的戏车，车上有一人架车，左手握三条辔绳，右手拿着马鞭。车厢内立有两根长杆，其中一根杆上贯穿着一个大鼓，鼓上数尺长竿设有平板方架，板上有一小儿双手按架，两脚朝天拿顶翻腾，有四人在厢内吹箫、吹笛、击鼓伴奏。另一长杆上有平板方架，下有长长的流苏，似是一种百戏演出的标志旗杆。在戏车后面，有三人前面放三个鼓，各左手拿长梃，可能是击鼓兼护场子用的器物。
等杂技项目。晋代葛洪《抱朴子·辨问》中记载：
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技，造五兵、角觝、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縆〔geng耕〕百尺、长趫、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魏书·乐志》)
此中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就是比较大型的幻术。
这段史料中的太宗，指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在演出百戏时由音乐伴奏，主要是大曲。大曲是有头有尾的一整套曲子，杂技表演只有适合大曲的要求，才能起伴奏的作用，因此也就需要杂技有一套能与之相适应的比较完整的内容。到了北齐时，杂技又有了新的发展，据《通典·乐六·散乐》、《隋书·音乐志》载，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年间(公元570—575年)，有：
汉代的杂技演出，并不局限于皇室、内廷，在民间杂技演出活动也很风行。在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东汉墓中，发现了石刻壁画60多幅，其墓穴中室横额上的乐舞百戏图，生动地描绘了古代杂技的精彩表演，很可能是反映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民间杂技团的演出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幅巨型汉代雕刻，从左到右，可分为四个部分：
东汉时期，虽没有搞过像汉武帝接待“四夷”客人时搞大规模的中外大汇演，但在每年正旦，仍举行杂技演出，并由天子亲临德阳殿，接受百官朝贺。据《晋书·乐志》记载，在演出时有“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yi义〕日”，后来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还有两位女杂技艺人，以大红绳系在两根柱头，相去数丈，她们“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汉代张衡在《西京赋》上，对东汉时期的杂技表演加以形象描绘，“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奓〔she奢〕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牴之妙戏”，大致可分为五大场面：(1) 百戏。(2) 总会仙倡。(3) 曼延之戏。(4) 东海黄公。(5) 侲僮程材。
杂技艺术发展到了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得到曹操父子的重视，他们从政治上的需要出发，召集各地艺人、方士入京，加以整编，一来可避免奇才异能之士聚众谋反，二来又可供宫廷娱乐。到了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天兴六年(公元403年)冬，举行了大规模的杂技演出：
其一，表演“跳丸、跳剑”和“戴竿”。左上角有一个长须的人，在弄四剑、五球；稍右一人额上顶着一根十字形的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儿，全身倒悬，在空中翻转着，这正如张衡《西京赋》所形容的：“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的高难惊险动作。在竿的顶端放着一个圆盘子，有一小儿正用腹部撑在圆盘子上高空旋转。下面有一人在七个盘子前面作舞蹈动作，大概是在表演动人的七盘舞。
都卢缘竿、跳丸、掷掘、飞剑、舞轮……
